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对外贸易也很活跃。马赛是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商港之一,同西班牙、意大利、非洲以及西亚一带进行贸易。
在16世纪前期的法国,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然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开始,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呢绒、印刷、玻璃、陶瓷等行业中,开始形成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诺曼底、皮卡尔迪、普瓦都、朗该多克等地,手工工场在呢绒纺织业中有较快的发展。布列塔尼和曼恩的麻布纺织业以及里昂的丝织业,也都很发达。1546年,在都尔一城,就有织机八千架;约在同一时期,里昂丝绸纺织业的工人就有一万二千人。
1536年,法国与土耳其订立商约。商人获得在土耳其领海上的自由航行权和在土耳其港口的自由贸易权;土耳其对法国输入品仅征5%的关税。新航道开辟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如波尔多、拉罗舍尔、南特阿弗尔、第厄普等,都逐渐兴起。1534-1541年间,圣·马洛的水手札克·加提耶航入北美洲圣罗伦斯河口,到达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地,为法国在北美的殖民扩张开辟了道路。
和尼德兰、英国相比,法国经济的发展还是缓慢的。人口的90%仍从事农业,封建关系仍占优势。除巴黎是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外,其他城市虽有发展,但规模还不很大。农民劳动仍是国家财富和统治阶级榨取的主要来源。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很早就与国王建立联盟,常常贷款给政府。1522年的一次借款达二十五万里佛尔,利息为8%。资产阶级从国债上获得很大的利益。政府还把几项主要税收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商将税款预先垫付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收。当时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位,都可用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官职,就利用职权,超额收回捐官所费的本钱。这不仅是对人民的一种新的榨取,也是资产阶级贵族化的一种手段。许多买到官职的人,同时获得贵族的头衔。富商和大企业主还可购买破落贵族与爵位相连的产业,由此而跻身于贵族之列。这些获得穿袍贵族称号的人,变成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国王的统治密不可分,因此更加支持王权。
工场手工业工人和帮工的处境日益恶化。价格革命中物价飞腾,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帮工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劳动具有很大的强制性。1534年的敕令规定,凡是失业的流浪者和拒绝在企业中工作的人,都要罚以监禁和苦役。1539年的敕令禁止工人结社、罢工和携带武器。工场的劳动条件很坏,场主的剥削很重,国家赋税的压迫有增无减。所有这一切都使雇佣工人无法忍受,常常反抗。
工人中间的兄弟会成为斗争的工具。在初期,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往往采取群众罢工的形式。1539-1542年,巴黎和里昂发生印刷工人大罢工。在兄弟会组织下的武装工人,向场主、警察和官吏进攻。国王派总督镇压了起义。
宫廷贵族、王亲国戚和地方的大贵族都是最富裕、最有势力的封建统治阶层。他们在中央控制御前会议,指挥陆海两军,在地方则把持省长职位,从国王得到巨大的年俸和恩赏。地方的中小费族从15世纪起称佩剑贵族,到16世纪很多濒于破产。他们往往投靠地方有势力的大贵族,在战争时期则为之效命出力。
早在15世纪时,贵族庄园中由领主经营土地的现象已渐消失。庄园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征货币地租;教会土地也不例外。这样,多数农民变成世袭佃农,在人格上成为自由人,但仍须向领主缴纳固定地租,称为“桑斯”,同时履行其他杂役义务。农民的世袭租佃制与个体所有制不同。佃租土地的农民是承担封建义务的土地持有者,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人身自由,经济上并未解放。他们除负担固定地租外,还要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捐。国家又向他们直接征课盐税、户口税和人头税,教会则征收什一税,还有高利贷者的盘剥。东部地区仍保存农奴制的残余,农民处境更坏。
1548年,西南部掀起广泛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因征收盐税引起的,席卷西南部基恩及附近地区的许多城市和乡村。起义的中心在波尔多,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帮工和工人,起来反对征税吏及其代理人。起义的群众高呼“打死盐税商”,后来又要求保持基恩省传统的自由,反对中央政府。波尔多结集了由各城来的武装队伍,总督和收税吏落到起义群众手中,为群众杀死。城市政权也一度处于起义群众的控制之下,但不久起义就被国王的军队所镇压。
从路易十一时起,一度削弱了的王权又开始强化。到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时,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国家大权集中在国王和御前会议手中。从1484年后七十年间,三级会议一直没有召开。巴黎的高等法院虽有对国王法令提出异议之权,但实际上并没有行使这种权力。专制制度的支柱是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支持符合他们利益的专制王权。
16世纪初,法国已没有拥兵割据的大贵族。贵族地主在经济和政治上享有的权利,依靠强大的王权为保障。他们聚集巴黎,对国王希旨承宠,谋求高位厚禄。法兰西斯一世兴修宫殿,奖励艺术,粉饰升平,使各方贵族沉湎于宫廷的豪华享受之中,加深他们对于王权的依赖。但并不是所有贵族都甘心听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中仍然潜伏着和王权抗衡的力量。
国王在和教皇斗争中也取得胜利。1516年,法兰西斯一世和立奥十世订立条约,规定法国大主教、主教以及僧正都由国王任命,法国教会的大部分收入归国王所有。国王实际上成为教会的首脑,教会成为专制王权的有力支柱。
法兰西斯一世采取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商业政策。他曾下令禁止从佛兰德尔和西班牙输入毛织品,扶植国内的毛纺织业;与土耳其缔结商约,为商人取得商业优惠的权利。资产阶级支持国王对内抑制贵族,对外进行扩张。他们对国王的支持是以本身的利益为转移的。从15世纪末开始的侵略意大利的战争(1494-1559年),集中反映了专制政权对外政策的实质。1515年,法兰西斯一世率军占米兰,至1521年被皇帝查理五世所逐。查理的军队随后侵入法国南部,法军则再入米兰。1525年,法兰西斯一世在意大利巴威亚大败被俘,丧失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并以重金赎身。此后法兰西斯和查理又进行了三次掠夺领土的战争,法国失利。1544年,查理五世攻入法国,距巴黎仅七十余公里,法国不得不求和。法兰西斯一世死后,他的儿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又恢复战争,直到1559年才与哈布斯堡皇室缔结和约。法国最后收复加来,取得洛林的麦次、土尔、凡尔登诸城,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要求。
连绵六十五年的意大利战争耗费了法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又陷人延续三十余年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是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与法国内部政治纷争交相错杂的结果。
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国引起的反应极不一致。国王、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仍然坚持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在法国已成为国家的宗教,教会实际上从属于国王,支持天主教亦即支持王权。但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城市平民以及农村中的雇农和日工,都迫切要求宗教改革。
法国新教的传布是从人文主义者开始的。勒菲弗·戴塔普尔(1455-1537年)在1512年就发表他的《保罗书简》。和路德的主张一样,他发挥了信仰得救的思想。1516年,勒菲弗·戴塔普尔的弟子布利索涅被任命为巴黎东北莫城的主教,在那里成立了新教团体。在法国传播最早的新教是路德派,后来卡尔文教派流传更广。法兰西斯一世最初对新教表示容忍,因为他在和查理五世的意大利战争中急需德国新教诸侯的支持。从1534年以后,他改变政策,开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成立宗教裁判所;1549年又设立一个专门惩治卡尔文教徒的法庭。这个法庭特别残酷,当时人称之为“火焰法庭”。仅在1547-1550三年间,被判罪的就有五百人,其中有六十人被处死刑。
尽管国王采取各种迫害的手段,新教徒仍有增无已。卡尔文教派在法国南部的城市中流传很广。最初信奉卡尔文派的是城市市民各阶层,后来在农民和贵族中也有许多拥护者。南部的中小黄族企图利用卡尔文派的共和组织来与国王的专制主义相对抗,共目的是要恢复他们以前的独立地位。卡尔文派教徒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徒”。
法国在意大利战争的失败,使君主专制政体面临严重的危机。大贵族利用战争获得土地、财富和官职的希望完全幻灭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有许多人濒于破产,原有的土地收入日益不敷开支,因之很想仿效德国诸侯,没收教会的土地以自肥。从40年代开始,特别是50年代,许多高级贵族改奉卡尔文派,企图借此要挟国王,夺取权力,据有地方省长的职位。1562-1594年发生的长期内战,不仅是一次宗教战争,而且是一次争夺政权的斗争。内战是胡格诺贵族和国王、天主教贵族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
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即位时年仅十岁,由母后喀德琳摄政。这时大贵族分为两大集团:一个集团是以东北部贵族吉斯公爵为首的天主教集团,喀德琳有时与他们联合,但又惧怕他们的野心;另一集团是以中部贵族波旁家族的安东(兼那瓦尔国王)和海军大将科利尼为首的胡格诺派。双方的拥护者到处寻衅。1562年3月1日,当吉斯公爵路经瓦西镇的时候,正值胡格诺教徒举行礼拜,吉斯率领武装随从袭击教堂,死伤二百余人。事件发生后,双方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战争继续了三十多年,共历十次战役。
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562年到1572年。1570年休战后,胡格诺教徒得到一定程度的信教自由。1572年8月,胡格诺教徒的重要人物聚集巴黎,参加领袖那瓦尔王亨利的婚礼。23日夜,亨利·吉斯(吉斯公爵之子)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领武装部队,屠杀胡格诺教徒二千多人,包括科利尼在内。那瓦尔的亨利因同意改奉天主教才幸免于死。这次惨杀在历史上称为“圣巴托罗缪之夜”,因为8月24日正是圣巴托罗缪节。许多外省的城市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
“圣巴托罗缪之夜”触发战争的第二阶段(1572-1585年)。战争比以前更为残酷,法国四分五裂。胡格诺派占优势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实际已与北部分离。从1573年起,胡格诺派组成联邦共和国。北方的天主教贵族,也以亨利·吉斯为首,于1576年成立“天主教同盟”。国王亨利三世(1574-1589年)不甘忍受吉斯的控制,力图利用胡格诺教徒加强自己的地位。巴黎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既不满意国王对新教的让步,也不满意天主教同盟的专横,乃于1583-1584年组成“巴黎联盟”。
1584年,亨利三世的兄弟安茹公爵病死,因而发生王位继承问题。宗教战争到这时又演为华洛瓦、波旁、洛林三个家族争夺王位的战争。战争的第三阶段(1585-1594年)以“三亨利之战”(1585-1589年)开始。起初亨利三世和亨利·吉斯共同对那瓦尔的亨利作战。但不久国王与亨利·吉斯的矛盾就表面化,双方也发生战争。亨利三世于1588年杀亨利·吉斯。
巴黎城市的天主教徒拒绝服从国王。全城在“十六人委员会”的领导下实际上形成独立共和国。其它北部为天主教徒控制的城市,也仿照巴黎的方式实行自主。法国北部陷人分裂,亨利三世离开巴黎。在此期间,当三亨利混战不已之际,农民起义的浪潮已遍及全国。1579-1580年,多菲内爆发农民起义;1586年,诺曼底也发生农民起义。这些起义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
1594-1596年间,法国西南部发生了称为“克洛堪”的农民起义。起义者攻击贵族,杀死税吏,拥有四万人的武装队伍。农民既反对胡格诺派,也反对天主教同盟。在农民和城市市民运动日益壮大的形势下,亨利三世乃和波旁家的亨利妥协。当他们共同向巴黎进军时,亨利三世被一个多米尼加派僧侣所刺死(1589年)。胡格诺派的领袖波旁家的亨利继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从此开始波旁王朝的统治。
亨利四世虽然继承了王位,但地位并不巩固。亨利·吉斯的弟弟马颜公爵召募新军,继续和胡格诺派作战。西班牙也派军到法国援助天主教徒。1590年,亨利四世进军巴黎,不克;西班牙的军队却围攻卢昂。亨利四世为摆脱困境,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决心改奉天主教,声言“为了巴黎是值得作弥撒的”。1593年7月,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次年3月进入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三十多年的内战至此结束。
但是胡格诺教徒的愤懑,潜伏着政治不安的因素。在战争中遭受打击的天主教会也必须平复创伤。于是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敕令。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全国恢复天主教的礼拜,已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归还天主教会。胡格诺教徒则获得信仰和崇拜的自由,有权召集自己的宗教会议,在担任国家官职上享受与旧教徒同等的权利。胡格诺派还保留一百多堡寨,作为国王履行敕令的担保。南特敕令实际上是交战双方妥协的和约。但它承认新教信仰自由,是欧洲第一个宗教宽容的法令。
西班牙也于1598年5月和法国签订维尔芬条约,退还干涉时期所占领的土地。由于内战的结束,一度动摇的王权在17世纪前期又重新巩固起来。
宗教战争后,法国残破不堪,面临极端的困难。亨利四世为重振王权,首先须恢复经济,因之节约开支以减轻财政负担,减低赋税以招诱流散人口。17世纪初,物价稳定,勤劳的农民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了农业生产。城市也复兴和扩大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利用内战期间破产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得很快,有的已经拥有几百个工人。政府对手工工场主还发放补助金。各种奢侈品,如丝绸、锦缎、花毯、玻璃和珐琅器皿、珠宝首饰等成为法国的特产。
亨利四世采取奖励工商业政策。1599年,实行保护关税,禁止羊毛、蚕丝等原料出口。法国商人因有政府的资助,重新获得在内战时期失去的地中海东岸、西亚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商业地位。1604年,开始在印度成立商业公司,在加拿大也成立诺曼底商人公司,发展殖民地贸易。1608年,法国殖民者在北美圣罗伦斯河下游建立了魁北克城。为稳定农业生产,亨利四世豁免农民欠税,降低部分税额(主要是直接税),严禁强迫以耕畜农具偿税。又疏通河道,排干沼泽,奖励种植新作物如玉米、甜菜等,允许农产品在国内自由运售。著名的农学家奥利菲尔·德·塞尔根据亨利的命令,写成《农学》一书,传布农业知识。财政大臣苏利也积极鼓励农业生产。他说:“农业和畜牧是供养法国的双乳,是真正的矿山和秘鲁的宝藏。”亨利及其臣属的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的恢复。
亨利四世采取的经济政策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最初拒绝承认新王的巴黎市民,后来转变为支持。国王的地位逐渐巩固起来。不服从王权的贵族受到严厉的惩处,战争期间的无政府状态结束了。亨利四世又整顿司法机构,阻止教皇干涉法国教会,在短时期内重新巩固了王权。亨利四世保持对西班牙反法政策的警惕。
宗教战争时期,法国遭到西班牙的军事干涉。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仍企图利用法国的天主教徒颠覆亨利的统治。亨利四世和欧洲的新教国家英国、荷兰以及德国境内的新教诸侯,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他认为和西班牙的战争是难于避免的,因之筹款练兵,准备一战。正在这时,一个不满的天主教徒于1610年把他刺死了。
亨利四世死后,法国封建贵族又掀起新的内讧。路易十三(1610-1643年)年幼,母后美第奇家族的玛丽摄政,天主教和胡格诺的贵族乘机向王权进攻。1614年,贵族坚持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利用这次会议作为反对王权的工具。但贵族的计划并未得逞,因为城市代表支持了王室。三级会议不久解散。
1624-1642年,枢机主教黎世留任路易十三的首相。在这十八年间,黎世留实际上是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出身地方贵族,任首相后,致力于专制王权的强化。他说,“我的第一个目的是国王的威严,第二个目的是国家的伟大。”黎世留虽身为教士,但把国家利益置于教会利益之上。他强迫教会交纳大量捐税,严惩耶稣会的反抗者。
黎世留与大贵族敌对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从穿袍贵族中选拔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的贵族。在他执政期间,被处死的大贵族公爵二人、伯爵四人、其余四十一人。以母后玛丽为首的大贵族,则避居国外。他迫使一切贵族必须遵守王国的法律,为国王效忠。封建主的堡垒,除国防需要外,都被迫拆除。宗教战争后,胡格诺贵族仍然拥有军队和堡垒,与王权对抗,形成所谓“国中之国”。
1625年,胡格诺贵族在拉罗舍尔集会,以洛昂公爵和苏比斯亲王兄弟二人为首领,举兵叛乱,联络英国反抗政府。1627年,黎世留亲自指挥军队围攻拉罗舍尔城。次年城中绝粮投降。1629年,国王颁布“恩典敕令”,允许胡格诺派信仰自由,但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特权。
在黎世留执政时期,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都由各部大臣掌据。有贵族参加的国务会议则形同虚设。为了消灭各省的封建分裂面向,黎世留虽没有废除经常为地方贵族所把持的省长,但另设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的总督。总督是中央政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由国王任免,必须经常向国王报告施政情况,并从国王接受指示。总督的权力日增,省长的权力日减,这就大大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黎世留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增殖财富,借以巩固专制制度。从17世纪20年代起,法国商人和手工工场主加强对殖民地的贸易和殖民掠夺。黎世留政府保护新成立的贸易公司,鼓励航海和殖民。
法国人移入加拿大的日渐增多,并且占领西印度群岛中的一部分小岛。在非洲方面,法国开始侵占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黎世留的对外政策以打击哈布斯堡的势力为目标。他集中力量纠集一个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策划反哈布斯堡的战争。对于三十年战争,法国初则策动其他国家参加,继则直接卷入。黎世留的政策使法国在意大利、尼德兰、德国和瑞典树立势力,成为以后路易十四欧洲霸权的基础。
黎世留对内加强王权,对外扩大法国势力;是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约十五万人的常备军和多年的内外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而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以人头税为例,1610年为一千一百五十万里佛尔,到1643年则增为四千四百万里佛尔。包税制度成为无限制掠夺人民的手段。
在黎世留统治期间,曾发生大规模的人民运动。1624年,克尔西省的起义农民包围卡奥尔城,要求降低赋税。1635年,在波尔多和佩里格城都发生平民起义,同时有农民参加。1636年,在西部和南部广大地区内又爆发了克洛堪起义。黎世留最初与起义者的代表谈判。农民控诉收税吏和包税人的贪暴,要求废除多种间接税。政府的让步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起义扩大。1637年春,起义农民得到城市下层群众的支持,占领西南部许多城市,佩里格城成为起义的主要中心。这年秋季,起义被政府军镇压。1639年,在诺曼底又发生了“赤足汉”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于增收新税而引起的。城市平民和农民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以赤足约翰为首,共同反对专制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起义群众在诺曼底各地焚毁税局,杀死税吏。诺曼底曾一度处于起义军控制之下。1639年秋,黎世留所建立的强大镇压机器又镇压了这一次的起义。
法国的文艺复兴深受意大利的影响,也是与古典文化和语言的研究相联系的。著名的语言学家吉奥姆·布戴(1467-1540年)同时是罗马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数学家,著有《罗马法注释》等书。另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宗教改革家勒菲弗·戴塔普尔。早在1512年,即路德宗教改革以前,他就发表了《保罗书简》,阐明信仰得救和《圣经》是真理源泉的思想。
法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是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拉伯雷观察明敏,善于讽刺,精通医学、哲学、法律、植物学和建筑学。他的著名小说《巨人传》以夸张的手法歌颂“人”的力量的伟大,嘲讽宣传愚昧的教会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族。在这部小说中,他也抨击了中世纪反自然的教育方法。他认为经院哲学只是套用亚里士多德逻辑推论的方法,形式完整而内容空洞,使人越学越糊涂,堕入云雾之中。
他提出教育应以诱导儿童自然发展为原则。一个发展完美的人格应当包括身心两个方面,所以对儿童不仅要传授人类进步的知识,同时还要锻炼他们的体魄。他在《巨人传》中所描写的三代巨人,都具有魁梧的体格,渊博的学问,无穷尽的力量和求知欲。拉伯雷深信宇宙的秘密是可知的,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一定能战胜愚昧和黑暗。他打击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把人的理性放在宗教的灵启之上。
在法国的文艺复兴中,宫廷提倡起了一定作用。法兰西斯一世不但崇奖艺术,而且于1530年下令举办“皇家讲座”,招致学者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研究哲学、数学、地理学和医学。这个讲座是法兰西学院的基础,成为与保守的巴黎大学相对立的人文主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