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缺口，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

中泰证券周岳最近发了一份报告，日前31省市上半年财政收支“成绩单”陆续发布，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轧差，仅上海市出现“财政盈余”。

计算方法很简单：用国地税收入与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之差，算出各地财政收支刚性缺口（或盈余）。

今年上半年，仅上海盈余942.6亿元，其余30个省均存在收不抵支的问题。

河南、云南和湖南等三省收支缺口最大，均为2300亿元以上。

其实，这个算法有问题，因为没考虑“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1994年“分税制”体系形成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一直保持在50%左右。

要知道，各个的地区发展，本身就是不平衡的，你肯定不能拿大西北的财政和江浙沪比，也不能拿东北和广东来比。

所以，地方上缴的财政收入，肯定要进行“转移”。

根据统计，每年的中央财政预算，有70%都会进行“转移支付”。

就连财政最强的上海，去年还获得了补助收入1119.3亿元。

周岳认为，用“财政自给率”这个指标会更客观。

财政自给率的计算方法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级税收+非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横向对比看，2021年上半年，我国有14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超过50%，排名前5的省市，依次为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和广东，占比均在80%以上。

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等省财政自给率不足30%，地区财政平衡性较差。

你看，用“自给率”代替“刚性缺口”，这样就合理多了。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地方财政是不是“收不抵支”，而是这项统计，根本没有把30个省财政的大头——卖地收入算进去。

前段时间，土地出让金转由税务部门征收时，蓝白就跟大家聊过，卖地收入，对一个地方的财政体系有多重要。

财政有四本账，最主要的两本，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是靠税收贡献的，比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

而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组成，也就是卖地收入。

在2019年，全国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是8万亿，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为7.2万亿，卖地收入占比高达90.1%。

不光规模大，增长速度更惊人。

2009年的时候，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为1.4万亿，相当于GDP的4.1%。

2020年达到8.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8.3%，规模增加了8倍，占比提高了1倍多。

看，这就是土地财政的威力。

分省来看，浙江（10608亿元）、江苏（9250亿元）、山东（6743亿元）、广东（6112亿元）和四川（4181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居于前列。

青海（245亿元）、宁夏（118亿元）和西藏（75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较少。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财政，很大程度是靠土地在支撑的。

这，才是最大的风险点。

在GDP考核机制下，地方是乐见土地出让金节节走高的，因为拍地模式是“价高者得”，肯定会推动地价上涨，进而使终端房价居高不下。

以土地抵押、注资城投公司，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

大家可以去看一份报告，以前跟大家聊过，开源证券赵伟发的《地方债务沉浮40年》，其中提到了一组数字：

在2020年，以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表示的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达43.8万亿元，地方债务率已经接近100%的警戒线，“滚动续发”、发行期限不断拉长。

在2020年，城投债募资注明用于“借新还旧”的比例已经超过85%，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环境下，这种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聊到这，大家应该就明白地方财政现在的处境了。

1，如果只看一般公共预算，也就是税收的贡献，绝大部分省份都不给力，当然会收不抵支。

2，加上“转移支付”，财政自给率会好看一些。

3，土地出让金，才是地方财政的香饽饽。

4，成也卖地，败也卖地，土地催生了太多的债务、推高了千百个城市的房价。

尤其是第4条，使居民财富鸿沟持续扩大。

一方面，有房族趁着房价飞涨，财富迅速膨胀，关键是他们还能用增值后的房产抵押融资，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农村宅基地不能流通，城市住宅自由转让，房价上涨自然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

因此，土地财政衍生出的财富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这种模式注定不长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为27540元，这意味着：有一半居民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不足2300元。

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2.56 倍，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城乡收入比约为1 倍；东部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居民的1.62倍；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信息互联网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农业的3倍。

此时，换做是你，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土地财政转型，对富人加税，开辟新收入税源，改变收入分配体系。

一句话：完善“三次分配”体系，才能摆脱“土地出让金”依赖。

比如，万众期待的房地产税、遗产税。

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史耀斌说过：（推出该税种）主要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个人财富的集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同时，筹集财政收入，用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

按照财政部数据，去年卖地收入是8.4万亿，扣除征地补偿款、土地整理开发等费用约60%，对于地方财政净贡献为差不多3万多亿。

现在全国房地产市值在300万亿以上，如果税率为1%，房地产税理论上可以和土地出让金贡献相当。

但这里有个前提，房地产税除了要“接班”土地财政，还肩负着“公平分配”的重任。

这就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居民住宅都是免征的。

如果按照家庭拥有住房的套数免征，中心城区的房子可能更贵；

如果按照人均面积免征，别墅等大面积住宅的价格可能会下跌。

所以，还需要其他税收手段的补充。

粤开证券罗志恒的报告说了几个手段：

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

通过宽税基、低税率做大纳税人规模，设置差异化的税率，鼓励科技创新、抑制娱乐行业畸高收入。

重点取消原征收范围中已经成为居民日帯消费品的税目，增加对新增奢侈品和高消费行为（如私人飞机、高级会所等）的征税。

鼓励慈善捐赠等三次分配行为，捐赠金额可直接税前扣除。

有朋友会说，这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聊多了挺没意思的。

没错，以上这些手段，已经说了很久了。

但，今年以来，高层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来看看时间线。

3月份，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自觉主动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

7月份，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8月份召开高规格会议，“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尤其是最近一次会议提及的“第三次分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比如我们的工资、分红、股权和房产等财产性收入。

二次分配是用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收入进行调节，兼顾效率与公平。

第三次分配，则是自愿地通过慈善、志愿行动等方式，去帮助、救济贫困、弱势群体的分配方式。

2018年，我国内地捐赠额占GDP总量比例仅为0.16%，而发达国家该比例通常都在1%以上，美国仅个人捐献就占到GDP的2%以上。

我国志愿者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为44%。

总之，从今年开始，摆脱土地财政的束缚，降低居民“刚性支出”领域的成本（住房、教育、医疗），绝不再是说说而已。

于是我们看到了教育“双减”，医药集采，八部门整顿房地产市场。。。

接下来，必然会迈出更多的实质性步伐。

正如高层今年1月份说过那句话：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