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
编者按
困顿清苦的童年,艰苦卓绝的异国求学路,初入数学界的一鸣惊人,名声大噪后的风起云涌,对中国基础科学建设的拳拳之心……拨开浮华迷雾,“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直面盛誉、无惧挑战,讲述触动人心的传奇人生。
童年颠沛
我是客家人,1949年4月4日出生于汕头,上面有3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6个月后,父母亲带着我们5人来到香港。
父母
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他是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父亲严格要求孩子努力读书,他自己小时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广东省的蕉岭县,那时读书可不容易。因为家贫,没钱买书写用的纸张,只好到寺庙捡拾拜神用的纸张。他努力学习,成绩出众。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22岁时拿到硕士学位。
1955年全家福,左一为丘成桐
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念下去了,只得在图书馆当职员。她父亲梁伯聪,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钦敬的学者,以书画诗词著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林风眠便是他的学生。
父亲的学术生涯开始得不错,1944年三十出头,即在厦门大学出任讲师,教授历史和哲学。1949年我家到香港时,父亲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一职难求。父亲要照顾的人很多,钱却很少。这便是父亲刚到香港,落脚在元朗西面农村时所面对的景况。他把带来的大部分钱办了个农场,以为这样便可以养活大伙儿。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学者而非农夫,农场只办了两年便倒闭了。
经营农场失败后,我们家搬到元朗一处叫作李屋的地方。这个居所是和许多家庭合住的,没有电力供应,我们用油灯照明。家里也无自来水,我们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担水及洗澡。
父亲在九龙和港岛找到一些教书的差事。那儿离家甚远,他每天很早便起来,先坐别人的脚踏车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转渡轮,行程超过两小时。工作和通勤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父亲难以抽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时甚至整天都看不见他。这便是父亲在香港的生活,虽是为人敬重的学者,但从未得到匹配的高薪职位。
母亲也是由朝到晚地忙个不停,她早上五六点便开始工作。她靠替人缝补、刺绣或做其他针线活来帮补家计。生活如此艰辛,可她从不叫苦,有尊严地熬过来了。
上学
我的正规教育是从5岁开始的。首先,每个打算上学的孩子要先通过测验。测验的一部分是数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要求从1数到50,然后把数字按顺序写在纸上。我从父亲那儿看过,以为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书写数字乃是按西方的习惯,是由左向右的。因此,当我用自创的方法书写13时,它就成了31,其他两位数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过来了,结果考试不及格。
孩童时的丘成桐与父亲丘镇英
这次错误的后果很严重。高分的小孩会被分派到正式的公立学校,而我却被分派到乡村小学,那是给水平较差的小孩念的。我个子既小,身子又单薄,简直像个垃圾堆里的小矮子。绝大多数一同上学的孩子,个头都比我大和强壮,脾气也暴躁,动不动就打架。我忧心忡忡,有一天终于病了,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家中休养(今天看来,这种病情或与压力或焦虑有关)。
幸好不久,我们就搬了家。1954年底,父亲决定搬到沙田去,那是香港靠北的小乡村。崇基书院刚刚搬到沙田,父亲将在那里担任讲师,教授经济、历史、地理等不同的科目。
搬到沙田后,我进了另一间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和旧学校明显的区别是,我在新学校上课比以前更认真了。到了小学二年级,我渐渐知道何谓学习了。老实说,我的表现并不好,到了三年级也是如此,只是仅仅及格。到了四年级,我的成绩渐见进步,到了五年级就更好了,年级第二。
丘成桐与母亲和大哥
我的表现愈来愈好,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到初二开始飞跃了,除喜爱数学外,我也开始学习基本物理。
灾难
初三那年是灾难性的。二姐成瑚原本在澳门上高中,却染了重病,终于在1962年去世,享年19。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令人神伤。
那时候,父亲是香江书院(后已停办)哲学、中史、中文部的系主任。这所大专是他和一个叫陈树渠的人创办的,陈是原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侄子,也是学院的院长。据父亲忆述,当时台湾方面特别接触了香江书院的高层,陈树渠等人都认为“反攻大陆”很快便会成功,台湾官员告诉他们,只要让特务渗透进香江书院,便可在“光复”后获得丰厚的高位,如担任某个市的市长之类。父亲强烈反对这样做,但陈树渠则觉得并无问题,他因此想除去父亲。父亲有合约保障,陈树渠要立即解约并不容易,但父亲眼见学校高层如此腐败,愤而辞职,这是1962年11月的事。
差不多同时,他在崇基书院的教席也不保。这连串的事件使我家的收入剧减,事业上的打击,加上女儿的病逝,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约两个月后农历新年期间,父亲病了,非常不舒服。母亲向大舅求救,大舅办了一所天主教中学,颇为成功,身家也丰厚起来。父亲早年曾慷慨资助过他。母亲问他借点钱,想找好的大夫给父亲看病,但他拒绝伸出援手。
丘成桐父母合影
1963年4月,父亲的一些学生来了,合力把他送进医院,找西医来治他。很快就知道那是肾内的肿瘤引发了尿毒症。虽然没钱,父亲还是进了医院,但不到几个星期,他就说不出话来了。眼见思维敏捷、口齿清晰的人如今竟无法言语,真是心如刀割。
6月的一晚,我到医院,只见母亲泪流满面,不用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崇敬的父亲,一位高贵的学者,视学习和荣誉为至高无上的人,离开了人间。
决心在学术界闯出名堂
父亲去世后,大舅提出一个办法:他在新界建一个农场,我们不要上学了,索性跟他打工。幸好母亲站在我们一边,拒绝了他。虽然身处逆境,她也知道接受了这建议,我们的前途也就完了。她期望我们依照父亲的遗愿,好好读书,成就学问。
在匮乏的环境中只好挣扎求存,然而母亲熬过来了。有人说我之所以出奇地坚毅,这种特质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会展示出来,我相信部分继承自母亲。当我最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时,她看到过往的努力得到回报,不禁老怀安慰。
大一的数学课太容易了
从1964年开始,我替别人补习数学,这可说是跨向我未来事业小小的一步。当时我15岁,我的学生不比我年轻多少。学生中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女生,比我小几岁,数学一直不及格。她搞不懂简单的算术题,学校教她背诵公式,但我则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其他问题也如此。她的妈妈看见教的方法超出了六年级的水平,不禁紧张起来,但我的做法很快便见效了。不到一个月,她的数学测验都拿满分。她妈妈乐疯了。
一方面替人家补习,另一方面应付学校的功课,我忙不过来。升上了高一,除了数学成绩优异之外,国文和历史都很好,母亲十分欣慰。虽然当家教老师原来是为了钱,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使学生更容易了解数学的过程中,我对所教授的内容理解更深了。
在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华罗庚的书,使我更添动力。华罗庚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这本有关数论的书带我走进高等数学的世界,使我大开眼界。我又看了他的其他好几本书,都写得很精彩。我了解到数学可以很美,令人赞叹。如果说当时华罗庚的书,使我在父亲走后的绝望和空虚中看见了方向,找到了热切追求的目标。
1984年,华罗庚访问美国,与数学家丘成桐(右)、丘成桐的学生曹怀东(左)在圣地亚哥合影
我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崇基书院是中大的成员学院,父亲曾在那儿任教。我选择崇基,感觉上亲切些,兄长成煜也在那儿念书。虽然我没有跟随部分同学到海外留学,但并非放弃了这念头。要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始终还是要到欧洲或北美去。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满足于当前的崇基书院,在1966年秋天入了学。
丘成桐练习太极拳摄于1965年
不用多久,我发现一年级的数学课太容易了。系方允许我不上课,只需出席考试来证明实力。于是我可以腾出时间应付更艰深的课程,包括线性代数和高等微积分。
我第一个遇上的懂得当代数学的人
李卓敏校长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锐意发展。在他的努力下,理学院新来了好几位博士,其中包括斯蒂芬·萨拉夫,一位新从伯克利到崇基任教的年轻数学学者。萨拉夫可说是我第一个遇上的懂得当代数学的人,他用“美式风格”讲授常微分方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和投入讨论。这种方式对中国学生(包括我)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萨拉夫这种自由奔放的教学风格,比较随性和自然,但有时也会在讲课中间碰到困难,呆立当场。在这些场合,我就会出手相助了。如此一来,我很快便引起他的注意。有时觉得可以时,他就让我上一部分课。我也常常到他家中,帮他准备讲义,或提出不同的解题方法。
萨拉夫说,如决心在数学中创出一番事业,就必须出国留学。由于在入学考试中表现平平,中文科尤其不佳,我拿的奖学金只有其他人的一半。他知道后十分不满,大发雷霆,认为我这样的天才学生应该多拿奖学金,但校方对此无动于衷,这令他更恼火了。
被伯克利录取了
人们开始以“天才”称呼我(至少就数学而言)。三间书院的数学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经过审查后,向李卓敏校长提议,让我提早毕业。李校长想看看究竟我有多好,遂建议我去见当时香港最著名的数学家黄用诹,他是香港大学的微分几何学家。他会和我见面,然后提出评估意见。
到香港大学要先乘火车,再搭渡轮,坐巴士,最后沿幽径上山,总共花费一个半小时。我到了他的办公室,很快便发现黄教授并无意考我,他只是想展示他的工作。坦白来说,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他的工作是有关“格拉斯曼流形”的,这是由穿过原点的所有同维数子空间所组成的空间。在演算中的某一步他过不去,停了下来,我倒不觉得那有多难。当意识到我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后,他便得出结论:丘成桐不是个天才。
学生时期的丘成桐
虽然如此,1969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崇基书院还是给我颁发了文凭(不是学位证书)。上台拿文凭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书院规模很小,大部分同学都知悉我提早毕业所引起的纷争。
萨拉夫最后只能接受中大不会让步的事实,转而想办法让我进入伯克利的博士课程。我问他要不要考虑其他大学,他说伯克利一所就好,那里的数学系是世界顶尖的,而他在那儿也有人脉。我没有反对的理由,我考了GRE、托福和其他相关考试,幸好成绩都不错。其间萨拉夫也给他在数学系的朋友唐纳德·萨拉森写信,把我的数学潜质吹捧了一番。萨拉森把申请表寄过来,并且说就算没有本科学位,他也有办法把我弄进研究院。于是我便照办如仪。
1969年4月1日,消息传来,我被录取了,这可说是我一生之中收到的最重要的消息,顿时意气昂扬。9月初,我飞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热切地展开对新世界的探索。
1969 年在香港飞往旧金山的航班上
本文节选自《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丘成桐 史蒂夫·纳迪斯著 夏木清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作家文摘》整理,本报近期正在连载精彩章节,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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