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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体之一，《总目》对此多有涉及。不仅在总集和诗人别集里有所著录，而且对乐府的源流、特点及意义进行了建构。其中对唐代乐府的记载颇为翔实，形成了完整的唐代乐府史观。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被张之洞称为“良师”和“学问门径”。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代乐府总集进行了横向和纵向评价，全面把握其优长，为后人了解唐代乐府史观和乐府总集提供了新的视角。《总目》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唐代乐府进行观照，确定了其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前人有专文对《总目》与乐府学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梳理四库馆臣的乐府史观，集中展示了古人有关乐府学的代表性观点。本文拟从唐代别集、总集及其相关资料入手，进一步揭示《总目》所构建的唐代乐府史观。
《总目》确立了唐代乐府在中国声歌源流中的准确方位，其音乐层面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流变，出现了新的发展在乐府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唐代乐府诗的源流正变
1、唐代乐府是声歌发展的一环
首先《总目》从源流中考察唐代乐府，认为其是声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乐府”一词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唐代乐府是乐府发展史上的中间环节。如在王灼《碧鸡漫志》的提要里，论述了古初至唐、宋声歌的递变。
交代了乐府的源头，认为乐府发端是受到《诗经》的影响，并对其发展流变的脉络进行了简要描述。诗经之馀音变为汉乐府，汉乐府在唐代演变为歌诗，至宋而演变为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目》的语境中，唐代歌诗基本等同于唐代乐府二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唐人别集提要往往将“歌诗”“乐府”两词合用，或者交替使用。
《总目》认为唐代新题乐府，是乐府发展中的一大创举。《总目》对明人吴勉学所编《唐乐府》评价颇低，《总目》认为辨别古题、新题对了解唐代乐府非常重要。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对新题乐府下过定义:“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总目》将这段话，原原本本摘录在《元氏长庆集》提要里，体现了其对“新题乐府”的接受和认同。
3、新乐府地位的认可
《总目》从源流中考察唐代乐府，认为其是声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乐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唐代乐府在继承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流变，其中在音乐方面的变化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歌法、音节、声调三个方面。
为了应对音乐方面传承的缺失，唐代文人自制新题，创造了新乐府。新乐府尽管有被于声的需求，但是文人不能自制调，却并不影响其成为后世文人效仿的典范。
音乐层面的变化
《总目》侧重观照唐代乐府的音乐层面，指出其在音乐层面发生的变化。汉乐府的歌法并没有流传到唐代，唐人自创了新的歌诗之法。这就导致后世文人只能学习古乐府的句读，难以将其被之管弦。
《总目》评价刘濂《九代乐章》称“濂乃指为某代某音、某代某调，穿凿配合，已属强为解事”。指出除了音节，古人的声调也是不可探求的。
声调不同，也是乐府音乐变化的重要方面。还须注意的是，汉代乐府声调不传，致使唐代乐府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唐代文人“或拟旧谱，或制新题”，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制作新题乐府。
《总目》对乐府总集的评价
1、横向比较
《总目》通过横向比较乐府总集，以评判总集的优劣。《总目》对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最为推崇，将其置于全部总集里进行比较，认为它是“乐府中第一善本”。《总目》不仅把《乐府诗集》放在至高位置，而且把它视为衡量其他乐府总集的标杆。
在评价其他乐府总集时，总免不了与之对比，来凸显其他总集的优劣。如将《乐府杂录》的乐曲与《乐府诗集》的乐曲的完备程度进行对比，借以指出《乐府杂录》在这方面的不足。可见《总目》虽然在评价诸种乐府总集时旁征博引，但往往会将它们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进行比较，并且在比较中评价其优劣。
2、纵向比较
《总目》十分关注总集自身的情况，不虚美不隐恶，能客观评价总集的优点和不足。《总目》认为吴勉学的《唐乐府》没有任何意义，不仅是在与郭氏之书比较中得出，还建立在仔细分析文本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滥收诗歌，不区分新题、旧题乐府等问题。在分析单个乐府总集时，《总目》一直采取十分客观的态度。
尽管对郭茂倩《乐府诗集》十分推崇，在撰写提要之际，也没有刻意隐瞒其存在的不足。指出郭茂倩这本总集也存在不少错误，滥收了不少诗歌。
《乐府诗集》虽然存有不少错误，但是这本诗集鸿篇巨制，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从整体审视。《乐府诗集》还是非常优秀的乐府总集，不会因为一些小问题而放弃它，也没有因为推崇而忽视其存在的问题。
《总目》勾勒了一部唐代乐府史观，它描绘出唐代乐府的源流正变，认为唐代乐府是声歌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在继承汉魏乐府的同时，音乐层面发生了流变，并出现了新的形式。
《总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乐府总集进行考察，对总集的优劣做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总目》作为我国重要的文献史料，其对唐代乐府以及乐府总集的评价无疑有助于乐府学研究。
参考文献：《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