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跨越城乡，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挑战
齐鲁壹点2021-06-25 11:48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而家庭户均规模变小在农村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变化外，专家指出，其原生家庭实际在城乡之间发生了延展，相关政策应该为新市民融入城市提供更多支持。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住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的李蓉和丈夫、女儿一起在家包粽子吃。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这样的节日往往都是三人一起庆祝，这是繁忙工作中难得的温馨，也让她时常怀念儿时和弟弟妹妹们更加热闹的团聚氛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进一步跌破三人底线。许多从农村到城市定居的青年们，其原生家庭在两地之间延展，为融入城市带来更多课题。
资料图片 来源：网络
在代际更替中生育意愿发生变化
李蓉的老家在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调关镇革家铺村，左右邻居都是自家的叔叔伯伯，从小在大家族氛围中长大。1982年出生的她是家里的大姐，后来两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出生。
由于家中经济条件有限且姊妹众多，李蓉15岁时就跟着亲戚到广东虎门的家具厂打工。在广东辗转不同流水线务工多年后，李蓉在顺德的电子厂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随后定居在了丈夫的老家湖南。她的两个妹妹也循着这样的轨迹，读完职高后去上海或广东打工，然后跟随丈夫分别定居在安徽合肥和广东珠海，弟弟则是研究生毕业后定居武汉。
经历过早期教育资源的紧张，李蓉和弟弟妹妹们成家之后，都希望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而不是盲目增加生育。她说，“以前生孩子怎么养并不看重，但现在养育比生育更重要，而且抚养压力也明显上升。所以，我们姊妹四个目前都只生了一个孩子，觉得与其生得多，不如专注提高培养的质量。”李蓉同时提到，如果要生二胎，也会首先尊重女儿的意愿。
对于从重“量”到重“质”的观念变化，胡贤也深有体会。
和李蓉一样，胡贤也是一名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农村的80后，弟弟胡富比他小4岁。在深圳买房定居后，胡贤的女儿也在深圳接受教育，他说，“女儿现在学的很多知识我都没接触过，怕教错也不敢教，在教育上花的心思比我们小时候复杂多了。”而这一番经历，也让他暂时打消了生二胎的想法，而是全力做好女儿教育的后方保障。
原生家庭跨越城乡空间
在生育意愿变化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其父辈生育孩子数量要少。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则从空间上分离了原本的家庭规模，使得户籍人数也在发生变化。随着青年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工作或定居后，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越发明显。
胡贤在深圳定居后不久，在外读书多年的弟弟也考上了公务员，毕业后去往相邻老家的鄂州市工作，户口也随之迁往不同的城市。兄弟俩在逢年过节或放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到老家和父母团聚。胡贤说道，“现在购房先要落户，升学也引导落户，原来老家的户口本上有4个人，现在就只剩下父母的两页。”
对这种原生家庭子女分散的状态，李蓉也感触颇深。
姐妹三个出嫁后都跟随丈夫在外省定居，早已经拥有各自小家庭的户口本，弟弟成家之后户口也迁往了武汉，姊妹4人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省份。
户口分离构成了统计事实上的规模变小，但家庭观念仍然凝聚着原本的家庭人口。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磊明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流动特征，使他们的家庭规模在变小的同时，呈现出独特的延展性。“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家庭会变成一个在城乡之间延展的家庭，它跨越了城乡之间的空间。”
而流动带来的空间跨越，实际上也给予了家庭迁移和融合的新机会。原本土生土长于山西朔州的马杰一家，就逐渐将家庭迁移到了山东青岛。1989年出生的马杰还有两个姐姐，大姐跟随丈夫就业迁移定居在了青岛，二姐一直在北京工作、租房生活。2017年，大姐生孩子后，马杰的父母前往青岛照顾女儿，后来就留下来帮忙带孙子。
为了尽可能地团结原生家庭的亲缘关系，马杰索性也将工作地点选在了青岛。工作三年后，他用自己的积蓄和父母的资助，终于在青岛定居买房。如今，一家人的生活范围已经完全由山西转移到青岛，不仅父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姐弟三人也方便相互帮助。
融入城市的同时面临其他压力
尽管马杰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原生家庭的成员们在新城市重聚，但对大多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青年来说，更多的还是和李蓉、胡贤一样处于各自建立小家的分隔状态。
董磊明认为，家庭户均规模变小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变化，更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体发生的事实。
对此他认为，影响农村家庭户均规模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香火观念已经逐渐淡化，尤其是农村的年轻人在生育态度上也更加开放；另一方面，代际关系变得更加松散，这意味着即便部分老一代人持有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很难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决策。“再加上抚育成本和压力的增加，农村青年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同时，董磊明也提到，家庭户均规模的变小会使得当前的养育压力相对轻松，但劳动者以后的社会负担会很重，尤其是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更为显著。“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就是异地就业的流动性，那么一旦老家的父母生病了，同时城市的工作生活需要处理，就需要他们跨地域赡养。”
而这也是李蓉和胡贤目前最担心的问题，空间流动的便利性为子女解决了就业困境，也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但留在老家的父母如何赡养又成为了新的难题。
对此，董磊明认为，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承担着很大的城乡联结的压力，他们既要面对小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孤独感，又要花精力去应对类似春运的流动苦恼。“因此，在政策上给予针对性的关照就显得非常迫切，需要有效推进教育、医疗、职业技术等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
李蓉也表示，尽管现在会怀念儿时大家在一起时的热闹，但终究要回到现实生活，努力让家人在城市的生活更加美好。
（工人日报 刘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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