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庞惊涛：共同的寻找：余华的南下《文城》与徐则臣的《北上》
封面新闻2021-03-12 10:31
文/庞惊涛
用两个晚上读完余华的新长篇小说《文城》，深陷于余华的绵密叙事和丰沛想象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流水一般展开，林祥福南下寻妻之旅注定不会顺利。太平盛世，科技发达，大数据加持，尚且不能每寻必着，更何况战争年月，交通不便，社会动乱的大环境下，加上被寻的对象刻意躲避或者逃避，寻妻何其不易。尽管对余华的苦情甚至悲情书写早已有心理准备，但看到林祥福寻妻无果而后命丧他乡这一结局，还是不胜唏嘘。这个结局让我们不得不发出一个思考：这一次南下“文城”的寻找，意义何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先要理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即林祥福寻妻的执念究竟从何而来？说来也不复杂：“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就是这么简单。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父母高堂，儿女双全，这样的家庭才算完整。林祥福不能接受刚生下来的女儿没有母亲，所以他不惜当了家产，南下到文城那个并不存在的地方，寻找妻子小美。“寻找”既是林祥福的执念，也是中国人传统的执念，也是《文城》要探讨的“隐”主题。
这个“隐”主题，在另一部长篇小说里也非常巧合地存在。作家徐则臣的《北上》尽管明确于书写“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但“寻找”的故事线头下，仍然有和《文城》一致的传统执念：意大利来的哥哥小波罗，顺着大运河北上寻找弟弟马福德。尤其巧合的是，两个故事都放在清末民初以及军阀混战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线里，一条水系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横亘在两种文化和语境之中，让这种寻找既充满了亲情的柔软，也布满时局的惊涛。《文城》里林祥福的寻找，是南下；而小波罗的寻找，是北上。一个中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在小说虚构的时空里，因为“寻找”而相遇，并帮助《文城》和《北上》，完成了一个“隐”主题的互勘。
信念与忠义：地不分南北
从文化上看，无论是《文城》还是《北上》，都有对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深度触及。
《文城》的“出发点”，是余华并不熟悉的北方，大地、田庄、纺织机，是他在《文城》里写到的“北方文化”或者说北方印象。南下的“文城”，即小说中真实存在的溪镇，是一个“抬脚即是河，出门即坐船”的南方水乡，这是余华成长的母地，所以写来相当娴熟而充满感情，绝没有北方的疏离感。
而《北上》的出发点，则始于余华熟悉的江南，终点，就是首都北京城。同样生于南方的徐则臣，对江南水乡也有明显的偏爱，所以看得出，南北的差异实在是泾渭分明。《文城》的地理布局，尽管有着南北的宏阔跨度，但重点还是在余华可以驾驭的南方文化里。两个文本互勘，我们就容易将这样的布局，看成是作家对南方的留恋和礼赞，或者说，形成这样一种粗浅的认识：南方更风流蕴藉，北方更苍凉悲慨。如此，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两个文本希望在南北之间架设的文化沟通本意：即地不分南北，在中国人的传统精神里，信念与忠义并没有地域上的差异。
《文城》中，林祥福的北方基因是不能忽略的，他带进南方溪镇的东西，是先天性的、入骨血的。这让他在溪镇并没有遇到矛盾、抵触甚至冲撞，他的极快融入甚至说如鱼得水、威望日上，除了南方文化的极强包容性，还有南北文化里相同的传统信念和忠义精神。小说里的百家奶、木器社以及溪镇守卫战，都是这种地部分南北的体现。林祥福愿意为赎回顾会长而慷慨赴死，既有北方基因的影响，更有南方风气的熏习。南北交融，在溪镇演绎了一个乱离岁月的忠义壮哥。田家兄弟后来要护送林祥福的遗体回到北方故地，也是基于一种南北文化的相互成全影响。他们想带回的，不仅是林祥福的遗体，更有林祥福自己的信念和溪镇人的忠义。
《北上》安排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大运河这条水上动脉上的“寻找”，本意也是促进南北的融合。只是相对而言，《北上》这个文本的“寻找”隐主题，似乎更突出“人不分东西”，这一点，下面重点来讲，此处姑且略过不谈。
值得注意的是，《北上》中孙过路的这一人物形象，与《文城》中“和尚”这一形象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施恩于己的人，千金一诺、以命相报、慷慨悲歌，正是传统忠义精神的最好写照。而谢平遥，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身上更有着体恤民生的悲悯情怀，他是南人，他带进北方的这种精神，使一场“北上”的寻找，充满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乱离之世，苟且偷生，但总有一种精神，在照亮着黑暗的夜空。《文城》小小的魔幻与荒诞，并不影响它在“地不分南北”这点上，和《北上》的写实殊途同归。
亲情大于天：人不分东西
《文城》和《北上》都有一种超越民族和种族之上的人类感情，即亲情。《文城》是夫寻妻，《北上》是兄寻弟。放在战乱年代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里，便极其难得。如果说《文城》的亲情观，是中国南方北方都一样的，那么，《北上》的亲情观念，则是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在亲情这个问题上，两个文本的互勘之处在于，人不分南北，亲情大于天。
《文城》中的林祥福，是一个先失父亲、再失母亲的孤儿，所以把亲情看得至为重要。也因此，与他日常生活相交的人，他都愿意待以极大的善良和亲近。他到溪镇遇到的陈永良李美莲夫妇，即是这种亲情外溢的体现。这种亲情观念当然也对陈永良夫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所以当林祥福女儿林百家被土匪劫持后，李美莲毫不犹豫地让儿子陈耀武去顶替了林百家。潜意识里，李美莲已经把林百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而受惠林祥福良多的陈永良，则将林祥福视为自己的兄弟，所以，林祥福被土匪头子张一斧残忍杀害后，陈永良发誓一定要为林祥福报仇，最后终于手刃仇人，得尝所愿。如果没有这种大于天的亲情维持，陈永良手刃张一斧显然很难做到，而他后来带着一个民团队伍追打土匪，也是激于万亩荡上被无辜冤杀的村民们一种广义上的亲情。
如何解释母亲小美对女儿林百家的抛弃？我认为这仍然是小美亲情观念大于天的一个痛苦选择，她选择了妻从夫，阿强是她亲情的最早源头和根本，林祥福只是这个源头和根本之外的一个意外。也因此，她和林祥福生下的女儿，就只能在放在亲情的第二顺位。东方式的传统亲情观念里，大于天之外，也有无奈。
《文城》东方式的亲情大于天，在《北上》里，体现为小波罗的只身来到中国寻找弟弟的这一壮举。这是他的亲情大于天，只是略为不同的是，小波罗还为这一次“寻找”增添了一个意大利式的浪漫动机：像马可波罗那样考察大运河。这个附加的浪漫动机当然很西方，但不影响主体的亲情动机。他也有一个执念，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弟弟，哪怕他已经死了，也要知道他死在哪里。在亲情观念和生死大事上，东西方其实并无町畦。为此，小波罗也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文城》里的林祥福，与《北上》里的小波罗，一个东方人，一个西方人，作为相同的“寻找者”，其命运结局都是一致的，它揭示了在亲情观念上人不分东西的一致。所以，小波罗作为寻找者，最后的命运结局，都是和《文城》中的林祥福一样，身死异乡。意大利维罗纳，就是林祥福再也回不去的北方。
徐则臣显然不会料到，余华会在他的新长篇里，写一个和他的《北上》相似主题的故事。但《文城》也并非要循《北上》走出来的路，它们只是巧合，在共同的“寻找”里偶然相遇，惺惺相惜之余，默契于心。一先一后，两个文本通过一段共同历史和地理的“寻找”，似乎都在说着一个相同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一维度来考察，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似乎从未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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