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前后共有三批,最著名的是第一批的八个剧,包括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一批戏因其特殊的政治意味而在一段时间内统治了全国的戏曲舞台,又因同样的原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从舞台上销声匿迹,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为无法很好看待过去、评价历史,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产物之一——“样板戏”也讳莫如深,闭口不提。直到1986年,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耿其昌、李维康夫妇二人演唱了《智取威虎山·今日痛饮庆功酒》、《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和《红灯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三段,此后“样板戏”才重新回到大众目光之下,至少可以说大家已经开始讨论“样板戏”应不应该回归舞台等等问题了。讨论是开禁的前提,真理越辩越明。
“样板戏”剧目将要卷土重来之时,有人欢欣鼓舞,认为是旧经典重归舞台;有人破口大骂,说是不堪的过去死灰复燃。争议空前,“样板戏”的盛况也空前。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众多单位重排“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还曾多次重排,京剧《红灯记》更成为重排次数最多的“样板戏”剧目。
2000年,八大样板戏在北京重演,这是1967年之后“样板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直到今天,“样板戏”也再未有过如此盛事。次年,“样板戏”《红灯记》就在台湾省上演了,这在当时是一件颇为轰动的事。
2001年2月8日,“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这次上演极不寻常,演出经过一波三折的通关审议,剧组在演出前甚至考虑到了修改台词。当时的演出单位中国京剧院原本甚至决定将剧中的“中国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为的是不刺激台湾观众。
在演出经“台湾教育部”审批时,这个考虑完全被纠正了,当时的“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就说,根本不需要改,共产党就共产党嘛,都什么时代了!于是原汁原味的《红灯记》才得以在国父纪念馆上演。
这座纪念馆始建于1972年,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建,其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其演出厅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若不是很有影响力的剧目一般不敢试水这一场馆,就像没有号召力的歌手不敢轻易在鸟巢开演唱会一样;毕竟3000个座位不容易坐满。对于台湾人民还是较陌生的《红灯记》在此演出,而台下座无虚席,当时龙应台也带着自己的父母去看了演出。
“样板戏”《红灯记》登上台湾舞台是一个较有纪念意义的事,这既代表了“样板戏”在新时代的重新流行的趋势,也显示了“样板戏”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超越时间与地域的尊敬。
剧组曾有的修改唱词的想法倒值得思考。当下已是二十一世纪了,艺术观点都走到了“后现代主义”,也正是因为“样板戏”本身的特殊性而令剧组不得不有艺术之外的考虑。
台湾的官在这个方面的观点更开放一些,开放到意识形态对抗的的“革命样板戏”都进去了,虽说这个“开放”很有限度,他们也只接受了《红灯记》这一不具国共斗争内容的“样板戏”(《红灯记》讲的是抗日故事)。
政治意味是“样板戏”剧目无法抹去的底色,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专家学者都是很难将其作为单纯的艺术作品欣赏,这就是“样板戏”剧目的宿命吧!“样板戏”在何处演出作何修改都应该单纯地从艺术观点出发,这是艺术家该做、应当做好的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