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心随东棹忆华年
钱江晚报2021-04-27 16:36
□周维强
尝读《黄现璠自述》，黄现璠被治史学史者视作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一员。现璠从北师大史学系毕业后，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前身），是在1935年9月至1937年11月之间，这段留学生涯的起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这段留学生涯的结束也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这个时间段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已在日本盛行。现璠先生在自述里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生活、参观、旅游，难免会与日本一些下层平民接触，自然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诸如日本人态度上的盛气凌人，语言上的嘲讽，大多来自政治家、军人、下层平民。现璠因此尽量少与下层平民接触交谈，通常只在大学内与大学生、大学院生和老师来往或在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现璠先生在自述里说，日本大学学制，大学院即研究院，隶属于各学部，大学生和大学院生在学生证上的身份写法不同，前者记为学部生，后者则有大学院研究生和大学院生两类。现璠入学的是东京帝大文学部大学院。
黄现璠与日本师友和田清等合影。
现璠的叙述里，可以见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华战争，对现璠的日本师友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七七”事变发生后，现璠准备回国，这时现璠已经拟定了博士论文提纲，原计划在大学院再研究一年半，完成和提交博士论文。现璠的大学院导师和田清先生、东京帝大文学部部长池内宏教授都甚感惋惜。和田清先生对现璠说：“黄君还有半年便有资格提交博士论文，是否能坚持到明年提交博士论文后再回国，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可以为您向上申请奖学金解决。”池内宏教授则直接提出了解决奖学金的途径以及留下来工作的具体办法：“您在大学院近两年的学习中都能按期提交研究报告，我可以向外务省推荐您为‘特选留学生’，获得一年补助金。提交博士论文后您还可以继续留在日本工作，倘若不能在大学教书，我可以推荐您到文学部下辖的‘史料编篡所’工作……还望黄君能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现璠说池内宏教授的这番话，当时他听了确有一些心动，不过再三考虑后还是婉谢了。和田清是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学术领袖之一，池内宏也是著名的东洋史学家。两人都是纯正的学者，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他们曾有过追随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言行。池内宏1939年退休，和田清战后依然担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当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
现璠说他对日本老师和学友的感激之情，和自己素所尊敬的“留日前辈鲁迅先生所表达的内容类同”。这也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写于1926年的散文名篇《藤野先生》，文章最后写道：“……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鲁迅（左）与内山完造（右）的留影。
现璠的日本师友对中国留学生现璠所表达出来的善意，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日本的知识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也不是能够起一边倒地影响的。笔者以为有两件发生在当时日本学术界、新闻界的故事，也是可以说一说，或者也是可以作为佐证的。
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前身）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1932年10月28日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的私立的中央大学作了题为《通过<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的学术演讲，结果被指控为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侮辱裁判官以及“赤化”等问题。司法大臣要求文部省大臣给予注意。京都帝大法学部部长宫本英雄的回复是，泷川的演讲不存在问题。其后议会也加入追究泷川的行列，内务省禁止销售泷川的两部法学著作《刑法读本》和《刑法讲义》。第二年4月，文部省责令京都帝大校长让泷川教授辞职。京都帝大法学部教授会认为：“这不是泷川个人的问题，而是在威胁履行大学使命时必须保障的研究的自由。”16位教授一起递交了辞呈，以抗议文部省的指令。5月，京都帝大接到来自文部省的泷川教授停职命令。法学部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手等55人向校长小西重直递交辞呈。6月，小西校长也向文部省递交了辞呈。这个故事让我们见识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盛行时代，日本知识界还可能具有的抗争精神。
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新闻界，九州的《福冈日日新闻》负责人菊竹六鼓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抗争。菊竹鼓六从记者、主编做到副社长。当时《福冈日日新闻》的发行量仅有17万份，《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这样的大报都有200万份。报虽小，骨头硬。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2月23日日本新内阁组成，77岁的犬养毅担任首相。犬养毅要阻止日本军部在中国东北（日本称之为“满蒙”）的继续扩张。第二年5月1日，犬养毅通过JOAK（即后来的NHK）发表讲话，批判法西斯政治，此后又重申对军部的批判。5月15日，犬养毅在首相官邸遭日军军官刺杀而身亡。这一事件触发了报纸的舆情汹涌。但当时日本国内的全国性报纸或中央级报纸多数没有着眼在对恐怖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反倒是这家地方性的小报《福冈日日新闻》，连续6天发表社论，尖锐地批判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主义。这些社论都出自菊竹六鼓的手笔。《福冈日日新闻》的社论，激怒了九州的久留米步兵12师团和在乡军人会、右翼团体，他们拨打威胁电话，发去威胁书信，还试图联合起来结成对《福冈日日新闻》的不买运动同盟。不买运动、禁止发行等等，严重地危及报纸的生存。战后日本的一些著名报人比如《朝日新闻》的绪方就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和报社的主要干部在当局对报纸的禁止发行的高压下屈服了。但菊竹六鼓义无反顾，据说报纸销售负责人哭着央求菊竹放弃批判，菊竹对他喝道：“别说傻话了。这是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菊竹1933年5月19日写给长女的信里说他当时这样做，不只是忧国，还想以自己所处报纸的地位把日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增田涉像和鲁迅的赠诗。
上面讲的这两个故事见载于日本新闻学学者前坂俊之撰写的著作《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第一个故事里说京都帝大的学者面对当局的高压要捍卫研究的自由，第二个故事是说地方小报主笔面对社会、军队的高压，努力发声以拯救日本。这两个故事，也表明，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开始甚嚣尘上时，日本社会也没有铁板一块，也还是有良知存在着。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极大的善意，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正面的抗拒，这是一个事物的互为支撑的两面，或者说也是一枚银币的两面。这也是战后日本能够清除自己肌体上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毒瘤的内生的力量。
现璠晚年追忆留学生涯，感念日本师友对他的关照。鲁迅虽然也说他在日本看电影曾遇到的屈辱，但鲁迅还是有不少日本的友人。1931年12月2日鲁迅写了《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这个时候，东北已经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但鲁迅的这首诗里依然表达了对日本友人惜别之情，“心随东棹忆华年”，鲁迅怀念那在彼邦度过的青春年华。增田涉，东京帝大毕业，1931年经佐藤春夫（增田涉的老师）和内山完造介绍到上海师从鲁迅研读中国小说史，1977年3月去世。
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华战争是一回事，没有沾染了这些污染的人和人之间的友谊是又一回事。这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2021年4月26-27日，杭州西溪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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