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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目标不是保持地级市第一位，而是应该有更大的担当和作为。”6月5日，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在央视《对话》节目中，谈到苏州的发展定位时如是指出。

苏州被称为“地级市天花板”——2020年GDP超过万亿的普通地级市有5个，为首的苏州GDP总量是第二名无锡的1.6倍。仅有的六个GDP突破2万亿元大关的城市中，苏州是唯一的普通地级市。

光环之下，囿于城市能级，苏州在配置高端资源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今年初，江苏省级层面曾提出，苏州要“跳出地级市行政理念的思维”，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城市形态等等，苏州都要按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来谋划。

问题随之而来，回顾过往，苏州经济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上海城市外溢效应的带动。

但随着城市竞争的加剧以及苏州自身产业的升级转型，邻近的上海反而可能构成苏州发展的上限——有观点指出，有了上海，苏州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城市。

勃勃雄心下，如何认识和进一步构建新的沪苏关系，是苏州面对的一道“必答题”。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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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统计，从上海而来的许昆林在履新苏州后，“沪苏同城化”一词被其频频提及，俨然成为对上海和苏州两地关系的一种最新定位。

两城的同城化基础已在密集的人员交往当中得以体现。根据中国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数据应用与创新中心主任付凌峰等人对长三角城市通勤联系的一项研究，

苏州20%的对外交流集中在上海，是第二位无锡的4倍；且通勤联系占苏沪交流的25%，高于东京都市圈同等圈层的通勤比重。

但苏州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在苏州年初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专门以一个小节的内容对“加速沪苏同城化”进行详细安排。

其中，苏州提出将“打造江苏对接上海的最重要枢纽门户城市”，特别是专门打造“融入上海先行区”，在“实施规划、交通、创新、环保、民生等领域全方位融沪合作行动计划”的同时，积极承接上海非核心功能与优质产业项目溢出。

换句话说，在打通人员流动“同城化”后，苏州正在筹谋构建产业甚至城市功能的“同城化”格局。

一个问题是，面对现有体制机制下一时难以破除的行政壁垒，跨市甚至跨省寻求与上海“同城化”是否可能实现？

在这一点上，苏州可谓诚意十足——

许昆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指出，“我们一直高度关注上海最新动向”，苏州将全力承接上海发展“溢出效应”，上海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做更多“上海得益、沪苏共赢”的事。

“高度关注”“主动服务”，姿态不可谓不低。在此基础上，苏州还主动寻求与上海错位发展，将苏州与上海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布局多个定位已成为国内大中城市的惯常做法时，苏州瞄准上海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等“五个中心”建设规划，仅提出打造“世界制造业中心”，并将两市统称为“5+1”中心，成为“同城化”理念渗入城市规划层面的一个明证。

在许昆林看来，“上海在科创方面更多可能是0到1，而苏州更多会做1到10、10到100这种转化，因为具备制造业成本相对比较低的优势，所以上海的功能，苏州就不需要再去打造它”。

他形象地将两城关系形容为“血脉相连”，“沪苏同城化，相当于上海人多了一个金鸡湖和阳澄湖，苏州人多了一个陆家嘴和外滩”。由此，两城将各自“贡献长板，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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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这一策略，一方面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拥抱上海谋求发展的“惯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苏州自身的“窘境”息息相关。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唐元指出，由于苏州行政级别仍是地级市，从国家行政配置资源的角度，苏州就有点“吃亏”，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在配置直属机构的过程中，是严格按照城市的行政级别来配置的。

但对于GDP已迈过2万亿的苏州，这一安排已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行政管理需求量。

许昆林举例，尽管苏州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位列第四，占江苏进出口总额的50%左右，但国家进出口银行还不能在苏州设分行，中信保也不能在苏州设立机构，只能设一个办事处。

“服务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如果不能到位的话，实际的发展效率将会降低，而这样的机构长期缺位，就不可避免地对地区发展造成障碍。”他指出。

引用苏州统计局官网此前一则分析报告中的观点：与南京等发达地区比较来看，苏州市规模以上服务业缺乏“压舱石”和“火车头”，建议培育一批规模大、产业层次高、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提升规上服务业能级。

如行业媒体分析，在工业大发展阶段，苏州始终以“小上海”的形象存在，大量服务业被上海“截胡”。

以商业为例，苏州在“新一线”15市中，商业成熟度处于垫底梯队，仅高于郑州、东莞等市。

而两市间便捷的通勤更加深了“睡在苏州、吃喝玩乐在上海”的状态，使其陷入一种螺旋加深的循环当中。

但对于苏州而言，“拥抱”上海仍是一条无法放弃的路。

除产业发展需要外，在“超大城市”的发展目标下，苏州仍然需要上海——

有人指出，在“苏州四虎”难以进行区划调整的情况下，通过与上海“连绵发展”，提升城镇化率来提高城区常住人口数，将可能是苏州内涵式提升人口聚集度的方式。

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一波服务业落户潮涌向苏州，不仅有万达、天虹、星河、龙湖等知名地产公司与苏州展开新一轮合作，山姆和Costco两个零售业明星公司也争相入苏。

这意味着，在与上海合作中突出制造业的同时，苏州并不排斥服务业，特别是在当前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的要求之下。

事实上，在布局错位发展的同时，许昆林也指出，“这不代表非此即彼，也可以适度的竞争”。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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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沪关系，许昆林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如婚礼上倒香槟，第一杯倒满后溢出来，肯定是下面第一圈先接。

作为较早且较成功承接上海溢出红利的城市，苏州是“第一圈”酒杯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一骑绝尘”，已经多年保持全国GDP第六的位置，仅次于北上广深和重庆；而据许昆林介绍，去年，苏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出口总额排名更靠前，工业总产值更一度登顶。

但眼下，更多“酒杯”开始主动“邀酒”，期望在上海的辐射下“分得一杯羹”。

如南通，随着“八龙过江”改变“难通”历史，正加速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城市之一，不仅去年GDP突破万亿，更提出“奋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市”；

又如嘉兴，建设“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在GDP总量不到5000亿的情况下，提出5年后迈入“万亿俱乐部城市”……

苏州亦在寻求新的突破。

许昆林分析苏州优势时提及，苏州要继续打造自己竞争的比较优势，其中之一是有最完整的产业链优势，35个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能力强，配套能力强，物流成本低。

在新的发展需求下，传统产业急需提档升级。苏州工信局局长万利给出一组数据：

苏州有4家灯塔工厂，在全国灯塔工厂21家中占比近1/5；15家国家互联网双跨平台中，有12家落户苏州。目前，苏州有1000余家企业进行了“智能、数字化”诊断，带动的工业投资、技改投资接近400余亿元。

修炼内功之外，苏州同样在加速引进强援。近一年时间内，互联网企业亦纷纷进入苏州，阿里巴巴与其签订全面合作协议、腾讯布局长三角首个数字产业基地、百度旗下生命科学平台公司百图生科也设立首个研发中心……

最新的规划显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的基础上，苏州还将继续培育生物医药、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等产业跨越万亿级，同时还将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比如碳中和、碳达峰、氢能，以及区块链产业。

“长三角一市三省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1/4左右。从苏州的角度出发，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这是苏州面临的最大的历史机遇。”许昆林说。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