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馨｜怀念吴观张
建筑名苑2021-02-08 13:54
作者 | 马国馨
本文写于2013年
吴观张学长（作者摄于2010年）
今年（2013年）3月19日是著名资深建筑师吴观张先生的八十大寿。作为他的学弟和共事多年的同事，谨以这篇短文为他贺寿。
建筑业内人士对吴观张是十分熟悉的。他已为这个行业工作了近六十年，在许多方面均有建树。但若不从事这一行，可能对这些就不那么了解了。所以先摘录一段他的简历：吴观张，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1952年苏州高级工业技术学校土木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53年调入江苏省教育厅从事设计工作。1956—1962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1980—1984年任院长，1984—1994年任院副总建筑师，1994年退休后回聘，任院顾问总建筑师，2005年后受聘北京筑都方圆设计公司和五合国际集团任顾问总建筑师至今。
吴观张学长（作者摄于1988年）
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文字也还缘于老吴的一个玩笑话。此前我曾陆续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回忆已逝去的建筑界人士的文章。有一天老吴遇到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要写我那就趁我还在时快写，免得我以后看不到。”其实我写那些文字的出发点都在于这些人在世时都曾经为国家、为行业做过许多贡献，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理应为人们所纪念。可是在当前一味追求物欲的大环境下，那种“人走茶凉”让人觉得很不是味道，所以不得不一吐为快！像2011年是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先生的百年诞辰，他在世时为首都留下了那么多像人民大会堂、民族宫、友谊宾馆等经典作品，按说有关方面应有所表示，可最后就那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只有他的家乡山东无棣县政协委托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40万字的回忆录《回到故乡》，并邀我题写了书名。我除了曾写过一篇《长留念记在人间》的回忆文章外，也就只能做这点小事了。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来说老吴。在清华上学时他比我高三班，他所在的建二班的多才多艺是全校闻名的，也是我们班学习的对象和赶超的标尺，所以我认识他们班许多人。对于老吴是仅有耳闻而没交谈过，因为他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国时的“刘关张”。可能因为他是调干生，又是党员，在年龄和经历上和我们都有距离，所以觉得他不会搭理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头青年。可是没想到，毕业分配以后，我们又成了同一单位的同事，又共事长达40年之久。
我于1965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正式到设计院上班是在1966年8月24日，那时“文革”已经轰轰烈烈展开了。我们是在参加一年“四清”，甚至还赶上一小段新工作队以后才回院的。其时院里的运动也因什么工作组的“排队名单”而十分热闹。听室里同事讲，当时第一个被批斗的是党委宣传部部长浦克刚，而站在边上陪斗的就是宣传部的干事吴观张（当时已经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办公室主任）。后来两派群众组织打派仗时，我和老吴是分属两个组织的，因为他们那一派中老工人比较多，所以这面就说老吴是他们的“黑高参”。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群关系不那么融洽，知识分子常对党委干部们有些看法，另外可能也和老吴性格比较孤傲、说话比较尖刻有关，给人留下了不爱理人、难以接近的印象。
吴观张学长（作者摄于2013年）
和老吴真正近距离接触合作还是在“文革”后期。老吴说1969年军宣队找他谈话，认为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更适于搞技术工作，于是他就到了新组建的第三设计室，正好和我在一个室，但不是在一个综合组。一起共事后我对老吴有了与“文革”打派仗时完全不同的印象。一是他对于技术的钻研和学习。当时他设计了北京的好几个大冷库。按说这种类型的建筑是当时商业部设计院的专长，一般民用设计院很少涉及，除了工艺要求和内容比较复杂外，无梁楼盖的荷载很大，对结构要求很高，另外对建筑保温、隔热、防鼠、冷桥处理等细部也要求极高。当时设计院擅长此类设计的只有顾铭春一人，但老吴很快就掌握了要领，积累了经验，成了这一类设计的专家。我想这可能和他早年搞过设计工作，轻车熟路又善于钻研有关。这让人改变了他只是一个政工干部的印象。另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他和设计室各专业的知识分子相处十分融洽，经常在一起开玩笑，大家也亲切地叫他“吴老二”，不知是他吸取“文革”教训，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把孤傲的一面收敛起来了，还是把他不为大家所了解的一面显露出来了，总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讲话的尖刻还没变，但和群众的关系却好了。
和老吴的第一次密切合作就是1971年的建外工程。那时中国的外交出现一系列的突破，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北京的外事用房明显不足，为此决定在建外兴建新的外交公寓、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当时三室承担了这一任务，由老吴任这三个项目的工程主持人，我担任了国际俱乐部项目的建筑负责人。现在看来这个项目只有1.4万平方米左右，算不得什么大工程，但在当年因“文革”期间很少有民用项目上马，所以在当时还是很引人瞩目的。老吴除了协调三个子项的总体工作外，还在俱乐部工程亲自绘制了许多施工图纸。当时是宋士芬负责一段网球馆，刘永梁负责二段台球、棋牌、理发美容，我负责三段餐厅、宴会、多功能厅，老吴负责四段电影厅。那时张镈、张开济二位总也刚刚出来工作，在方案阶段曾顾问参与过，但主要还是由年轻同志来完成。我是第一次承担这样高标准的民用建筑，心里没底，所以很是紧张。但老吴十分信任地放手，使我在实践中有了锻炼的机会。我们除了在现场向施工单位的翻样师李大毛等人请教学习外，在设计上也一起想了许多办法，好使设计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这里有立面上的处理，用马赛克和水刷石的搭配表现传统的插枋形式；在内部装修上采用简洁明快的处理，不用过多的线脚；与工艺美术家合作创作了一批国画、漆画、镶嵌、玻璃画等形式；自行设计制造了一批新型灯具……总之还是动了不少脑筋。我也就在这个“三边工程”的实践中，从不懂到粗知，学会了好多东西，也增长了后来主持工程的自信。俱乐部完工以后我就独立主持了东交民巷15号为西哈努克亲王所用的游泳馆和多功能馆（可用于羽毛球、电影、招待会等用途），在工程将竣工时，因院里派我去农村做知识青年的带队并劳动锻炼一年，又是老吴帮我把这工程圆满收尾，并得到邓颖超同志的表扬。
建外国际俱乐部
建外友谊商店
与老吴的再次合作就是1976年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了。那时老吴已经是第一设计室的副主任，我是第六设计室的副主任。因为北京院将承担纪念堂工程的主要施工图任务，所以院里很早就抽调了四位副室主任和得力人马，组成了纪念堂设计组。在9月14日全国抽调的专家在前门饭店集中解决方案问题时，徐荫培、方伯义和老吴就在那里参加工作。在几轮方案优选集中并经中央批准以后，我们的设计组又长期战斗在工程现场，当时除徐荫培任主持人外，几个负责人是这样分工的：徐荫培负责与外部各单位，包括地上、地下的总协调工作，老吴负责外立面设计，方伯义负责室内几个大厅包括瞻仰厅的装修，我则在完成纪念堂基本土建图纸后，负责与现场各施工单位的沟通。老吴他们为了外立面琉璃的设计与加工、装饰纹样的确定、红色台基花岗石的选择、廊柱花岗石的选择与加工……费了很多心血。多少日日夜夜的共同战斗保证了纪念堂在5月竣工并于毛主席逝世周年纪念日时对外开放。
老吴在设计院最风光的事我想应该是1980年经民选当了北京院的院长。那年市城建工委不知怎么想起要在设计院民主推选院长，可能上面原想也就是走走过场的事，并早已提出了推荐院长的人选。可不想老百姓却把这事当了真，又推出了老吴作为另一名院长候选人，结果最后老吴当选，这也是北京院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民选院长。这说明老吴的为人、能力、敢坚持原则、敢为职工讲话等个人魅力得到了全院职工的认可，老吴为大家所信任。老吴当政期间正好我有两年去日本进修学习（这个机会可能也是他那一任做的决定），所以详情不太了解，只从有关材料上看到他就任后加强健全了技术管理体系，所有的项目分院、室、组三级进行责任制管理；为保证技术力量的后继有人，与六所知名院校签订代培120名毕业生的协议，并支出培养费150万元，还为设计院引进了一些人才；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世界建筑》，从财力和人力上支持了这本杂志；在上级单位的支持下，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在他任内先后为528户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解除了广大职工的后顾之忧。因为设计院的住房欠账太多，分房要论资排辈计分排队，那时上大学的几年不计分，清华的六年学制就很不合算，所以我并未赶上这几轮分房。但我也仍要感谢老吴，因为如果不是这些老职工先分到房，我在后面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的（我是1987年才从筒子楼里搬出来的）。他在任时的作为我也说不全，但有一条，他没利用这个职位在荣誉、待遇、获奖等方面为自己谋过私利，这是极不简单、很值得称道的。可这样的院长也只干了一任，1984年他就离任了，个中缘由并不清楚，只是传说他因为是“民选”院长，所以在平时对上级领导常有顶撞之处，不那么听话，因此并不被领导喜欢。
从院长岗位下来以后，老吴就转向了副总建筑师的技术领导岗位。早在一室当领导时他就组织了室里对体育建筑的研究，在工程实践的基础上由张德沛、李哲之、刘振秀、韩秀春等同志编写了《体育建筑设计》一书，由秦济民和老吴二位室领导最后审定，并于1981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但是当时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地介绍体育建筑设计的工具书，对指导全国的体育建筑设计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各种类型建筑的设计指南中的第一册。在为亚运会召开而建设的场馆中，老吴又是我负责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的顾问，尤其在方案阶段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自由活泼的总体布局的确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另外在旅馆和住宅设计上，老吴也有许多建树，有许多研究成果和论文发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首都宾馆也是老吴主持完成的，除了满足接待国宾的众多功能要求之外，在运用现代材料表现传统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后来因为我经常长年在工程现场，所以和老吴的交往就较少了。
吴观张和周卜颐先生（1995年）
老吴对于年轻建筑师的成长也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和帮助。早在一室时，他就亲自主持方案创作小组，其中的成员当下都成为院内院外行业的技术骨干，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后来老吴又和王昌宁顾问总建筑师一起组成了建筑创作组，每年从进到设计院的年轻人中挑选一些苗子，通过方案实践提高他们的设计能力，在创作组的11年中也培养了大量人才。
吴观张和学友及同事（2010年）
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有亲身体会：在设计院这样竞争十分激烈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老吴的大胆使用，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不是他给创造了一些好的条件和机会，如果没有他在各方面的关心，我不会那样顺利地熟悉业务，逐渐掌控全局，经手一些大的重点项目。想起这些，真是十分感激。老吴在生活细节上也很关心我们。1971年我的孩子出生不久，他就到筒子楼来看望。孩子的脸比较圆，老吴就开玩笑说：“脸的长度不够。”当时老岳母听了很不高兴。等孩子长大以后因下额关节发育不好，脸越长越长，于是我们又埋怨都是老吴那句话给说的。我到日本去学习时，我爱人一人带着孩子，生活上有很多不便，老吴也曾多次询问她要不要调到北京院来。
作者与吴观张学长
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我是第一次称呼老吴为“观张老”。按说八十岁已是耄耋之年，叫“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老吴仍是精神矍铄，红光满面，谈笑风生。有一段时间他的腰不好，走路一瘸一拐，还坚持上班，有人还开玩笑叫他“瘸总”，但后来动了手术，十分成功，老吴又焕发了革命青春。虽然对老人祝寿习俗是“过九不过十”，但在他八十华诞时，仍祝福我的老领导、老学长、老朋友青春永驻，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2013年2月15日（春节假日）
本文原名《贺观张老八十寿》
载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第九辑
谨以此文怀念吴观张老院长
来源：慧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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