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东流英名在：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郑君里
中国网文化2020-11-09 11:45
郑君里（资料图）
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了史诗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独立执导了社会讽刺喜剧《乌鸦与麻雀》，他还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电影人。杰出电影人郑君里，堪称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
横跨戏剧和电影，横跨表演和导演，横跨理论和实践，杰出电影人郑君里，堪称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之一。
作为演员，他曾入选当年权威电影杂志评选出的“十大男明星”——“电影皇帝”说的是金焰，“电影老虎”说的就是郑君里。作为导演，无论是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的史诗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他独立执导的社会讽刺喜剧《乌鸦与麻雀》，即便今日放之于世界影坛考量，也当得起“不朽名作”之誉。而作为一个具有广博理论修养的电影理论家，他还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引进中国的电影人，著有译著《演员自我修养》、《演讲六技》，论著《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
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一场“文革”浩劫让郑君里的生命之钟在58岁那年被迫停摆。冰冷的病床上，郑君里带着壮志未酬的苍凉和无奈，孤独离世。
艺术道路的起步
郑君里原名郑重、郑千里，祖籍广东中山市三乡镇平岚田堡村，因父母早年到上海谋生，于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当时，很多广东人都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君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父亲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贫寒的家庭，时至年关，还会有债主上门逼债，郑君里亲见父亲跪在堂屋里求债主宽限。儿时不堪的经历让郑君里从小就有发愤图强的决心，思想上也易于接受共产党的宣传。
从广肇义学考入上海的岭南中学，郑君里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他尤其喜欢作品带深刻哲理意蕴的歌德和泰戈尔，期间，他受一位搞过电影的同学影响，对艺术产生浓郁兴趣，看戏看电影成为他最大的课余爱好。16岁那一年，尚未毕业的他独自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投考由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组建的南国艺术学校。这个决定，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你要去做戏子是吧？家里已经这么穷了！”勃然大怒的父亲最终熬不过跪倒在地、意志坚决的郑君里，只能无奈同意。
考入南国艺术学校之后，郑君里和陈凝秋、陈白尘、吴作人等成为同学，深受田汉唯美浪漫主义艺术观影响，并且以极大热情按田汉的要求苦学英文。1928年，他借助字典翻译了《易卜生论》和《苏俄演剧左中右三派》，后发表于《民众日报》。在南国剧社打杂、跑了几个龙套之后，郑君里在1929年因顶陈凝秋之缺而获得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的机会。刻苦严谨的郑君里每次集体排演之后，都会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屋里反复演练，因而他每日的表演都能情绪稳定、规范化而不走样。是年冬，郑君里和同学组建摩登剧社。1930年，摩登剧社赴南通演出，郑君里的表演让当时在南通“小小剧社”演戏的赵丹大为佩服，赵丹向郑君里请教演艺，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郑君里作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执行委员，执笔起草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在这份纲领里，郑君里写下了激进的战斗檄文：“敌人若以炸弹攻击我们，我们即以炸弹回报之。”他积极热情地参加剧联领导的游行示威、赴工厂和学校进行飞行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剧的演出。充满战斗精神的激情生活，另一面是清贫。一个铜板买个烧饼油条，就着自来水就能凑合一顿饭，因为演左翼戏剧是没什么钱的。每次演完戏后，大家也是一起走回来。
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舞台，于1932年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员工，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在这段时期，郑君里也没有放弃话剧的舞台，出演了《洪水》、《复活》等剧。在银幕和舞台上，郑君里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而成名。
实践理论并重
在郑君里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一大重要特点。从入南国艺术学校学习开始，郑君里就对表演和理论都充满了兴趣。而1932年到1938年，则是郑君里表演艺术理论的酝酿时期，他在电影、话剧两个领域的实践，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爆发后，郑君里投入抗日救亡演出活动，他先在抗日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担任队长，后又入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拍摄抗日战争题材的纪录片《西北特辑》，这个特辑之后被扩成《民族万岁》。两三年的时间里，郑君里辗转于陕西、宁夏、绥远、青海诸省拍摄纪录片，交通、通讯极不方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枪林弹雨下的拍摄生活完全没有让郑君里放下他对理论的进一步钻研。在内蒙拍摄《西北特辑》期间，郑君里白天跨越戈壁和黄河，晚上又伏在鸡毛小店昏黄的油灯下完成《演员自我修养》余下的翻译。此书的译稿在抗战期间几经波折辗转，最后在1943年由生活书店出版。
从1942年开始，郑君里开始着手撰写《角色的诞生》。由于战时生活东奔西走，郑君里没有集中时间著书，只能分成《演员如何准备角色》、《演员如何排演角色》等分章撰写，随写随发。全书最后直到1946年才全部完成。我国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亲自为该书作序，对本书进行了高度评价。作为我国戏剧理论研究的先行者，郑君里广泛研究了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各种艺术以及文学的特征和规律，找到了一条从其他艺术门类吸取营养丰富表演艺术的成功道路。
在这段时期，有一个细节则可以反应郑君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艺术原则的坚持。1942年，在郑君里拍摄《民族万岁》期间，新上任的厂长吴树勋，给郑君里施加压力，要求他在《民族万岁》中加进蒋介石的镜头，还把他关在厂长室里，迫使他将影片歌词中“响应委员长”改为“服从委员长”。郑君里非常反感，表现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最后郑君里因桀骜不逊而被“中制”开除。郑君里又回到了话剧界，于当年成功执导由夏衍、于伶、宋之联合编剧的《戏剧春秋》。这段经历，也为郑君里创作《角色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迈向导演高峰
在完成理论专著《角色的诞生》的同时，郑君里也成功完成了由演员向电影导演的转型。1946年到1947年间，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部汇集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一系列优秀演员的史诗之作，创下了解放前继《渔光曲》之后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影片运抵香港和南洋后，轰动景象毫不亚于上海，当地的电影批评纷纷称因此片而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1956年、1979年影片重加整理后先后在内地重映，仍旧大获成功。影评家柯灵曾有文赞扬：“《一江春水向东流》纵贯8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参差横斜的对比，犹如重楼复阁，发挥到了极致。”
郑君里以极高的起点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事业，而第一步独立执导的作品《乌鸦与麻雀》，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认为，“如果这部作品当时就被介绍到国外，那么借助国际舆论的支持，中国电影艺术家的活动空间在那以后或许就更大一些。”
《乌鸦与麻雀》从1948年解放前夕一直拍摄到新中国成立后，剧本有陈白尘、沈浮、郑君里等8人集体创作。左翼电影人为了纪录下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过程，讽刺时政、批判现实决定拍摄此片。当时，为了应付国民党的电影审查制度，剧组提交了一个不同的剧本，但仍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拍，因此直到解放之后，影片才最终完成。
作为一部杰出的社会讽刺喜剧，影片将当时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一栋楼房里进行隐喻，整体结构堪称完美，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展现了一幅社会众生相。赵丹在片中出演的萧老板也成为他最经典的银幕形象之一。
在郑君里的电影作品里，有他作为岭南人的细腻和委婉，也有着民族传统文化悠远的意境，无论是他的音乐运用、视觉呈现还是画面意境的营造，都充满了“人文气息”。
困惑中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郑君里作为左翼导演的中坚代表人物，满心欢喜地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他从昆仑厂的破楼里搬进了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住到了宋庆龄故居对面。他一心想为新政权拍好电影，可在艺术创作上，却因为当时不断变换的文艺政策，而时常陷入“困惑”，他后期的艺术创作努力几乎全是为响应时势而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一些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问题，郑君里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剧本《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讲述一个共产党员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可影片没公映就被枪毙了。随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遭到严厉批判，曾极力推动《武训传》拍摄的郑君里觉得自己难辞其咎。为了尽快洗刷《武训传》曾经的“政治错误”，上影厂让郑君里拍摄《宋景诗》，可这样一部为了“赎罪”而拍的电影，因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只短暂上映，即被禁入库。
带着巨大的压力，郑君里投入人物传记片《聂耳》的拍摄。《聂耳》和之后《林则徐》的成功，让郑君里多少减轻了“负罪感”。这两部片子都是1958年拍摄，要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拍摄过程并不顺利。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盛行，上影厂竟然规定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郑君里和儿子郑大里（资料图）
据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回忆，郑君里当时备感压力，回到家冥思苦想想不通，甚至还难过地流下眼泪。出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和坚持，郑君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所幸，后来周恩来总理到拍摄现场进行视察，在听了郑君里的汇报后，他交代两部影片必须精心拍摄，力求打造成传世精品。如此，当时的厂长徐桑楚才为郑君里开了绿灯，《林则徐》和《聂耳》可以不按“大跃进”的规定拍摄。其中，关于电影《林则徐》的结尾，还有一段插曲。如今的结尾是因周总理的批示而改成。
历史上，林则徐最后是被清廷发配至新疆伊犁，郑君里最初设计的结尾就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意味深长地回眸一望时，为影片定格。但是，这个结尾被周总理认为不够昂扬，他希望将结局设计成类似于“虽然林则徐走了，但人民群众中的平英团（抗击英国殖民者的一个民间组织）却起来了”的概念，当时，总理还特别找了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大意是在一个滂沱雨夜击败英国殖民者，让他们败走的意思。此时，距离赶国庆献礼放映时间所剩无己，但郑君里和剧组还是赶工按照总理的意思改了结尾，于是观众们就看到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的镜头。
两部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而早在1953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终于在1958年底被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
1961年，郑君里导演《枯木逢春》，影片以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遭遇。1964年，郑君里又应周恩来的要求，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这是根据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而成，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期间剧组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可是电影刚拍完却又遭搁浅了。因为总理告诉郑君里：“‘文革’要来了”，“片子要搁搁了”。
尽管政策难以把握，但郑君里对待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却从未改变，对导演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之路没有停止。他的导演专著《画外音》就是这段时期著作而成。由于“文革”的原因，这本书最后直到1979年8月才终获出版。据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回忆，郑君里平时十分注重总结，每一部影片完成后他都会仔细整理资料，把导演阐述、分镜头剧本、工作笔记，与合作者的来往信件、完成片的镜头剪辑、工作总结乃至上映后的观众反映等等，精心装订成册。在郑君里家里，至今可以找到他当年留下的一套套图，全是电影的分镜头，那都是郑君里一个人精心画出来的。如此细致的总结和思考，让郑君里完成了我国第一本电影导演艺术理论专著。这也是对郑君里导演生涯的一次总结。
艺术家之死
郑君里的艺术生命随着“文革”的到来被迫终结，那段日子对于包括郑君里在内的很多艺术家而言，都不啻一场噩梦。
郑君里一生勤俭刻苦，在被关押之前，他每日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提着的大藤包里有水杯，有硬皮文件夹等，完全不是一副所谓“大导演”的派头。他，不过是个希望拍更多好电影，一心在艺术上做出成绩的艺术家。可是，荒谬的时代容不下他这点小小的理想。
关于郑君里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原因，目前公认的说法是跟江青有关。建国后，江青每到上海，必去看望郑君里。可是“文革”刚一开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就奉江青之命，对郑君里家来了一次特级搜查，所有的照片和图片、有字迹的纸张，足足装了两大麻袋，然后连人一起带走。
据郑大里回忆，“文革”期间他每天凌晨3点就得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那段时期，困惑的郑君里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写检查，痛苦之极。
尽管郑君里年轻时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可这样的底子也熬不住“文革”的折磨，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却只跟郑大里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尽管备受折磨，但郑君里从未曾想过放弃生命，他还有诸多愿望未了，他想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可是，这个跟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的杰出导演，最后却不堪折磨染上重病，黯然去世。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刚刚58岁。
郑君里以极高的起点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事业，而第一步独立执导的作品《乌鸦与麻雀》，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君里大事年表
1911年：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
1928年：入南国艺术学校学习，与陈白尘等创办《摩登》戏剧半月刊。
1930年：组创“摩登剧社”，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当选左翼剧联书记，并执笔起草《左翼剧联行动纲领》。
1932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先后出演《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
1937年：任上海救亡演剧队三队队长。
1939年：出版《论抗战戏剧运动》。
1940年：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
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祖国》等剧。出版译著《演员的自我修养》。
1947年：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版论著《角色的诞生》。
1948年：独立执导了《乌鸦与麻雀》。
1958年：执导《林则徐》和《聂耳》，大获成功，年底成为共产党员。
1961年：导演《枯木逢春》。
1969年：4月23日，不堪折磨染上重病，黯然去世。来源：深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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