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能成“圈”，就必须要通过城际产业链布局，形成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上下游配合。这需要成渝地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体制机制等各层面打通阻碍人财物流动的“断点”“堵点”，使得各种要素资源能在两地间低成本、高效的流动。

媒体：此前采访中，形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城际产业链，被您称为“这些城市能够真正称之为‘圈’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为什么？

刘元春：成渝地区要形成一体化发展，靠各自为政的产业布局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经济增长，肯定是由产业的集群发展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能成“圈”，就必须要通过城际产业链布局，形成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上下游配合。经济学认为，产业链是区域增长和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载体，说的就是这意思。

与此同时，构建城际产业链还有助于产业发展更好越过“规模门槛”。像制造业、重化工业等产业领域，规模与收益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通过构建城际产业链，有助于在当地形成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从而激发出整合协同效应。

推动形成这种依托城际产业链的、相对固定的分工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完全有可能在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领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

媒体：构建城际产业链，如何避免同质化问题？

刘元春：产业同质化现象并不让人感觉奇怪。在过去GDP至上、区域至上主义的引领下，各地都按照“财政收入最大化”原则来进行顶层设计和区域布局——不管是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还是创业园区，构想出的发展蓝图都差不多，都是把GDP密集型、财税密集型产业作为优先发展产业，这当然会出现产业同质化现象。这种现象不仅是在成渝地区，在国内很多地方也都存在。

但如果深入分析成渝两地，我们会看到两地在初始条件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相互间也具有一定互补性。只要两地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体制机制等各层面打通阻碍人财物流动的“断点”“堵点”，使得各种要素资源能在两地间低成本、高效的流动，那市场就会自发找到各自的比较优势，两地产业就会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要求进行整合与分工。比如说汽车行业，完全有可能在整合基础上自然形成差异化定位。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进行区域统一的战略布局和战略规划。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中央可以通过一些大型项目来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成渝可以共同探索编制整体性规划，不仅是产业，是多层次的整体规划。

媒体：除了规划编制，政府还要做些什么？

刘元春：政府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注意在良好的战略研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这种设计要能很好包容“市场选择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政府在顶层设计时千万不能大包大揽，不要想着进行全面设计、全面规划、全面把控……一个产业集群到底能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不能形成极化效应，这些都是政府把控不了的，应该让市场来选择。想清楚了这一点，政府就更容易拿捏好与市场的关系。

同时政府还要注意加大有效投资的力度。特别是成渝地区如今处于工业发展加速期，对投资需求是很大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来有效整合全国资源，投入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上面来。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中心就应该是政策的产物。相反，它应该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是在增长极的形成、在地区服务业比较优势形成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地方政府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优化金融制度等等。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环境变量。它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契机。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恰逢其时。

媒体：能否谈谈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环境变量？特别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影响。

刘元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必须考虑的环境变量。它对于目前在开放创新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整个西部来讲，都提供了跨越式赶超的重要契机。

具体来看，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就要求中国在目前超大市场经济体基础上，进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相当一部分对外出口的外向型产业将经历战略性转型；一些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将在国内进行战略性构建。这种情况下国家将在装备制造、航空航天、能源、电子信息等产业领域有新的投入、新的布局，而成渝地区恰好在这些领域拥有比较优势，有望迎来很好的投资机遇和市场需求。

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是要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们会看到东西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会有一个重构过程，中国的进出口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会从过去简单依赖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向更多元的开放体系转变。这要求我们在内陆地区必须要有新的开放高地、“一带一路”建设也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要有新的着力点。成渝地区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个着力点。

此外，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产业消费“双升级”，也要求西部地区要形成一个具有产业优势、极核效应的新增长极，为国民经济循环提供重要支点。成渝地区恰好具备相应条件。所以我们说“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契机。打造中国经济“第四极”，恰逢其时。

媒体：还有一个环境变量，是东部产业向西部的梯度转移。

刘元春：对，不管京津冀、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地区，人均GDP收入都已经开始向高收入地区的标准迈进，无论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动能结构，也都处于快速变革的状态中，因此需要有分工拓展，需要西部在相关产业和人才上同步进行呼应和承接。

所以我们讲“相对落后”某种程度上就是“发展空间”。在这种大转型时期、大变革时期，恰恰应该是成渝地区奋勇直上的时期。未来5年，我想成渝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毫无疑问会形成国内重要的新城市群和新增长极。成渝地区内部容纳能力、自我创新能力等等都会得到进一步显现，西部的资源和人才会加速向这个地区集聚，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有望转变为农民工的“涵养地”，从而使当地在城镇化、在人才和人力资源集聚等方面会呈现出一些新景象。

与此同时，成渝两地的极化效应也会发生一些转变。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不同城市在发展水平上会有一个良性的金字塔结构。但在成渝地区，其他城市和重庆成都的差距太大，就会出现所谓中部塌陷等现象。未来5年德阳、资阳等节点城市有望在新的产业布局作用下快速崛起，从而推动现状的改变。

内需潜力能否被有效激发，应该成为下一步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经济变量。而成渝完全能成为牵引中西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源，为此必须要坚持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还要有更大力度。

媒体：还有什么经济变量，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特别重视的？

刘元春：内需潜力能否被有效激发，应该成为下一步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经济变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就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足点。而要满足国内需求，扩大需求是一个重要前提。成渝这两个龙头城市，不论是能够辐射的消费半径还是投资半径，都决定了它们完全能够成为牵引中西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源。

媒体：要扩大内需，您对成渝地区有何建议？

刘元春：首先，成渝地区必须要坚持跨越式发展战略，没有发展就没有需求。必须要提高民众收入，才能够真正使民众消费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这是最根本的大前提。

其次，成渝两地要通过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来大幅降低民众生活成本，从而增加正常的消费支出。这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公共服务统一的布局和统一提供等等一系列工作。近些年我们发现，住房、养老和医疗支出等领域对民众消费资金的挤压很厉害，成渝地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改变这一情况。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地方可以有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使民众能够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增长红利。我们一直呼吁国家在“十四五”期间要推动收入翻番计划和中等收入阶层规模翻番计划。对于成渝地区来讲，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可能还要有更大力度。

同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成渝地区依然需要高度关注。怎么使相对贫困人群真正进入到中产阶级，是我们提升整体消费能力和需求的另一个关键。

媒体：要满足国内需求，除了“扩大内需”还得“提高供给能力”。提高供给能力这方面，成渝地区又可以从哪儿切入？

刘元春：任何一个增长极，比形成产业集群更重要的，是有自我提高、自我创新的新动能。而要形成这种新动能，最核心的就是要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而从目前来看，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创新仍然是制约成渝地区乃至全国发展的关键。

成渝地区科研院所不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也有很多，这就决定了当地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研究方面是有一定基础的。因此两地必须要整合创新资源，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具体来说一方面可通过加大高校院所投入，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形成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使基础研究能够顺利的转化为可用技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好大市场孕育大创新的方式，鼓励一些关键性企业做出突破。

媒体：谈到寻求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突破，近期国内不少地方都在上马类似项目。

刘元春：这并不意外。一旦中央有相关战略定位，各级政府都希望积极做出响应。但一些地方在这过程中没有遵循客观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律，盲目跟进。要避免这种情况，当然一方面国家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布局，对地方考评体系也要进行优化，另一方面地方也必须要有很好的决策体系，结合国家战略和自身优势来进行区域性的战略布局。要特别注意避免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