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周末｜文物为证 20万年前天府之国就有人类生存
人民资讯2021-05-20 19:06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吴梦琳 文/图
刘琪凯 摄
在距今几十万年以前，远古人类如何在四川这片土地繁衍生息、迁徙交融？5月18日，《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展在四川博物院揭幕。珍贵的东亚手斧、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重要代表“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复制品）、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稻、粟等种子……340余件/套文物，勾勒出远古四川早期文明的鲜活图景。
据介绍，《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是四川首个史前文物展，未来将长期在四川博物院展出。
刘琪凯 摄
石器为证
20万年前成都平原就有人类生存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一般认为始于距今300多万年以前，结束于距今约1万年左右。那么在四川盆地，远古人类又是何时踏上这块土地呢？
步入《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展厅，入眼处是形态各异的石片和动物残骸，它们是旧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刮削器、手斧等工具，以及各种动物化石。这是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图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介绍，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四川盆地早在百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盆地东部峡江地区、南边的深谷洞穴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远古人类来到成都平原的时间，考古证明早到了20万年以前。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眉山市东坡区醴泉河南岸的低缓垅岗调查时，发现了坛罐山遗址。在旧石器时代地层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大量用砾石打制的石制品。展柜中，可以看到这些砍砸器、石锤等器物形态粗犷、类型简单。但是根据地层堆积判断，它们的年代却可以上溯到距今20万年左右，是迄今为止成都平原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当时的人类，便是依靠这些看似和普通石块无异的简单石器，征服着大自然。
沧海桑田。1951年，成渝铁路修至资阳时，在黄鳝溪建桥施工中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这就是“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彼时，已经到了距今3.5万年左右。
展览中，“资阳人”头骨化石复制品被放在了展厅最中央。化石表面平润圆滑，额部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研究显示，资阳人可能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年女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现的人头骨化石，也是我国南方第一个有明确地点的晚期智人化石，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新人化石”。
然而，资阳人化石发现以后，学术界对其年代存在不同看法。1980年代，资阳人化石发现地西北约100米处，当地村民在修建公路桥墩时，再度发现了一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此次展览，将这批包括了单刃、多刃的砍伐器以及刮削器的石质工具进行了展出。它们成为资阳人头盖骨化石年代的佐证材料。根据同层木化石的碳14测年，这处遗址年代被认为距今约2.5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远古人类的足迹不仅踏足盆地边缘山地和成都平原，也开始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展览中，来自川西高原稻城县皮洛遗址等地的手斧，成为展览中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
手斧，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制作和使用的一种非常特殊的重要工具，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把石头改造成非常规范的，两面对称的工具。它们具有锋利的刃口，可以用于砍伐、狩猎、肢解动物等工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高星介绍，手斧从距今170万年到20万年之间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分布。然而上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却认为，旧石器时代，非洲、欧洲和西亚的灵巧直立人能够打造手斧等两面打制的工具，而亚洲兄弟则缺少这样的能力。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考古学界一直认为：东方的早期人类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最近几十年来，广西百色、陕西洛南等地发现的手斧，用事实动摇了这一歧视性理论。而2019年起，四川考古人员在川西高原发现旧石器地点40余处，更具有了重要意义，“在那么早的时期，人类怎样登上高原？怎样适应环境？手斧对他们适应环境有何特殊作用？现有发现和未来的研究，将对今天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多启示。”
远古人类在数十甚至上百万年前，又何以为家呢？在《远古四川--史前时期的四川》展厅的一个角落，专门布置成了洞穴模样。原来，早期的人类，洞穴才是他们长期的居所，这些天然洞穴可以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害。在四川攀枝花回龙湾遗址，考古人员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和动物化石，洞穴顶部还有火烧的痕迹。而近年来，川南等地的洞穴也已发现有古人类活动的痕迹。
文化交汇
四川盆地史前文化复杂多样
当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四川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古蜀先民最早从哪里来？展览以丰富的文物给出了线索。
色彩艳丽的彩陶、精致的陶纺轮、陶球、精雕细琢的陶人面像和玉人面像……当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明显可以从展品中看出此时人类物质和文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四川盆地东西南北以及成都平原，留下了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
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在在川西北高原的河谷阶地上，相继发现了茂县营盘山、波西，马尔康哈休、汶川姜维城等多处遗址。这些遗址年代从距今约6000年到4700年左右，其中散落着规模不一的村落。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遗址与甘肃、青海一带的史前文化非常相似。生活在此的先民都以瑰丽的彩陶作为生活用品，以穿孔石刀作为农耕工具，甚至制作陶塑人面像表达自己的信仰。如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古蜀先民的一支，便是从甘青地区翻越横断山脉进入岷山河谷。
展览中的文物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川西北遗址出土文物与甘青地区的相似之处——阿坝马尔康哈休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以及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质雕塑人面像，与甘肃大地湾遗址的陶塑人像非常相似。姜维城遗址的彩陶，则与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拥有相似的纹饰。波西遗址早期的陶器，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比较，异曲同工。最有意思的是，营盘山遗址人祭坑出土的部分骸骨，其颅骨形态也与先秦时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的颅面形态相似。他们还与甘青地区先民拥有相同的种植作物：在哈休遗址，考古人员浮选出的植物标本中，可以确认发现了粟等作物，说明哈休先民也栽培旱作谷物。
在连续展开的发掘和研究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开始，这片区域出现了很大的文化断层。当这里再次出现文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石棺葬文化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全球灾变性气候开始，温湿气候逐渐结束。种植黍和粟为主的川西高原史前人群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只得继续向更适宜生存的四川盆地和更南地区迁徙。
跋山涉水来到四川盆地的并不只有甘、青先民，他们的足迹也不仅仅停留在盆地西北。
“大渡河中游的麦坪遗址，距今已有4700年至4000年左右。这里出土的石刀，就能看出受到了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展览策展人卢钥颖指着一排石刀如此介绍。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大渡河中游地区是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作为一个山地枢纽，麦坪遗址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受到甘青史前文化影响。
在盆地的东部，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也沿江而上。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的大溪遗址（今重庆巫山县），出土文物证明这里的先民已开始广泛种植水稻。他们的制陶技术十分发达，展出的大溪遗址彩陶瓶、罐，色彩艳丽、纹饰质朴；象牙镯、骨双环饰等也被大溪先民用作装饰。充满神秘气息的大溪人面形玉佩，更是在出土后便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玉面雕刻古拙简洁却又生机勃勃，专家认为它可能是原始的玩具或护身符。不管用途为何，以人面为装饰，都反映出数千年前古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从聚落到古城
古蜀文明由此开篇
在狭窄的展厅内，除了300余件展品以外，还复原出了古人种植水稻和粟的场景；另一侧，成都平原史前聚落的演进也以沙盘形式展出。几千年前，正是成都平原稻、粟双作的农耕系统催生发达的农业，让小型聚落发展到古城址群，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几千年前的古蜀先民，以何为主食？展览将近年考古发掘浮选出的各种粮食种子在现场进行了展示。它们有来自新津宝墩遗址的水稻、茂县营盘山遗址的粟、以及盐源皈家堡遗址的黍等等。历经数千年，种子已经碳化为黑色，看上去极不起眼，却成为考古人员了解古蜀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章华说，农业的产生，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适应变成了改造。四川盆地稻粟双作，食物的保障带来人口的增长，聚落密度的增大带来群体的相互竞争，群体间的结盟与整合，量终使社会向更复杂的方向演进。
从展厅现场复原的聚落可以看到，此时的先民，他们住的房屋有单间或多间，部分房屋内修造有灶坑等设施；他们还修建了干栏式建筑，以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2015年至2016年，考古人员在大邑高山古城发掘时，还发现这里的稻粟混作为家畜饲养奠定了基础。这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猪颌骨、猪寰椎等残骸，“说明高山古城先民已以饲养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途径。”卢钥颖说。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最早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大邑高山古城等八座史前城址，构成了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城址群。它们虽然年代略有差别，但文化面貌整体一致，在筑城方法、城址地形的选择等方面都有一些共性。随着考古的推进，还不断有新的发现。2008年勘探发现的温江红桥村遗址，4道人工护坡上窄下宽分层夯筑，能够更好地抵御流水冲刷，成为成都平原防洪治水的最早见证；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不仅发现饲养家猪的痕迹，还在成年人骸骨中发现了“拔牙”习俗，是目前长江上游发现的最早的拔牙现象。在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宝墩古城遗址，这里还发现了8座大型房屋基址。它们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考古人员认为，这可能说明当时每个族群已经拥有一座自己的大型礼仪建筑。
即使在此时，这些聚落和社会成员还尚无明显的社会分级。江章华说，到了宝墩文化四期，以三星堆仁胜村墓地为代表的部分墓葬，开始随葬代表特殊身份的显赫物品，“可能在这时，群体内部开始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
最重要的是，聚落之间也出现了分化。江章华说，三星堆聚落可能掌控了一些特殊资源或特殊物品的贸易渠道，最终逐步强大起来。伴随着群体整合以及特殊阶层的权利强化，这里开始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古蜀文明在青铜时代最终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据介绍，在“远古四川”展之后，四川博物院还将推出古蜀文明的展陈，由此梳理出四川地区文化发展的更清晰脉络。
本文来源：川观新闻S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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