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这时正是文革运动的高潮,袁隆平身边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被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被打倒。
“文革”工作组找自己谈话,一定是自己干的那些研究工作被当成反动的东西了,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因为此时的袁隆平,已被定性为“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的“预备黑帮”,随时面临着被打倒、靠边站的可能。所以接到通知后,袁隆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让袁隆平没想到的是,“文革”工作组的人只是让他介绍了一下目前的研究情况,不但没有对他恶语相向,反而十分客气,还鼓励他要“抓革命,促生产”,做好研究工作。
更让袁隆平意外的是,工作组不但没有阻止,还把学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给了自己,让他有更好的条件进行水稻的杂交实验。
袁隆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他就听到了要揪斗自己的风声,而且据说连安排的牛棚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工作组约自己谈话,怎么不是宣布打倒自己的消息,还这么支持他的研究呢?
原来,工作组的确是想让袁隆平靠边站的,牛棚的确也已经准备好,甚至连袁隆平的床位都安排好了。只是就在一天前,他们接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红头文件,要求湖南省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这毕竟是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工作组在请示了黔阳地委之后,这才放了袁隆平一马。如果没有这份红头文件,也许历史将会改写——我们也许再也看不到杂交稻的问世了。
袁隆平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
1960 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袁隆平亲眼见到许多人饿倒在路边、田坎上,凄惨地死去。从这时起,他便立下壮志:不能再让人饿死了!
不久后,袁隆平带着学生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
有一天,他看到房东老向冒挑着一担稻谷去另一个村换种子,于是袁隆平好奇地问为什么要换种?老向告诉袁隆平:邻村那边是高坡敞阳田,谷粒饱满,产量高,去年他用了从那里换来的种子,田里的产量提高了,今年就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
这件事对袁隆平的启发很大:原来,可以靠改良品种提高产量,不就能做到战胜饥饿了吗?从此,他一边在农校教课,一边做育种研究,每年都去田间或野外选种,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找回种子播种,看它第二年的表现,这样来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这称为系统选育法。
1962 年,袁隆平在一块田里发现一株稻穗特别大、结实饱满的稻谷。他把这株稻谷带了回来,第二年把它种下去,满心想着一定能有个好收获,不料长出来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实验失败了。
袁隆平想:是不是因为自己选出的是一棵天然杂交种,不是纯种?能不能不选育纯种呢?于是,他决定先找到天然不育株。 1964 年 7 月 5日,他来到一块“洞庭早籼”田边,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吸引了他——这正是他要寻找的退化了的雄蕊。于是袁隆平马上将这“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带回了实验室。
后来,他和夫人邓哲又花了两年时间,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 4 号、胜利籼等 4 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 6 株雄性不育的植株,采收到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1966年2月,经过研究,袁隆平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
袁隆平发表的论文,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看到了。他意识到袁隆平进行的研究意义重大,就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进行了汇报,想请聂帅出面对袁隆平进行保护。
可是,还没等到聂帅的指示,赵石英自己就被打倒了。原来在他向聂荣臻元帅进行汇报后不到三天,他去参加了科委的一次座谈会。会上,赵石英发言中说现在学生们要搞“文化革命”,不想上课,这是行不通的,这会给国家的科研人才梯队培养带来不好的影响,国家的科学技术需要认真上课的学生。
这个发方,让赵石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两个月后的6月1日,一张《赵石英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就贴到了国家科委大院,赵石英随即被打倒。但在被批斗前,赵石英想到了袁隆平,在强烈的责任心的驱使下,他自拟了一份公函,盖了科委的公章,下发到了湖南。正是这份文件,挽救了袁隆平。
赵石英祖籍重庆,出身在一个革命世家。他的父亲赵世珏爷爷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革命者,是最早的一批同盟会成员,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刘文辉手下担任二十四军参谋长。
赵石英的五叔,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赵世炎,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时,与周恩来、邓小平一道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
赵石英的小姑赵君陶,嫁给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后来,李硕勋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赵君陶与李硕勋的儿子,就是李鹏总理。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赵石英,也成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坚定革命者。1936年,他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富春、王若飞的引荐下,来到了延安。
当时,赵石英的名字叫赵令瑗,是王若飞帮他改名“石英”的。王若飞与赵世炎是好友,对赵世炎的这个侄子也是寄予厚望,他说“令瑗”这个名字过于阴柔,不像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于是按赵世炎笔名“施英”的谐音,把赵令瑗的名字改为“赵石英”。
赵石英来到延安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与汪东兴、田家英成了同学,而且还与毛岸英成了同一窑洞的室友。马列学院上课时,除了老师授课外,张闻天、博古等人也会经常来授课,还鼓励同学们上台交流学习心得。有一次,赵石英被叫上讲台与同学们交流学习心得,正当他讲得兴高采烈时,毛主席刚好过来视察,主席被赵石英吸引,站在门口听了十几分钟,并在下课后表扬了赵石英,这让赵石英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赴东北工作,赵石英也被选中。临行前,主席亲自送给赵石英一把驳壳枪,鼓励他在东北发挥自己的口才,宣传马列主义。要知道当时连主席的警卫都没有这样的枪!
组织上根据赵石英的特长,没有安排他去前线,而是任命他为土改工作队长,负责解放区的的土改工作,为东北野战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在四野入关后,他又随同部队来到天津,成为天津市经委主任,负责战后天津的经济重建。
赵石英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在他的努力下,天津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56年,组织上将赵石英调到国家科委,担任九局局长。
正是在这个岗位上,赵石英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规划,支持了许多科学家的科研项目,其中就包括袁隆平的杂交稻研究项目。正是他抢先发出的文件,成了袁隆平的“保护伞”,保护了杂交水稻项目的研究。1967 年,湖南省科委正是根据赵石英的那份文件,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立项,拨了科研专款,还为袁隆平配备了科研助手,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正是在赵石英的保护下,袁隆平在海南找到了雄性不育野生稻——三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花药细瘦,呈火箭形,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禾蔸。袁隆平把这蔸不育型的野生稻连泥挖起,搬到试验田里栽好,给它取名为“野败”。
1973 年 10 月,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准备在 1976 年大面积推广。当时“文革”尚未结束,袁隆平又找到了刚从牛棚里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三机办主任的赵石英,并通过赵石英向华国锋做了汇报。华国锋当即拍板支持杂交水稻推广,这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文革”后,国家科委向中央指出请求:赵石英非常了解科学界的工作,希望能把他调回科委工作。当时赵石英在国家计委上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在找同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计委主任余秋里来要人时,余秋里死活不答应:“我们这边的工作也很重要,我还准备安排赵石英同志担任计委副主任呢,怎么能给你们?”
方毅虽然贵为副总理,可也拿余秋里副总理没办法,就找来赵石英的好友、科委副主任武衡,请武衡在打电话给赵石英,说请赵石英过来,参与组建中国专利局的工作。这是个全新的事业,赵石英动心了。
1979年,赵石英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专利局副局长。他上任后,便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考察,并制定了中国的专利制度,起草了中国的第一部《专利法》,建立了专利局的组织机构,培养了一批专利工作干部,在专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为我国的专利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努力下,我国也逐步成为世界专利大国之一。
1993年,赵石英因心脏病在京去世。袁隆平对这位伯乐的评价是:“他是我的伯乐。他一生做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工作,他很谦虚,很少提及自己的功绩。对他最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我党培养出的优秀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