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大银幕上为优秀共产党人光辉形象树碑立传,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论是江姐、赵一曼、董存瑞,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新世纪以来的任长霞、杨善洲、郑培民、邹碧华等等……这些银幕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英模纪实和扶贫脱困题材中涌现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外生动鲜活。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依据真人真事改编,依据现有的历史材料描绘典型环境,艺术摹写、呈现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传主的真名示人,都让这类反映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电影,共同汇聚成了意蕴丰赡的共产党人形象谱系,积极扩充了国产人物传记片的内涵与外延。
电影《焦裕禄》海报1964年5月14日,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1966年春,遵照他的遗愿迁葬兰考,埋于黄河故堤沙丘之上。2月26日下葬当天,全县上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披麻戴孝为他送行。
焦裕禄同志追悼大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同日上午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播音员齐越录制的通讯全文。电波所及,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全国……旋即,全社会掀起第一次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高潮。彼时,16岁的王冀邢守在收音机旁,听完了齐越的播讲。“我记得他的声音是很庄重、深沉的。特别是讲到焦裕禄走进梁进财家那低矮的茅屋,看望病中的老人,当老人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时,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时隔五十多年,王冀邢导演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依旧感慨不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一位领导干部对老百姓说,‘我是你的儿子’。对我的冲击力真太大了。几千年来,官员们都以百姓父母官自居,这下完全颠倒过来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人,才第一次把这个关系扭转过来。”
王冀邢“艺术家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1949年10月出生的王冀邢,可谓共和国同龄人。籍贯山西武乡县,隶属曾经的太行行署,当年他的父母随二野部队南下解放大西南后,就在四川扎下根来。作为“老三届”,他经历过下乡插队,也参过军。当兵的地方在河南新乡,部队农场距离兰考县不算远,地理条件同样恶劣,被要求在盐碱地上种水稻。从戎经历在王冀邢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直到现在,他日常出门系的皮带,皮带扣上是八一军徽。
1978年,王冀邢考入北京电影学院首届编剧进修班,毕业后回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历任编剧、导演、副厂长。
社会风气为之一新的上世纪80年代,作家是电影人王冀邢的另一个身份。1985年起,他陆续发表了《十点钟的太阳》、《刻在塑像上的字》、《雨雾》等篇幅不一的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主题大都探讨1949后,干部进城后对老区、对群众的态度和他们的反思。
1989年3月,从编剧改行当导演的王冀邢开始担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那会儿峨影厂还是国营厂,保有计划经济的风格,一年按指标能拍8到9部片子,头一年要把拍摄计划报给广电部电影局。”
1989年底,负责艺术创作的王冀邢开始整天整夜思考,应该拍什么题材。在他看来,“电影是意识形态产品,艺术家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人类关心的问题。”
“党和国家需要怎样的党员干部?作为文艺创作者,需要给出一个答案。我想到了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他几乎代表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所有优良品质: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王冀邢回忆说。他找到了时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宝文,“咱们拍焦裕禄吧。”
1990年,峨影厂长吴宝文、导演王冀邢、主演李雪健在新华社听取时任社长穆青(左排中)对电影《焦裕禄》的意见(左一为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冯健)“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不幸”1990年,电影《焦裕禄》拍竣,上映并非一帆风顺。当年年底在内部放映后,有关领导就片尾提出修改建议。
导演王冀邢回到成都后,拉起原班人马重返中原大地,重拍结尾戏:焦裕禄病逝后,他的英灵又出现在沙丘上。极目远望兰考大地,只见麦浪翻滚,泡桐成荫,飞机播种,铁牛欢叫,千百万人民群众高举红旗,紧紧跟随在焦裕禄身后,阔步向前,画外响起李雪健亲切熟悉的《大实话》歌声,画面定格……
2020年金秋,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星空放映”启动仪式现场 《焦裕禄》主创再聚首。大银幕上画面正是影片片尾。1991年2月16日,《焦裕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随后该片全国公映,先后获得“十佳影片”奖,以及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很多70后、80后们当年都曾被学校组织去影院看这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更记住了片中刚从电视剧《渴望》里走出来的男演员李雪健。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电影中的县委书记形象同演员李雪健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李雪健凭借此片一战成名,他的表演受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崇:先后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电影《焦裕禄》当年在北京大学的首映式上,李雪健起身发言,身旁红衣者为导演王冀邢。日后一次就个人表演艺术的自述中,李雪健如此写道,“你不能把他(焦裕禄)演成‘高大的英雄共产党员’,不能那么演,那样就是一个壳,一个口号,不亲切,观众不能接受。因为他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老百姓到干部的发展过程,所以他在思想上既有高度的革命原则,在工作中又有近人情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只靠革命原则,老拿革命口号办事。”在1991年第3期《电影作品》杂志中,王冀邢撰文《为什么要拍<焦裕禄>——关于电影<焦裕禄>导演创作的思考》。文章开头,他引述一段俄国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人世间决不限于我们这些人。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不幸”。文末掷笔,王冀邢写到,“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电影总是遗憾的艺术。我甚至常常不敢再看自己创作的作品。但对于《焦裕禄》,我起码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一句:我已经尽心了。”
2020年9月,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期间,王冀邢在郑州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以下以他的口述。
1989年《焦裕禄》拍摄现场 导演王冀邢(右一)【口述】片中李雪健的毛衣围巾腕表,都是焦裕禄遗物
“墙上哎,画虎哎,不咬人哎。砂锅哎,和面哎,顶不了盆哎。侄儿不如亲生子哎。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电影《焦裕禄》的插曲《大实话》,现在哼起来很多人还有印象,这首歌是我作的词。当时是在同作曲吕其明一起商量,歌词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
因为故事发生在河南兰考,插曲一定要有些地方的味道。我是山西人,小时候就听姥姥讲一些山西、河南的土话,把这些拼凑几句,最后点一下题,“共产党是贴心人”。要说有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和文理都不通,没想到唱出来反而很有味道,就是北方那种乡土的感觉,老百姓的大实话。
歌词有了,吕其明就谱了曲,我俩在录音棚里发愁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当时有几位歌手都试唱了,味道都不对。有一天,忽然听到录音棚角落有人轻声哼唱,唱得还有滋有味,正是没事溜进来听音乐的李雪健!我灵机一动:干脆就让他唱!吕老当即招呼雪健试唱,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烟锅巴嗓子”(沙哑的嗓音),和这个歌的味道很相投,就这么定了!
让李雪健演唱《大实话》——这好像也是他第一次在影视作品里献声,实话实说,跟当初定他来演焦裕禄一样,都是个巧合。上世纪80年代,李雪健曾出演过峨影厂的《钢锉将军》,拍摄时他才30岁出头,出演的角色是从中年到老年的跨度,当时就觉得他塑造人物能力很强。1990年开拍前,我就想能不能请他来演焦裕禄?一说他也愿意。
那会儿,李雪健刚拍完《渴望》,身形有点胖。来剧组后,外形上不大像焦裕禄。焦裕禄是瘦高个儿,1米78,可他才1米7。但我觉得李雪健眼里有东西,那种深沉,那种执著,还有一点焦虑,可不是一般演员有的。我就让他先去见见焦裕禄的家人,体验下人家家庭氛围,结果他遭到冷遇。
那天,正好河南电视台要拍电视剧《焦裕禄》,演焦裕禄的演员也在老太太(焦裕禄的夫人)家里,马鞍山话剧团的演员,大高个儿长得像。老太太见李雪健第一面是拿眼睛斜着瞄了眼,嘟囔句,“不像。”就去招呼人家剧组吃饭去了,把他给晾那儿了(笑)!
李雪健回到剧组很泄气,当时就要回北京,不演了。但我们都明白,他是较上劲儿了,非演好不可。那是1990年8月,离开拍还有20天左右,他开始节食,不吃主食、不吃肉,每天喝点菜汤。白天不闲着,天天走访焦裕禄身边的人和兰考当地乡亲收集素材,到了晚上我就安排全组人轮流陪他打麻将,不到凌晨四五点不睡觉,早上八九点钟又起床了,就是为了“熬”他(笑)。这么下来,腮帮子上没肉了,人也憔悴了,我们又专门从香港给他定制了一个头套——当年李雪健是小平头,焦裕禄是长头发。就这样到试妆那天,他多少觉得起码外形上有自信了。
焦裕禄本人照片;李雪健扮演的焦裕禄《焦裕禄》开机后,拍了整整45天。刚开始,焦裕禄家里面不大关注我们剧组。拍到一半,他们偷偷来现场看了看,哎,态度转变了,觉得李雪健是把焦裕禄演活了!然后老太太亲自把焦裕禄的遗物,一条围巾,一件她当年织的毛衣都给我们送来当道具。焦裕禄的大女儿,拿出父亲临终前给她的一块瑞士产Sandoz腕表。这块表据说是焦裕禄解放后从旧货市场上买的,一直戴着,表链后来换成了国产弹簧带,那个年代很常见。1991年初电影全国公映前,我们带着片子去兰考为老太太和子女专场放映,演到焦裕禄临终前送大女儿手表时,在场的焦守凤突然痛哭失声,起身跑出电影院,我们追出去安慰她很久才平息下来,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抢拍到了这一感人镜头,几天后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焦守凤突然痛哭失声,起身跑出电影院。我小时候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齐越播讲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的很多事迹都很让人感动,比如他来到兰考,第一次开县委会就把大家带到了兰考火车站,当地百姓很多人在那等着扒火车逃荒。焦裕禄心里很难过,他感到这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干部工作没做好,没有把老百姓生活搞好,被逼无奈背井离乡。这情节后来我就拍到了电影里,就是在兰考车站拍的。整个银幕造型上,我们下了很大功夫。外景地只选取了兰考的车站、小街巷还有一些院落。沙丘、盐碱地都是在陕西、内蒙交界的榆林毛乌素沙漠里拍的。1990年时,兰考已经没有连片的沙丘了,只保留了一小块用作纪念。所以焦裕禄,包括他去世后兰考县干部群众真的是一茬茬在努力,让当地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
拍完《焦裕禄》后许多人问我,怎么会想起拍这么一部影片?我认为这部影片的拍摄确有偶然、机遇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但也有它的必然性。这个题材从60年代起就被咱们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看重,1966年水华导演就想拍,请李仁堂演焦裕禄(李仁堂在电影中《焦裕禄》中饰演地委专员)。以后很多剧作家、艺术家都搞过剧本,做过准备,有过拍摄的念头。把焦裕禄搬上银幕,可以说是我们电影工作者共同的愿望。
《焦裕禄》剧照《焦裕禄》的艺术风格:深沉、凝重、悲壮、朴实我们这部《焦裕禄》不是一个碰运气的东西,而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来的。从小环境上说,峨影厂当时新的厂领导班子刚成立。1989年3月,我和韩三平被任命为副厂长,我负责艺术创作,韩三平管生产。当时我们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吴宝文也都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大家心里都憋着股劲儿。
当时峨影厂也面临着扭转困境的任务——1989年当年,我们厂好几个片子都没有通过,经济上亏了200多万,思想压力非常大。而且数数看,除了1985年《红衣少女》轰动一下,从此以基本无声无息。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扭转这种状况,没法向全厂交待。
1989年7月份去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我们是十几个人的大代表团,起初是让广电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当正、副团长带队。后来电影局让我带队,就和张艺谋、张军钊几个人去了。到了苏联,百货商店货架全是空的,卢布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到了列宁格勒也是如此,住的酒店连毛巾和牙膏都没有,往往还没等退房,陪同我们的苏联教授、翻译就会进来收走没用完的洗漱用品。
这些见闻对我刺激比较大,那年冬天,当我和吴宝文厂长在研究1990年创作生产计划时,第一次提出把焦裕禄的形象搬上银幕的想法,心里真是充满了庄严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我们提出了一个总的艺术风格,归纳了八个字:深沉、凝重、悲壮、朴实。特别强调朴实,就是要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进行创作,不能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想法。这也是内容的需要,《焦裕禄》这部片子的内容,决定了它的形式必须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拍,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焦裕禄》截图1990年2月在北京回龙观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端正创作指导思想,贯彻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指导方针。回到厂里,我们都很激动,特地邀请曾创作过《月亮湾的笑声》、《月亮湾的风波》等影视剧本的安徽青年剧作家方义华担任《焦裕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任务,并指派责任编辑陈德赛陪同他专程去兰考等地深入生活和收集素材。当年5月初正式开始创作剧本。电影里吴县长可以说是个反面角色,老演员田园演得非常好。当年穆青的通讯报道,很多当地的负面没有写出来,主要写了焦裕禄的正面形象。我们到当地收集素材过程中,发现很多过去不曾听说的事情。焦裕禄看不下去,他冒着风险去买高价粮分发给群众,这在当年是犯错误的事,按上“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那是要“杀头”的。焦裕禄为此背了处分,但没撤他的职。片中我们反映了地委派人来调查他,以及当时的民怨和民情,老百姓是拥护他的。我们想表现焦书记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是一个好人,他不怕丢自己的官帽子,一心为老百姓着想。
《焦裕禄》公映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除了得奖,电影拷贝就发行了五百多个,是建国以来单片电影拷贝最多的国产片之一,当年电影票价平均3角钱一张,按市场统计观众人次超3亿,全国票房收入1.3亿元,如果换算成今天的票价每张票价30元,总票房应该超百亿。经济效益其次,社会效益可谓空前,是主旋律电影的一次重大突破,因此曾被誉为“一部永不落幕的时代剧”。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或多或少都有物资短缺,饥饿的记忆。而且我看了焦裕禄那么多资料以后,觉得他到了兰考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解决当地的温饱问题,吃饭问题是个天大的事情。《焦裕禄》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吃饭来的,每场戏都和吃有关系。包括焦裕禄在戏里因为儿子闹着想吃红烧肉而动手打了他,都是。
儿子闹着吃红烧肉,还把馒头扔了电影开头,焦裕禄刚到兰考,一群小叫花子围着他要吃的,所以我本来片子的结尾是焦裕禄病重逝世后,他的英灵又出现在广袤的沙丘上,披着外衣,拄着拐棍,一大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叫花子怀抱脸盆大的大馒头簇拥在他身边,跳跃着,欢笑着,迎面向镜头走来,采用高速摄影,他们的动作舒缓飘逸,画外响起李雪健亲切熟悉的《大实话》歌声……《焦裕禄》原片结尾后来公映版中做了修改,李雪健后来提到这事总是说,还是想看看原来的结尾。《焦裕禄》之后,在我执导的《飞虎队》(1995年公映)和《红星照耀中国》(2019年公映)里,我们又两度合作。
1990年,李雪健和王冀邢
2018年电影《红星照耀中国》试妆照,李雪健饰演鲁迅。在我来讲,已经从峨影厂退休。2009年拍完电影《邓稼先》后,也没有再拍电影,但我一直在观察思考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变化很快,各种想法也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缺乏对历史的客观认识,甚至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基于这些考量,我在2017年决定把《红星照耀中国》拍成电影。这本书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时就被点燃了,斯诺是一名美国记者,当初抱着怀疑和成见来到延安,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支撑中国向前的精神力量。我想把他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达所达到的高度拍出来。(经受访者允许,文章部分内容来自当年电影《焦裕禄》相关的一些报道与“创作谈”自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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