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被扣留的4000块，外卖员自焚讨薪，新用工业态下“零工群体”维权之难
新闻晨报2021-02-03 20: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为了讨回被公司扣掉的4000块薪水，1月11日上午，48岁的外卖员刘进在他此前工作的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一“饿了么”配送站门口，将汽油淋到自己身上引火自焚。自焚事件的发生，再次将零工经济背景下，围绕着薪酬、平台竞争、外卖员与平台劳动关系的深层问题暴露出来。
外卖站点前的自焚
出事地点在江苏泰州市的中心地段。路的一侧是矮围墙，另一侧，围绕着高层小区，理发店、水果店、彩票站、小饭馆等生活店铺一溜排开。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胡同里的不少饭馆不设堂食，只做外卖生意，通过网上下单，服务方圆几公里内的顾客。也因此，在这条并不宽敞的小胡同里，每天出现最多的身影，是那些穿着饿了么、美团外卖服的骑手们，他们骑着电动车来来往往，在不同的店铺间穿梭。
2021年1月11日上午，当刘进骑着电动车、拿着汽油来到这里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大火在他身上烧起。理发店的刘军记得当时大概11点左右，他正在店里为顾客剪头发，一道影子从玻璃门前闪过，顾客说，好像是有人着火了。他扭头向外，看到一个人趴在地上，后背、头发湮灭在一片橙色的火焰中。旁边有人大喊，“灭火器，灭火器”。来不及细想，他抄起收银台后的消防用灭火器冲了出去。几乎同一时间，附近的其他两个商户也拿着灭火器跑了出来。
事发现场
火灭得很快。刘军回忆，在三个人的参与下，整个灭火过程持续了大约十几秒。但凶猛的火势还是将男人上半身的衣服近乎全部烧掉，空气中弥漫着烧焦汽油的味道。“后背的皮肤像广告里的面膜一样，感觉可以整个撕下来。”围观了灭火过程的一名商户向本刊记者描述。此时，被围在人群中间的刘进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手上还粘着烧焦的手套，人群里有人喊他，没有反应，“我当时还以为他死了”。过了一会儿，倒下的男人从地上爬了起来，径直朝几米之外的一家挂着“泰州赢跑”招牌的公司门口走去。
公开资料显示，泰州赢跑全称靖江市赢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饿了么（蜂鸟配送）在泰州区域的物流合作商。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本地生活新零售及时配送”业务，在泰州、湖州、扬州等江浙一带的6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刘进的同事王坤告诉本刊记者，靖江市赢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泰州一共设有三个站点，他和刘进曾经所在的万达站点是人员规模最大的一个。在一段网上流传的目击者视频里，自焚的刘进身后就是站点的招牌——蓝底白字的“泰州赢跑”，侧面写着：“蜂鸟即配”“即时配送美好生活”。
事发现场
视频里，围观的人群劝刘进，“赶紧到医院去处理啊！”“命比钱重要啊！”刘进摆摆手，重复着“不去，不去。”他个子不高，脸庞微圆，上半身衣服已经被全部烧焦，大片皮肤裸露在寒冬的空气里。“我连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他断断续续地说着，“我要我的血汗钱。”随后赶来的民警告诉刘进：“你先去医院，我们主动去医院找你。”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刘进被送往6公里之外的泰州市人民医院。
1月11日当天，刘进女儿在众筹平台发起筹款申请，称“（父亲）因之前公司的工资一直没有给，去要工资，拿汽油点燃自己，警方尚未划分责任方，目前没有赔偿垫付”。几天后，泰州市海陵区政府发布的通告证实了这一说法。通告称，2020年12月上旬，刘某因合同约定的配送服务费结算与靖江赢跑公司产生矛盾，双方多次协商未果。2021年1月11日上午，刘某携带汽油来到靖江赢跑泰州店，将汽油倒在身上，与相关负责人交涉后，自己点燃衣物冲出店外，即被周边群众将火扑灭，并立即送医救治。
刘进女儿公布的医院疾病诊断证明显示，刘进系二度至三度烧伤、呼吸道烧伤、烧伤面积80%。刘进妹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刘进入院后将进行20多次清创手术，整体治疗费用约为100万元。除此以外，他的一只手烧及神经，已经丧失知觉，未来可能会丧失基本劳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
被扣留的4000块
自焚时，刘进穿着美团的工作服。他在十几天前刚从饿了么跳槽到美团工作。至于跳槽的原因，当然是为了多挣一点钱。“当时他说在饿了么接的单子不多，再加上站点调薪，他就想去美团。”一位和刘进一样跑早班的饿了么骑手孙满堂告诉本刊记者。
孙满堂口中的调薪是从2020年11月开始的。调整前，饿了么骑手每送一单收入6元，调薪后骑手的收入变为阶梯制：每月送单量总数在600～800单的每单收入为4.5元，800～900单为5.2元一单，900～1100单的5.5元一单，1100～1200单之间收入为5.8元一单，1200～1400单的为6元，1400单以上为6.2元一单。
这意味着，每个月的订单保持在1200单以上，才能维持和原先相同的薪水。而达到这个单量，需要“从早跑到晚都不休息地跑，一天跑12个小时，一个月跑30天，每天都是这样的强度才可以。”孙满堂说，站点里平时跑得好的骑手大部分也就在每月1000单左右。这意味着，对站点里的大多数骑手而言，这次调薪相当于变相降薪。为此，11月推出阶梯制定价后，不少骑手选择了离职。
当饿了么推出调薪政策时，作为业内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团正在招揽新骑手。泰州美团站点的站长告诉本刊记者，骑手这个行当的流动性很大，不少骑手过了年之后不会返岗，所以每年年底前，站点都需要招人为来年储备更多劳动力。今年因为疫情和返乡防疫政策的影响，不少骑手决定提前回家过年，目前已经离职或打了辞职报告的骑手已有20%左右，所以招人显得更为急迫。
除了日常在58同城等招聘网站上发招聘单外，不同的美团站点还有自己额外的奖励政策。比如他所在的站点就推出了旧骑手拉新人的活动——每拉来一个新骑手并干满两个月，两个骑手一共可以分得5800元的奖励金。
刘进需要钱。“他每个月应该要有五六千块钱的工资入账，才能保证家里的生活。”刘进的同事王坤对本刊记者说。当自焚事件发生后，站点里大多数人都听闻过刘进的家庭情况：妻子患有肝病，大女儿刚刚踏入社会在当学徒，小女儿去年9月才考上大学。房租、女儿学费和生活费、妻子医药费，杂七杂八算下来，刘进全家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在4000多元，主要压在他的肩头。2020年12月初，他以有事回老家为由，请了一个月假，实际上转去了两公里外的美团人民公园站点工作。那里对新骑手的奖励措施则是，新入职员工干满3个月，且绩效符合一定标准，就可以获得一万元奖励。
暗地跳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刘进原来公司的站点。“12月底，公司里面问过他来不来跑，他没有给回复，再之后公司就薪酬的问题通知了他，他跑到站点里来沟通。公司的想法是等他跑完12月再走，但刘进已经无心在这边继续工作，他的意思是11月是干满了的，因此想把11月的工资拿全，至于12月的工资就随便公司怎么给了。”王坤对本刊记者说。然而，12月25日，刘进发现自己到手的11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与预期的6000多元差了4000多元。
扣款的理由可能是刘进“急辞”。王坤告诉本刊记者，在他们和赢跑公司签订的协议里有条款规定，离职需提前一个月打辞职报告，否则当月工资将按照配送费每单1.5元计算。不过，让不少外卖员不解的是，按照“急辞”的规定，一般是扣除离职当月的工资，刘进12月跳槽去了美团，被扣除的却是11月的工资。“11月他干满了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事，我们站点是比较理亏的。”王坤对本刊记者说。
个体工商户
针对自己被多扣的4000多元钱，刘进多次与配送站点的站长沟通，但协商过程并不顺利。站点扣除工资看起来也有它的道理——1月15日，在泰州市海陵区宣传部对媒体的回应里，证实了刘进与他所在的靖江赢跑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有“竞业排他性条款”，靖江赢跑以此为由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上述条款将刘某的配送费从6元/单降至1.5元/单，即扣除4000多元的配送费，二是继续为饿了么平台服务到1月15日。
但在现有劳动法里，这种竞业排他条款并不合法。郝正新是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即使没有提前一个月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用人单位也要按照劳动所得发放工资，无权扣留；如果给用人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当自焚事件发生后，关注此事的人们，或许也包括刘进自己，才发现他和外卖平台之间的关系并不受传统劳动法保护——他是一名“个体工商户”。
风雪无阻的外卖小哥
根据海陵区政府的通报，2019年10月，刘进成为饿了么的外卖员。通报称，其在“好活”平台注册了118115号工作室，并与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靖江赢跑公司的饿了么配送业务。泰州市海陵区宣传部门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了三方的关系：靖江赢跑公司承接饿了么平台在泰州地区的配送业务后，再与好活（徐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后者进行业务转包。刘进在好活平台注册后，实际上变成了“个体工商户”。
在外卖行业，“个体工商户”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身份。根据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义联新业态从业者工伤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4～2015年配送行业呈井喷式增长，为了抢占市场，各平台开始补贴大战，以优厚的待遇吸引骑手。这时候，多数骑手拥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平台还会配备电动车、衣服、头盔等用具。
为了缩减用工成本，2015年最主要的两家外卖平台——饿了么与美团开始采用众包模式，即骑手与外包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外卖平台剥离了与骑手的法律关系。在用工方式发生变化时，骑手作为劳动者的权益也在被削减。2018年，郝正新做调研时发现，一些骑手和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还附有一份放弃社保承诺书。“从法律上这是违法的，但是骑手们不明白，直接签了放弃社保的承诺。”郝正新对本刊记者说。
绘制：郜超 司雯
2019年，郝正新再次调研时，发现一类新的用工平台在外卖业普及开来。这类平台被称为灵活用工平台，存在于外包公司与外卖骑手之间，将两者的劳动关系又做了一次剥离。骑手在灵活用工平台注册个人信息，平台将骑手信息与外包公司匹配，并将其转变成“个体工商户”。至此，骑手们与外卖平台、外包公司的劳动关系彻底瓦解。
刘进和工友们使用的好活App就是灵活用工平台的一个代表。郝正新从2019年入职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参与过很多起外卖员维权的案例，对“好活”平台早有耳闻。她告诉本刊记者，在外卖员们看来，“好活”App只是发工资的软件，实际上是将劳动者合法转换成个体工商户的关键。她调研过的外卖员告诉她，一般在入职第二个月时，站点会通知他们注册一个小程序或App，注册了才能发工资。填一下手机号、设置了密码，再签个名字，就注册成功了。但在这些软件的设置里，合同一般不会直接展现在平台上。少有人会注意到，自己刚刚签订了和该劳务公司的协议，成了个体工商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涂永前向本刊记者解释了这样的运营模式如何让多方获利。首先，外包公司从该平台购买一整套个体工商户注册和发放薪水的服务，缩减了用工成本，规避了用工风险；其次，灵活用工平台作为外包商企业给骑手发放工资的渠道，会有大量的资金流水，许多当地政府为了吸引税源，会给此类公司返税激励，并且平台掌握了大量的灵活用工人员的个人账号及身份信息，未来可能挖掘为其他行业匹配劳动力的业务；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税源，也吸引了人才就业。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共享经济报告》里，好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灵活用工新模式的典范，2017～2020年连续入选三年。
但获利的多方并不包括外卖员。实际上，在新的用工业态下，复杂的技术手段制造出层层转手的雇佣关系，将外卖员们的权益隐藏了起来。郝正新向本刊记者解释，按“个体工商户”签订的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劳务公司不需要为外卖员缴纳社会保险，也不需履行劳动法的基本义务如给加班费、没有工伤赔付责任等。这意味着，从法律层面，骑手的维权之路往往会很艰难，首先，劳动关系的认定就会困难重重。
“以前的工人是不可见的。现在的工人就是外卖、快递，包括滴滴司机、网约保姆等等，工人突然变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空间里面随处可见。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更加让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是，和富士康工人时代相比，劳动或者跟劳动有关的意识变得越来越不可见，少有人再去讨论、去关注劳动的过程里面发生的剥削、压迫和抗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与此相对的是，在灵活用工的新业态下，劳资双方的纠纷呈上升之势。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外卖行业相关的诉讼案件自2018年后迅猛增长。以外卖行业的两大巨头饿了么、美团为例，搜索关键词“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总公司），共有1501份裁判文书，其中涉及劳动合同119份；搜索关键词“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总公司），共有1104份。总体案件数量在2018～2019年间猛增，几乎翻倍，这正是灵活用工平台在外卖行业开始普遍使用的时期。
艰难的维权之路
2021年1月23日晚，学术志愿者组织“结绳志”和“社会学会社”联合发起了一场线上讨论活动。会议的名称是“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组织者写道：“‘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一语出自韩国的劳动者和抗争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他在汉城（今首尔）东大门市场抱着《劳动基准法》自焚而死。他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这样就可以有人教他读字学法律了。在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仍在住院之际，我们并不是居高临下地‘做朋友’，而是希望从骑手的劳动经验出发，一起理解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关系，再从劳动法等系统的褶皱找到实践的可能性。”
陈国江是这场会议的讲者之一，他还有个头衔是“外卖江湖骑士联盟盟主”。从2009年起，陈国江就在上海送外卖，那时候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还未兴起，他早上出去发传单，中午主动给顾客打电话订餐，因为人勤快，生意还算不错。攒了一笔钱后，2012年，他开始做自己的订餐网站和餐馆，招了很多配送员，订单很多。然而，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在几年激烈的竞争下，陈国江的店面慢慢撑不下去了。2018年，他也加入了骑手的队伍。
在外卖行业十余年的经历，让陈国江对外卖骑手在利益受损时投诉无门的局面日渐感受深刻，因此，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他开始主动组织起骑手们的互助通道，建立了外卖江湖群。外卖江湖群除了供骑手们的日常交流，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帮助骑手们进行维权。
绘制：郜超 司雯
一开始，他用文字在群里回复骑手们的问题，后来开始自己拍小视频讲解。陈国江告诉本刊记者，每当看到新闻上骑手发生了什么矛盾、纠纷，他就会通过案例去找相应的法律学习。听闻刘进自焚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是“很心痛”。“如果刘进认识我，多些互相帮助的骑手朋友，多了解些法律维权的渠道，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事实上，发生在刘进身上的事情在外卖行业并非个例。以刘进所在的站点为例，扣薪罚款是常有的事。王坤告诉我，入职饿了么之前，站长仅口头告诉他超时每单扣3元。待他正式入职后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各种罚款条目，一个月自己要缴纳的罚金总在上百元。调薪后，站点还做出一项新的规定，每个月上班时间不足28天，即按照缺勤处理，每单配送费在原价基础上倒扣二毛钱。几个月前，王坤在一次送餐过程中，被对面驶来的电动车撞伤了脚，请假在家休息一周，不仅没有工伤赔偿，还被按缺勤处。那个月，他只拿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
除了罚金，还有扣款。王坤给本刊记者看了他2020年12月的工资条，显示因为超时被投诉扣了50块，但他在自己的后台接单系统里并没有查到被投诉记录。王坤在微信上询问站长究竟为何而扣，对方没有回复。还有一次，他在后台系统看到自己有4个超时单，按每个罚款3元算，一共应该扣12元，工资单却显示扣了21元，他没有再去问站长。不少外卖员都碰到过这种没有明示缘由的扣款情况，大多只是和王坤一样默默忍下来，“就当请同事们喝早茶了”。在王坤看来，刘进和站点间的金钱纠纷并不是个例，“只是金额比较大，他的处理方式极端了”。
图｜视觉中国
高负荷的工作强度和严苛的扣薪制度下，骑手维权的渠道就是进行劳动仲裁。郝正新告诉本刊记者，仲裁庭最看重的证据就是发放薪酬的银行流水，以确定外卖员和平台的劳动关系。但由于平台的复杂设计，骑手很难拿到有效的证明。本刊记者走访刘进所在的骑手站点，受访的外卖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放工资的方式，不是走银行账户，而是通过“好活”App打入个人的支付宝账户。在App上，骑手的薪酬发放记录上的发放主体是“好活”，然而仲裁的对象却是外包公司，二者冲突，更加难以确定骑手和外包公司的关系。
刘进自焚事件出现后，泰州市海陵区政府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但很快也发现了相似的难题。“当时我们想得也很简单，（以为）他是去要钱（工资），然后自焚。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快递小哥属于一种新经济业态下的纠纷，比较复杂，好多东西跟我们常识里理解的不一样，也一时难以判断。”泰州海陵区政府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刘进签的不是劳动合同，是项目转包协议，“新经济形势之下，这种约定究竟算工资还是承包服务费，我们国家没有一个解释”。
“现有的劳动法保护的是工厂时代的传统工人，并不保护灵活就业人群，但这部分人会越来越多。”涂永前说。根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将近300万人，比去年增长约16%。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关于中国配送行业的分析报告也显示，2020～2025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将迅速增长。涂永前预测，届时灵活用工的工人群体可能会超过正规的工人群体。未来的法律能否覆盖这个群体，是亟须回答的问题。
刘进还在医院。他的妹妹刘萍告诉媒体，1月15日的第一场大面积清创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后面还有大大小小20多次清创手术，还需要大笔费用。但值得安慰的是，1月11日，刘进的女儿在网络筹款平台发起对父亲治疗费用的筹款时，捐款数量增长很快。网络上有无数双沉默但关切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位外卖员。一位捐赠者留言：“我捐款的时候，只有8万，不到一个小时，现在有差不多22万。互联网会记住这个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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