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傅抱石曾把婚姻比作一艘“船”，当女儿上了这艘“船”，父亲只能在岸上摇手绢儿。一旦翻船、触礁，父亲一概没办法。多年来驶过傅益瑶生命中的“姻缘船只”颇多，但她始终没有登“船”，也许这位水墨千金自有她的精神洁癖，也许再也没有一艘“船”可与高仓健媲美。

傅益瑶与高仓健，两个遥远的灵魂彼此欣赏、互相吸引，却是一段纯粹“柏拉图”式的关系。除了频繁的电话交往外，高仓健还会给傅益瑶写信，甚至成为她后援会的发起人，在她的画展上高仓健的花篮几乎从不缺席，最大程度地帮助了困顿时期的傅益瑶。多年以后，蓦然回首，傅益瑶内心依然充满了感激。

傅益瑶一生没有登上婚姻之船，但她却在艺术当中得到了寄托。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无疑。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终于熬了过来。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傅益瑶1960年与父母在南京玄武湖

父亲祖籍江西新喻，这地方位于袁水中游，老家罗坊镇章塘村是个穷乡僻壤，母亲在抗战期间曾随父亲从南昌逃难回过老家，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印象还是那么清晰，说得活灵活现，把我们笑坏了。母亲是第一次到父亲的老家，老家到底有多穷，父亲不敢先对母亲说。

那时他们是坐船去的，船在行进中，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有一片房屋，母亲就问是不是到了？父亲回答说，没有这么好。过了一会，看到不少茅屋，妈妈又问是不是到了？父亲说，也没有这么好。过了好久，总算到了，果真是最穷的地方，那时候雨过天晴已经三天，父亲老家门口还是一片泥泞；那里只有一座祠堂还有点样子，除此别无长物；父亲和村里人就坐在长板凳上喝山芋酒；晚上睡觉时，蚊子多得人不敢脱衣服……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画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因为超强度干活，父亲小小年纪就开始吐血，老板娘害怕了，便把父亲退了回来。我现在为什么要到景德镇去画瓷器，这也是一个原因。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

父亲后来在一位张姓老师的资助下解决了保证金问题，到学校一看，却发现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门房问他，你是不是姓孙呀？用“名落孙山”的故事来讥讽他，让父亲伤心欲绝。正在这时，恰好校长路过，告诉父亲是被保送的，所以榜上无名，父亲这才破涕为笑。

父亲除了上学，课余就在家帮助大人做绒花、耳勺子。父亲很聪明，手很巧，有时候爷爷敲耳勺敲不正，父亲放学归来帮忙敲，铁丝放在窝塘里，一锤子下去，敲得又准又圆又深，就是一个成品。每逢这时，奶奶就会哭着感慨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的儿子已经这么成人了。

父亲有个姐姐，比父亲大好几岁，嫁给了一位当地人称“头把刀”的厨子。厨子在店里做完菜之后，就会把鱼架子带回来煮汤给家人喝。后来我们家里吃鱼丸、鱼片，父亲往往就会不由自主地问：鱼架子呢？母亲有时候和父亲开玩笑，也会说，你不就是个吃鱼架子的吗？父亲一直喜欢吃江西的腌肉，而不喜欢吃鱼，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的鱼架子的缘故。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二字，是不会成人的。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要发奋有为，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过小时候的一个经历——那还是父亲在上小学的时候，一次随祖母去她的干姊妹家吃生日喜酒，同桌的一位妇人，听祖母讲父亲认真读书的事，一脸的鄙夷不屑，说：“老鼠爬上秤钩钩了……”（南昌土话，意思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祖母脸色发青，站在一旁端着饭碗的父亲气得双手发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心里发誓一定好好读书，发奋有为……

父亲从小就喜欢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欢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的徐悲鸿。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我小时候，外婆还教我念《波罗蜜多心经》和二十四孝。

1960年傅抱石在北京，右边是傅小石，中间为王俊铭夫妇

外婆在十六岁的时候，成了罗家的第四房太太。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

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母亲开始并不想结婚，喜欢看《娜拉》之类的小说，并受小说的影响很大。

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上世纪40年代，父母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非常艰难，母亲为料理家中的一切，费尽心思。1945年母亲过生日时，父亲给她画了一张画，在画上题写下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今日为时慧三十晋五生日，入蜀六载余，实未尝重视之也。忆与时慧结褵十有五年，大儿益钧十四岁，二儿益钜十岁，长女益珊六岁，次女益璇方九月，从俗称亦两岁。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岳母李太夫人俱来，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幸时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哺育之苦，时慧任之，余之感纫为荷也……倘将来得有所传，皆非余所应有，盖莫非余母之所训，暨时慧之所助成也。乙酉五月十七日。重庆金刚坡下寄寓，并记敬意。时慧赏之，傅抱石。”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春光》傅抱石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见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母亲虽然后来一直在家料理家务，但她心灵深处的愿望，就是独立。我的独立，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他们婚后不久，父亲便去日本留学，留洋经费一千五百大洋，父亲留了一部分给家里作安置费，就把家丢给了母亲。母亲留在南昌教书，她对自己的能力特别有信心，也特别喜欢工作。因为母亲完全是乐观的性格，因此她无论到哪个环境，与周围的关系都特别好。有时我和母亲一起去买东西，遇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售货员，母亲除了广东话，四川、湖南、上海、苏州等地的方言都听得懂，也会说，所以对方讲什么话，她就能回什么话，跟售货员的关系一下子搞得很融洽，售货员就会把最好的东西推荐给她；这时我就特别佩服母亲。

母亲还说过相声，用各种各样的方言说相声。侯宝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欢我母亲。我和母亲到北京去的时候，侯宝林还来看过我们，跟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就笑翻了天。母亲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幽默、有趣，因此母亲对人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幽默，那个人有趣。从前客人上门，不是先打电话预约，而是直接闯门。客人闯过来了，一看到父亲在家，有的来客就不敢进来；要是我父亲不在家，客人来得反而多，因为他们跟我母亲聊天聊得特别快活。反过来，我父亲在楼上画画，除了要紧的人，他实在不太愿意放下手中的笔。有时母亲让父亲下来，说谁要见他一下，父亲就会非常懊丧地放下笔，叹一口气。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就会说，今天的事没做完，对不起这杯酒啊。由此可见父亲对工作的执著。而一旦母亲跟客人聊得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父亲有空画画了，这如同救了父亲一命。

母亲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放在嘴上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而是一种真正的沟通的关系。父亲和母亲也吵架，偶尔也吵得很厉害，这种情况大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父亲喝酒是越喝越认真，越喝越严肃，母亲一般不喝，偶尔也抿一口。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之间十有八九就会发生口舌，这时母亲就拎着皮包出门，说我要学娜拉出走……说归说，吵归吵，两人之间绝没有猜忌、怨恨，始终有语言沟通，所以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说，你们夫妻俩是破坏性的安静，我们是建设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父母的婚姻中，“恩”的因素很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家在外逃难，炸弹的弹片把外婆的一只眼睛炸瞎了，另一只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影子。父亲就背着外婆，带着孩子，往老家新喻辗转。后来我外公告诉父亲，郭沫若在报上登文章找你，于是全家又从新喻转往重庆。到重庆后，父亲在中央大学教书，住在重庆郊外金刚坡一家地主堆放杂物的偏屋里。父亲原来并不喝酒，但房东家埋了很多酒坛子，常邀父亲拿个小勺，调一些酒喝，喝着喝着，父亲的酒量就越来越大了。那个房东是有一些文化的人，跟我父亲边谈话边喝酒，眼见英国大使还特意赶到金刚坡来看我父亲的画，更觉得父亲了不起，因此跟父亲的关系也就不错。父亲在金刚坡一住八年，我的大姐、二姐也出生在那里。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学的平房里。父亲随后在上海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画展，全为巨制，卖出去很多，得了一笔钱，就想择地盖房。他选址的第一考虑，是南京城南的慧园，因为契合母亲“时慧”的名字。但终因那里没有空地，也没有空房，只得作罢，最后才听从徐悲鸿的意见，选在傅厚岗与徐悲鸿为邻。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母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对此我记忆犹新。我现在手上有很多母亲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多为家常，但感情非常细腻，而给父亲学生沈左尧的信则涉及一些文化。母亲在父亲留学期间一度到武昌上美术专科学校，也画过画，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还收藏着母亲的一张画，是当年母亲寄给父亲的，后来被父亲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处了。

妈妈写过《傅抱石爱书如命》一文，忆念父亲的细节很感人：

父亲的作品，母亲是第一位观众和评判者。1961年秋天，父亲从东北写生回来，画了一张很大的画，母亲进门一看，脱口而出：这不是林海雪原吗。于是父亲就为此作命名为《林海雪原》，并写下题识：“今夏薄游东北，端午前一日得陟长白山巅，真可谓‘兹游奇绝冠平生’者也。迨后数数为图，均不易得其雄浑阔大气象。此帧经始于长春（时正写《天池林海》长卷），落墨于青岛，而完成于归宁之后。时慧见而曰：此林海雪原也。遂题之。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傅抱石，南京并记。”

父亲还画过一幅柳荫仕女，母亲看到人物脸上的神情，即为之点题，深得父亲之意，立刻把母亲的意思题在画上，篆书“春光”二字，小款：“余写此幅未竟，时慧曰：此春光也，即题之。乙酉清明前一日，傅抱石。”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父亲画大画用墨特多，有时来不及磨墨，母亲就上前助力，戏称自己为“磨墨妇”。父亲在杭州休养作画时，有一幅画上要有辆小汽车，因为对现代交通工具不熟悉，画了几次都不理想，最后母亲上街买了辆玩具小汽车给父亲做参照，父亲的画一下子就画好了。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

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去世得很突然，顶梁柱一倒，母亲就觉得天崩地陷，一个月内完全不知所措。她从前不是个能独立处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后，母亲忽然具备了这种能力。

我大学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父亲特地把我带到城南去逛，先去了杨公井的古旧书店，跟店长说：“我的女儿现在是中文系的大学生了，要让她开始学会独立地做学问才行。”他向店长要了各种各样的辞典，不仅有《古代人名辞典》，更有《古代地名辞典》，甚至还有《古代方言辞典》。

我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些似乎用不着的东西？父亲说：“你慢慢就会知道，做学问时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那时因为穷，买不起，只能用学校图书馆的。可是图书馆的书，借了就要还，有时一懒，就把搞不清的问题搁置下来，也就始终搞不清了。我不能让你也这么拖沓，所以先给你备好。”

父亲又给我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和一些别的书，之后便带我去夫子庙的古董店，向熟识的古董店老板要原拓的年代旧的好字帖。父亲说：“我要买来给我女儿练字，所以一定要旧的原拓，否则精神全跑了，再也练不出来。”父亲看了许多之后，挑了柳公权、颜真卿等几种。那天父亲和古董店老板谈了很久，我在旁边听父亲跟他说要为我备这个备那个，觉得父亲是在把我当文化人来培养了，当时真的有一种得宠之感。

傅益瑶

从古董店出来，父亲领我去永和园吃小笼包子，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更觉得自己真是福气透了。回到家，父亲叫门，我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父亲有些衰老，他的头发虽然没有掉，但是却白了，不由得心酸起来。我最害怕这种叫作预感的东西，但这一次的确是我们父女俩最后一次外出。

那天晚上不到九点，父亲就上楼休息了。他对我说，明天早上我送你。那时我读的中文系在距市区四十公里外的句容分校，要坐长途汽车，必须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

早上起来，看看父亲没有动静，我就准备自己动身了。忽然，平常很难得早起的父亲在楼梯口叫住我，说：我今天不舒服，就不送你了。不过送你四个字，你要记住，就是“谦虚谨慎”。谦虚不是要对别人谦虚，是要对自己谦虚，你总对别人说我不行，那有什么用呢？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清楚。谨慎是要对人谨慎，只有谨慎，才能保护自己。他告诫我一定不要说慌话，但也不要轻信别人。

在我频频点头准备下楼时，他又叮咛我：另外要记住，你要是肚子饿了，绝对不能借钱吃饭，你可以饿肚子；你要是没有钱坐车，你就走路，腿永远都在你的身上，但钱不是永远借得到的。如果你借钱借出习惯了，这双腿就没用了。

这两句话真是很少听到，俗话说有借有还，但是父亲认为这个也不安全。后来我才懂得父亲的意思，就是你总有借不到钱的时候，总有借了钱还不出的时候。就是这两句话，伴随我克服了许许多多难关，一直到今天。

看着披着衣服、俯着身子的父亲，听着他千遍万遍的嘱咐，我感动得都快要哭出来了。真未料到，不久父亲就瞑目而去了。不论是在梦里，还是脑海中，我总能清楚地看见父亲微笑的面容。这许多年来，我经历了崎岖不平的道路，也侥幸地有过一些机会。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父亲的教训，在我的心中越来越鲜明，对我也越来越显出影响力呢！也许是人生的经历帮助了我，使我在精神上、在感情上永远没有失去过父亲；同样，也是因为有了父亲，才使我在精神上、感情上没有失去真正的人生。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三届2”

责编：王汉平

审校：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