中国古代文学包罗万象，仅从文体角度，便有着分类众多且各备所长的特点。属中国古代散文类型之一的奏议文，其产生与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奏议制度下逐渐形成文体。
秦初奏议制度的确立伴随着奏议文的形成，此后在历代史著、文集汇编中皆可见奏议篇章之记载与收录。在不同发展时期又生成多种称谓，如“上书”、“奏”、 “表”、“议”等。凡为臣工进献于君王之上行公文篇章，关涉国家政治制度、礼乐典章、军务战事、财政民生等政务，皆为奏议之文类范畴。
奏议文的来由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周代诸侯分封制，进入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时期，相较于两周，尤其是春秋战国天子失权，诸侯群起纷争之际，始皇帝在公元前 221 年所建立的，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帝权，君臣关系进一步明确与紧密。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中央集权制下的君臣朝堂议政成为治政定式，一国之君，难以独当繁重复杂的国家政务，需要臣子为其分担，在臣官提供的治政建言中，君主适当借鉴并听取；而对于臣子而言，辅助君王治政，通过撰写奏议类篇章，就具体政务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提供策略，是其所处臣子之位应尽的职责，也是其治政能力与水平的体现。
先秦时期孕育在天子与诸侯、王畿之臣关系，诸侯与隶属诸侯国官员关系中商议国事的治政方式，在秦朝真正确立为君臣共同参与的朝议制度。朝议制度就国家诸方面问题进行商榷，伴随这一制度孕育阶段以及确立时期而产生的，是奏议类文体的形成。
奏议类文章即臣官向君主陈说关于国家政要方面理观点与方案时，所形成的文本，朝议制度在历朝历代的实行，使得奏议文作为一种文体在后世不断实现创作的延续与发展。
这种朝议制度为后世历代所承继并发展，而朝议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文本，即臣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君主进行陈政后，所形成并遗留下来的文字篇章，历代称之为“上书”“章”“表”“奏”“议”等，虽名号不同，但从文体学角度考虑，可将之统一归纳为奏议类文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议制度与奏议类文体是制度与文体的关系，制度的确立伴随着文体的形成。
自汉武帝以儒术为独尊后，践行儒家学说中倡导的以礼治国，许多礼仪逐渐确立为一种制度，作为世人合乎相应礼义思想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而存在，并为人所遵循，因此礼制层面的问题，是治政的内容之一，也会成为君臣议政中的主题，则礼仪制度与奏议类文体之间，是内容与文体的关系，又可从内容上将奏议类篇章划分出礼制类奏议文。
奏议文的演变
依据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可知，在上古便已出现了自下而上意义的“奏”，指在下者对在上者的陈言，但“奏”不一定指的是形成篇章的文字，而有可能指一个具体的行为动作。仇海平即以为“‘奏’”在先秦文献中用作动词，是一个具有礼仪规范的惯用语，尚未从行为方式转换为相应的文体名称。
至于《尚书》这本作为上古时期记载了许多臣子对君主劝谏典谟之言的历史文献，一方面，其中的君臣关系是相对宽泛的，即使是周代分封制下，也存在着多种而不是单一的君臣关系：周天子与王畿之地的臣子、诸侯与各自封国的臣子。
后世奏议类文章，不仅仅体现为上级与下级，更多地强调单一向的君主关系，而即至高君主与万千臣子，故而在中央集权制建立之前，先秦时期的“奏”，一方面仍仅指一种行为动作，另一方面，“奏”涉及的以下对上关系，在君臣意义的指向上是多重的，故而将先秦时代作为朝议制度与奏议类文体的萌芽期，应当是较为合理的。
历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国家，秦朝正式确立了朝议制度，君臣之间关于国家政务的商讨方式得以确定，从臣官角度而言，臣官可以通过朝议觐见时将奏议文呈递君主，或直接在朝堂上陈己的治政观点，大多时候是送至相应机构，由其代为传达。
朝议制度的确立，使得君臣关系的单一指向进一步明确，而臣子的奏政，也从方式上进行了固定，即主要通过撰写论述时政的文书进行君臣间的商讨，将这些朝廷文书从文学体裁上进行归纳，便形成了奏议类文体。
朝议制度为后代历朝所沿用，与之并行的奏议类文体从篇目数量、细化分类下的称谓，以及文学特征与风格等方面，都在不断丰富、变化与成熟中，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体裁之一。
朝议制度与奏议类文体在后世呈现为以继承为主的发展与变化。自秦以后，朝议制度为历朝统治者所延续采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统治者对政治制度进行的调整，也会使得朝议制度在国政事务的决策形式上发生了一定变动。
秦朝最初仅立宰相，到了汉武帝时期，建立以尚书为中心的内朝与宰相相抗衡并逐渐取代相权，如此一来，对于臣官呈递的奏议文中谈及国政的决策权，就出现了在不同机构中的转变。
同样，与朝议制度相伴而行，作为一种文书传递于君臣之间的奏议类文体，不论是从名称的数量与使用上，还是给不同名称的奏议类文体所定义的具体职能，也都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先秦时期七国皆称的“上书”，秦初改为“奏”，汉代形成的“章”“表”“奏”“议”四品，置八仪后“封事”，到魏初的“启”。
奏议文的分类
仅《文心雕龙》中所论，可知同为臣子上呈给君主，以谈论国事为主要内容的文书，在古代文体分类中，便可依据使用于不同的内容，进而划分成诸多种称
谓。但据刘勰的阐述，也可知，实际上不同称谓对应不同用法的奏议类文体，在使用的划分上，其界限并不是严格分明，而是有所交叉、重合乃至可以囊括的关系。
以“奏”为例，它既可以作为狭义含义时用于按劾，也可以在广义上作为奏议类文体的一个总称式概念；而“启”在晋代的高频使用，以致可以起到等同于表和奏两种文体所代表的作用。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从一个大的类别上来看，以上文体都是作为臣子向君主的进言，所谓的陈政、急变、弹劾、执异的区别，从内容上看并不是截然区分的，如出于执异所上的议，未可言其不属于陈政，以及尚有陈政与谢恩等多种内容并存的奏议文等。
可以说，奏议类文体中许多称谓的产生与使用，是侧重于奏议类篇章的某一特点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是以汉代形成章表奏议四品；但从文体的基本特点及与其他文体的根本性区别来看，它们同属于奏议类文体的范畴，共性特征之下，故而“启”可以等同“奏”“表”，“奏”可以作为奏议类文体的总称。
后世还出现了“弹”“劾”“封事”等奏议类文体称谓，同样是在文体共性基础之上，为突出个性特点，将文体进行作用上的侧重区分后使用的。
其实不仅局限于奏议类文体内部会产生这种文体含义上的交涉，以“论说”体为例，作为一种共性，它存在于多种文体中，既可以是对诸子学术的个人著书立说，也可以在奏议文中，作为一种劝谏说理的表达方式而得以具体展现。
需要另加说明的，是“策”这一文体。策是议的别体，这是就议与策在内容上都是陈政献谋的共同点而言。策这一文体，也可指古代君王选拔人才以充备臣官之列时，应试人依据朝廷颁布的诏令进行个人治国理念、政务方案的阐述，将这样的文章称为策。
后世隋唐形成的科举制度，其中的科考文章沿用了“策”这一文体称谓并有所发展，故而对于“策”这一文体，只有以臣官身份应君主诏令进行对策者，才属于奏议文的范畴；对于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中形成的策文，应当是被奏议类文体排除在外的。
总之，就奏议类文体而言，在臣子向君主进言这一相同特征上，又可依据在不同时期的使用区别，划分为侧重于文体某一方面特征的章、表、奏、议、启等多种文体称谓，对此，应当将它们作为一个大的文体类别之下的细化或者别称来理解，它们或者存在明显的相互区别，或者是可等同并包含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