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日，蒋介石在奉化老家谋划调集三十七个师，分兵五路向西安逼近。他已经完成了彻底解决东北军、西北军的构想。当然，这次军事行动有一个照顾蒋先生面子的名称：演习。

毛泽东、张闻天迅速作出反应，联名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指出南京这次军事进副之用意是把东北军将领“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决定政治上发拥蒋迎张通电，军事上要以行动给张杨二部以支持。1月5日，又电潘汉年，让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实践诺言。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很艺术、很策略地写道：“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担保中国之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延安的首脑不会不知道这次军事进逼是蒋介石的旨意，把这次行动称为“演习”说不定就是蒋的“杰作”，但文章还是需要这么作，至少，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了你蒋介石干了一件丢人的事。在此之前，蒋介石和宋子文通过潘汉年，责备中共不该宣布西安协议，可见蒋介石还是要面子的。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让周恩来去奉化见他继续谈判，毛泽东发话了：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后，不为张学良第二，不去。”为了给蒋介石一个交待，周恩来给蒋复一封信，内称：“来承占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恩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蒋介石才没有心思把玩中共中央通电的艺术性呢！1月9日，他的三十几个师布好阵势后，他抛出了深思熟虑后的两个方案。甲案：东北军入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豫、皖，十七路军入甘，红军仍返陕北。

由于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加上中央军大兵压境，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开始分化。东北军内部很快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主战、主和两派，元老派主张在甲案基础上谈判，主战派则认为甲、乙两案都不能接受，主张先营救张学良回陕。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张学良已不能回陕甘，你应放弃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设想。杨虎城知道已回天乏术了。中共中央得到周恩来报告，知作战胜算甚少，且无几人响应后，准备接受甲案。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令他转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条件下接受甲案：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停止剿共并发经费；三、暂容一部红军驻陕南，以解决粮食困难；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以上四条应有蒋示手书保证。

毛泽东等人实在不敢再相信蒋介石的口头承诺了。但是，蒋先生就是写下白纸黑字，日后来个不承认，谁又奈何了他？历史没有提供蒋介石对书面承诺的精彩表演。他对红军最先表态同意甲案表示满意，第二天即让宋子文代他面告潘汉年：红军若是能迅速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央，则和平解决后定当抗日，给养自然概由中央负责，何至疑心中央军继续进攻？防地问题仍按原议，红军分成几块也不好，如陕北嫌狭，可向凉州以西发展嘛。对马部已下达停战命令，他不服从暂无良策。至于保证书一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子文转达已是证明。

毛泽东显然看出这是权宜的应付，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就要崩溃，为日后确保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决定把价码定高一些。22日收到潘电后，当即电示：请坦言告蒋，红军所虑是继续剿共，这种可能存在，红军来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以红军实数，每月最少需五十万，停止打土豪则毫无办法；请蒋给我们亲笔信，写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红军驻陕南，因为那里以前就是苏区。

蒋介石自然不会写这封信。他的谋略就要大获全胜了，没必要对共产党作出任何让步。此时，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已占了上风。这些握有实权的团营级军官为救张学良不惜一战，认为元老派接受甲案是为了取张学良而代之。27日，少壮派把火烧到了共产党头上，指责红军不帮他们打仗，究竟安的什么心？周恩来苦口婆心劝了大半夜，答应开会商量，少壮派代表才离开了。周恩来还没上床，南汉宸慌慌张张跑来了，报告了杨虎城的心事。28日晨三时，杨虎城把南汉宸从床上叫醒说：“我不反对你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做事，可是我希望你们共产党能替我打算打算。你们和蒋介石分庭抗礼，是平等的，我可是蒋的部下呀！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呀，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杨虎城大概想起了这样一句俗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周恩来犯难了，所有的共产党领袖和高级将领都犯难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答应一起打仗就是朋友，不答应则是敌人。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驱车至三原红军司令部，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商定：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跟他们一起打。同日，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三原会议的决定转告杨虎城和少壮派。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周恩来五人在王以哲家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是战是和。室外，少壮派实力人物旁听。周恩来表示红军将以另两方的意见为意见。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一致同意和平。杨虎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2月2日，少壮派率卫士营冲进王以哲家，将王乱枪打死。形势急转直下。驻防滑南的东北军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提出少壮派领袖必须离开西安。2月3日，东北军高级将领缪澄流等人纷纷表示愿意东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同盟自动解体。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驻西安。至此，西安事变放下了沉重的帷幕。现在可以算一算国共双方在这一事变中的得与失了。

蒋介石面对这惊心动魄的五十余天，可以获得惊、喜、忧三种感受。惊的是自己以领袖身分竟还经历了劫后余生的凶险日子；喜的是从此东北军已不再算作一股政治、军事势力了；忧的是共产党和红军毫毛未损，眼下无法找理由向他们动武了。

毛泽东个人开始重新续写《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剩下的零碎时间该干些什么？他把眼睛盯住了历史。1月31日，他给李克农写了一信，要李帮他买两套整个中国的历史演义。

买这些书决不是用来消闲的！他的地位和当时的情势已经剥夺了他作为普通人能常享用的“闲情”。他究竟想从这些演义中寻找什么？魏征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是，他为什么不去重读那些在长征途中仍舍不得扔掉的线装《二十四史》？那里没有《空城计》这类充满着文人智慧的杜撰，那里那些历史上充满血腥气的政治风云变幻常被遮掩得无法辨认。面对眼下正在发生的，他自己也扮了角色的大戏，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对手，他是否想从这些活灵活现的演义文字中寻找战胜强敌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