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国民公会成立前夕，一些观察员乐观地认为此前数届议会中的派系分争问题将得到彻底的解决。普鲁多姆在9月初写道：“现在，再也没有你我之分，我们将团结一致。这种非常理想的必要的统一将让我们事半功倍。”然而，在公会成立后的几天内，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代表们就开始相互攻击，此前国民议会中斐扬派和雅各宾派对立的态势再次重演。

在头几个月里，这种对立仅涉及少数代表。1793年1月，据维内描述，“各有约五十人”就座于整个公会大厅两端，绝大多数保持中立的代表则就座于会场中央，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平原派”。然而，敌对代表中的许多人将在后来成为公会辩论中最积极的发言人，他们的相互仇恨也将给整个公会带来深远影响。吉伦特派的核心领导仍然是此前主导立法议会的那几位，包括布里索和三位来自波尔多的律师－韦尼奥、让索内和加代。

来自马赛的充满激情的年轻演说家夏勒·巴巴卢，以及两位前任代表热罗姆·佩蒂翁和弗朗索瓦·比佐也加入到了吉伦特派的阵营中，后两位都曾是罗伯斯庇尔最亲密的合作者。同时，内政大臣让－马利·罗兰也是核心人物之一，他和妻子玛丽－简的公寓是吉伦特派的主要聚会场所之一。此外，一众新当选为代表的记者－卡拉、戈尔萨、卢韦和杜劳尔－与布里索本人一起，帮助维持吉伦特派在巴黎出版物中的正面形象。罗莎莉·朱利安的丈夫是一名坚定的山岳派成员，她为山岳派失去了如此多曾经的战友而感到悲伤。

其中，尤其让她感到痛心的是雅各宾派曾经的领袖之一、巴黎市长佩蒂翁的“叛变”；“好人佩蒂翁”已经不复存在，她感叹道，“这样的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邪恶？”另一方面，山岳派的领导核心主要由来自巴黎的激进分子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巴黎公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的退伍军人，如丹东、马拉、德穆兰、科洛·德布瓦、比尤－瓦雷纳，当然还包括罗伯斯庇尔。

一小部分省级代表也加入了山岳派阵营，如第戎的克劳德·巴吉尔、阿图瓦的菲利普·勒巴以及以脾气火爆著称的让邦－圣－安德烈。几周之后，来自克莱蒙一费朗的罹患偏瘫的律师乔治·库东以及来自阿图瓦的面容冷峻的演说家安托万·德·圣茹斯特也成为山岳派的中坚力量，后者是公会中最年轻的代表。与此前立法议会时期一样－－山岳派坐在大厅里位置较高的一侧，正对着大厅另一端的吉伦特派。

尽管许多山岳派成员私交甚笃，但他们的聚会并不像吉伦特派那样是私人“沙龙”，而是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公共场所举行。由于雅各宾派已无法再沿用“宪法之友”之名因为此前的宪法已经作废，他们转而采用了“自由与平等之友”的名字。到1792年10月，许多成员都佩戴起红色的“自由之帽”，并与巴黎劳动人民站在了同一阵线。正如雅各宾派和斐扬派早先的分裂一样，通常很难说清个体加入其中一方，或是大多数人试图避免站队的具体原因。

在成员的年龄和职业分布上，两大阵营都极为相似。也许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成员的籍贯。公会中的山岳派成员几乎来自全国各个角落，只有4个省份没有代表。至于吉伦特派成员，极大一部分来自距离巴黎相当远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法国边境城市，多达28个省份没有代表。但总的来说，两派成员并不像许多人所猜想的那样集中来自主要的商业城市；实际上，不管是山岳派还是吉伦特派，成员中来自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人数比例不相上下。

在所有人的设想中，各个阵营之间是求同存异的，各派之间大体上是密切合作的关系。例如，在9月21日，所有派别都对废黜君主的决定表示赞同，尽管吉伦特派作为立法议会的主导势力对这一决议持保留态度。又如，两大阵营都声称支持人民主权的一般原则，主张镇压逃亡贵族和顽固派神职人员，并坚定不移地支持对外战争。但论及两派的核心分歧，其中一点就在于对待巴黎平民的态度。两大阵营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此前议会时期的遗留问题。

受雅各宾俱乐部及其激进派选民的影响，山岳派极力歌颂人民。皮内特称山岳派是“当毫无保留地信任着他们的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将拒绝妥协并愤而反抗”的群体。与之相对，布里索和其他吉伦特派成员则对巴黎群众表现出了反感，无论他们曾经获得过多少来自民众的支持。山岳派对人民的歌颂在他们的眼中无疑是对暴徒的逢迎，他们大力批评山岳派为“无政府主义者”“混乱者”和“九月屠杀的追随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派系斗争的日益激化，吉伦特派似乎将自己放在了山岳派所有主张的对立面，正如过去斐扬派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反对雅各宾派来定义自己一样。在国民公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两天后，十几名吉伦特派成员对他们的对手发起了精心策划的正面攻击。

攻击的焦点在于九月屠杀，吉伦特派强调山岳派和公社成员应为此事负责。尽管在大屠杀中，不少吉伦特派成员也支持或至少默许了这些杀戮事件，但他们现在声称对此感到愤怒。这种意见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由布里索和罗兰驱动，他们对公社在9月初向其发出逮捕令一事耿耿于怀，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杀的企图。韦尼奥、布里索、巴巴卢、比佐、拉素斯、朗热内等吉伦特派成员相继发表演讲，他们谴责屠杀事件并称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在当中起了煽动作用，以期借暴民之手来铲除竞争对手，好让自己成为独裁者。甚至有人暗示山岳派领导层与外国政府秘密结盟。

以巴巴卢为首的吉伦特派成员号召各省的有志之士在巴黎举行游行，但不再像过往那样是为了支持巴黎民众和推翻君主制，而是为了保护国民公会免受巴黎暴民的威胁。随着辩论的深入，布里索等人提议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以期逮捕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并将其驱逐出公会。起初，面对这样猛烈的攻势，山岳派领导层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尽其所能地一一驳斥了对手的指责，否认了所谓的独裁统治计划和在屠杀事件中的任何串通共谋行为。

包括塔里安、法布尔·代格朗汀、巴吉尔和比尤－瓦雷纳在内的数名山岳派成员都起身辩护自身的主张。丹东甚至小心翼翼地与马拉划清界限：“我担心他长期居住在下水道的生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他的灵魂。”尽管双方在9月份的争论中能分出高下，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争论迅速扩大成为一场舆论的混战。从秋天开始，布里索通过各种出版物直接向国民控诉山岳派，而担任内政大臣的罗兰则利用职权之便直接向各省下令发动针对对手的攻击。

同时，吉伦特派还威胁将从各省召集国民自卫军，这一威胁显然十分奏效。很快，在未经公会批准的情况下，第二代“结盟军”部队从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抵达巴黎。10月下旬，一支来自马赛的队伍也抵达巴黎，并在街头游行。他们高呼“罗兰万岁”的口号，并要求处决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雅各宾俱乐部的反击是开除许多吉伦特派重要成员，然而事实上，当中的大多数人从去年夏天就已经不再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常会了。

在公会中，山岳派很快将其竞争对手称为“右派”或“黑人”，这些术语曾在制宪议会时期用于指代“贵族”，在立法议会时期被扣在斐扬派的头上。54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争执不下的局面，双方日益将对手妖魔化。让巴蒂斯特·卢韦于10月下旬在公会大厅对罗伯斯庇尔的攻击尤为引人注目。卢韦说道：“法国只有两个派别，第一个（吉伦特派）由哲学家组成，第二个（山岳派）由强盗和杀人犯组成。”在代表们的演讲和信件中，这种道德化的谴责言辞十分常见。

结语

吉伦特派成员柯尔贝称其况对手为“残酷的、极具煽动性的危险怪物”。山岳派方面自然也采取了相同的论调。罗伯斯庇尔的二分逻辑并不亚于卢韦，他向选民宣告：“共和国只有两个党派——优秀公民党和邪恶公民党。前者代表法国人民的利益，后者只关注自己的野心和私利。”山岳派指责吉伦特派“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来掩饰他们的贵族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