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由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组织筹备,第五期“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在吴天明导演的祖籍山东济南市莱芜区举行,近两百名青年编剧集结在这里交流学习。
研习班海报此次研习班为期一周,除了陈文贵、刘浩良、刘震云、述平、汪海林5位业界知名编剧、作家作为主讲导师外,两位女性编剧杨薇薇、潘依然作为客座嘉宾,在同大家交流互动时也收获了颇多掌声。
杨薇薇杨薇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曾供职于顾长卫导演工作室,任电影《立春》第一副导演,电影《最爱》的编剧。去年年底,由她作为第一编剧参与改编的院线电影《误杀》,以“不是从情节上,而是从情感上”寻找突破口,并将虚构和真实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惊艳了整个华语电影市场,而13.31亿元的票房,刷新华语市场犯罪剧情类型片票房最高纪录,成为改编影片的标杆。
潘依然潘依然,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11年起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先后担任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文学策划,《疯狂的外星人》《贝肯熊2:金牌特工》《悬崖之上》的拍摄剧本编剧。今年,由她担任第一编剧创作的《隐秘的角落》,播出后迅速成为人们的“社交货币”,成为2020年度爆款网剧之一,在豆瓣平台一度破国产网剧最高评分纪录,得到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认可。作为多线叙事和人性捕捉的高手,潘依然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平心而论,我这里要替审查说句话了”
作为本次编剧高级研习班的客座嘉宾,潘依然与大家分享剧本创作经验时,以“‘我’与自己‘捉迷藏’”为题展开讲述。“今年,尤其在疫情的情况下,我整个2月份、3月份、4月份都是在等待甲方的回复和被甲方告知项目黄掉,这么一个情况里头度过的。”潘依然在开场白中讲道。自然而然,今年年中爱奇艺迷雾剧场推出的热播剧《隐秘的角落》是台下同行们关注的焦点,但潘依然却认为回到类型起点,“你会发现并不存在悬疑这个类型。”
“可能悬疑只是一个手段。我们会在市面上看到好多自称的‘悬疑片’,或者想用悬疑片的名头抓住观众的片子,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的《白色月光》,它是讲婚姻生活的。包括《沉默的真相》。它们题材都不一样,却都用悬疑作为标签,以此希望能够让观众以最快的速度知道它们要讲什么。”潘依然说。
《隐秘的角落》剧组请来了《纸牌屋》的美国编剧乔·卡卡奇(Joe Cacaci)做12集剧集的大结构和每集的卡点——不同于传统电视台剧对于每集固定时长的约束,《隐秘的角落》结尾的卡点,都掐在了悬疑点和剧情高潮上,籍此勾起观众继续追剧的兴趣。潘依然就此介绍说,“所谓的卡点,我个人理解就是前面你给一个引子,有时要吊观众胃口,把这集里头最精彩的东西放在前面,尤其像第一集、第二集是观众最容易弃剧的时候,通常这两集的节奏都会慢一点,哪怕你看美剧的情况也是如此。它给了我一个意识,就是你前面一定要把这一集里面非常好看的东西放在那里,让观众引起兴趣,吊起大家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可能会撑15分钟,之后你给后面有意思的东西也要铺上来。”
《隐秘的角落》剧照“乔·卡卡奇有个技巧是,比如前一集结尾给的点,跟第二集开头给的点,有的时候是冲突的,他会让你觉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上一集不是这么跟我讲的啊?观众就会想,我是不是要把这一集看完,不知不觉就把12集全都看完了。其实,大的原则就是如何吊起人们的好奇心。”潘依然说。之于《隐秘的角落》,原著小说和改编尺度,以及如何过审的话题自然绕不开去。潘依然就此旗帜鲜明,“平心而论,我这里要替审查说句话了。它其实给我们非常多的压力,它只是让我们(的故事、情节)更加清晰化一点。”在潘依然看来,《隐秘的角落》有点特殊,“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反派,所以我觉得这是审查里头比较要命的问题。我们其实一直试图让大家对于秦昊老师饰演的角色充满感情,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但不好意思,他是个反派,反派就不要让大家对他太有感情,这是个悖论。所以,后续也删掉了一些戏。(审查)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太抗拒,放松心态先接受它。不要把它放在对立面去想问题,我觉得现在有舆论上的问题,好像一直会把审查放在对立面上去想,挑战审查的人,似乎就变成了勇士或者就戴上了光环。”
台下编剧学员认真听讲“不要让自己永远躺在困境中没有出路”作为本次编剧高级研习班的客座嘉宾,杨薇薇与大家交流剧本创作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及在困境中突围的经验。
“剧本源自困境,其实不是要让我们照搬生活中的困境,生活本身其实是有情节的,但并不能够去凑成一个剧本。我们可以去分析生活中的这些情节,它有一些无休止的因果关联,一个原因可能会产生若干个结果,同样一个结果背后又总能分析出这个原因不同的侧面。剧作的最终目的当然不是模仿生活,而是提炼生活运转的规律和背后的意义。”杨薇薇说。
之于青年编剧而言,如何在命题下把剧本中的人物推向事件的极致,是他们长久以来困惑的问题。在杨薇薇看来,这可能是没有对“命题”和“主题”这两个概念做出明晰的区分,“早先我也不区分命题和主题。最近这段时间我把它们俩拆开来想,发现它会产生像生成公式一样或者像化学实验般起效。还是那句话,主题带有普遍真理性,而命题不是,命题是作者性的、唯一性的,你要保证自己足够独特。”
“回到关于命题、人物关系和故事,比如说剧本出现了停滞,缺乏动力,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翻回头去看最开始的命题是不是足够清晰和明确?我发现大部分出问题的时候,都是起先的命题没有特别清晰和明确,或者没有得到贯彻,它就会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命题下的人物是不是真正身陷绝境?绝境够不够绝?是我一定要解决的事情,(给出的)绝境让主人公无处可逃。然后再去看人物之间彼此的关系,有没有真正建立相互影响、相互挟制。”杨薇薇说。
授课中,杨薇薇数次提到由比利·怀德执导,葛洛丽亚·斯旺森、威廉·霍尔登主演的剧情片《日落大道》,“一个守住梦想不愿意戳破的导演,守护一个疯了的女演员,而编剧死了。”在她看来投资方、导演、制片人等等,都可以凌驾于编剧之上,“所有人都可以给你提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没边没谱。我原来非常反感你居然敢质疑我的剧本?但现在我想和大家共勉,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要非常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当然,这个听取意见是在你内心有强大的命题下,你才会知道哪些意见可以为我所用,哪些意见真的有价值。”
《日落大道》海报“电影永远是商业和艺术不断博弈、摇摆产生的‘孩子’,编剧真的是最初的‘母亲’,孕育胚胎的那个人。你当然希望孩子生得更好一些。但如果制片方告诉你,这个场景真的完成不了,要花太多的钱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编剧要想办法,不能都推给导演。编剧一定要想,统领在文本整个调性的基础上,我有什么更简洁的方式完成我的表达?导演只是负责把它实践出来的人,而编剧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记住,你的剧本只有被拍出来,你的孩子才算生了出来,它才真的具有生命力。而你需要做的是让整个过程顺畅,不能让它难产,不要一味怪投资方、怪导演、怪审查制度,这样只会让自己永远躺在困境中没有出路。”在研习班后,杨薇薇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每晚课后,经过创意营分组后的学员们自觉聚在一起研讨剧本常常至深夜凌晨。摄影 王诤【对话】“所有的文艺流派在20世纪就终结了”
澎湃新闻:不管是导演,还是编剧,创作者内心的创作冲动如何被呵护?你是怎么做的?
杨薇薇:内心的需要是会被消耗光的,谁都会在成名后遇到行活儿或者“命题作文”。对于编剧而言,有些活儿是你生存的需要,但即便是行活儿,我也会尝试带着个人内心的一些思索和主观诉求去做,尽可能赋予它一些现实的东西。
澎湃新闻: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会招致你些许不快。为什么看你的作品履历,基本都不是女性题材?
杨薇薇:为什么女性编剧一定要做女性题材的作品?我首先是一个职业编剧,这是我的职业身份。其次我作为女性,可能会带有女性的细腻和感伤的成分。作为编剧,我干吗要只关注女性话题?我关注的话题很多,感兴趣的人是不分男女老少的。
澎湃新闻:作为编剧,我注意到你过手上映或播出的,都是别人的剧本或者IP改编,你个人独创的剧本有没有可能投拍呢?
杨薇薇:这个问题特别遗憾,我手头起码有五个自己已经写好的本子,都没有投拍。其中两个是不能立项……有一个是纯老气,就是我选择的命题太通常,于是导致故事看上去不是很有新鲜感,但这个故事其实里面有我的“私货”。我是看得开,也许它最终不是个剧本,那我就把它变成个小说也没关系。这不是谦虚,我认为在我作为编剧的作品中,《最爱》是靠着阎老师(阎连科)小说的魅力,《误杀》是原版剧本的魅力,我只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编剧,在做施工图纸时,打好了完备的基础。
《最爱》海报
《误杀》海报澎湃新闻:就这个编剧班而言,在你之后作家、编剧刘震云也会来开讲。你对文学小说和电影剧本间的关系怎么看?杨薇薇:这是一个文学式微,经典难觅的时代。文学和电影是互相关联的,文学是要滋养电影的,但老的文学创作者在走下坡路,而新的创作者目前还立不住。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关系,不独是中国,全世界目前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所有的文艺流派在20世纪就“终结”了,21世纪到今天20年了,我没有看到什么可以比肩上世纪经典的所谓“经典”。
艺术电影就像是科学试验,要允许试错。早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看到的影片,更偏向于探索,希望发现新鲜的流派,但它们其实是“长”在文学和绘画艺术上的。当文学和绘画流派的发展止步不前,电影也难以出新。现在更严峻的问题是,别说创新的,我们去继承的能力都在下降。这是个浮躁的时代,大家好像放弃了思考。
“一个编剧真正成熟要到四十岁以后”
澎湃新闻:你曾供职于顾长卫导演工作室,并任电影《立春》第一副导演。这是你第一次进剧组担任副导演吗?能否稍作回顾。
杨薇薇:那是我第一次进电影剧组,之前我就是写写广告文案。在《立春》这部电影剧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当时作为副导演,其实就是在剧组打打杂,比如帮着整理一些选角资料。最开始我还拿着摄像机回到北广(现中国传媒大学),还有北京一些艺术高校帮着选角,即便这个阶段你也可以看到差距,比如有的副导演马上就脱口而出,“李光洁不错!”或者“章子怡他们班吴国华不错。”可我就只能等试镜演员来了,跟人家聊聊天,完了找个白墙根儿给他照张肖像照。
澎湃新闻:这样的经历是否让你在作为编剧写剧本阶段就可以同出品人和导演有更多的同理心乃至共情?
杨薇薇:除了进剧组,我觉得通过看片子可以解决。说到阅片量,我自己蛮有限的。更多的时候来自专业院校读书时,潘桦老师(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导师)开列的片单。我喜欢的片子也不一定都是《日落大道》这样的黑色电影,这次本来特想讲讲经典和流行文化间的关系。我不排斥流行文化,但经典的东西一定要有传承。现在的问题是垃圾太多,无论是制作还是观看它们,都是在消耗时间。
澎湃新闻:从第六代开始,国内几个著名导演都属于作者型,导演自己写作剧本或者最起码要深度参与剧本创作,为什么你不考虑自己执导一部作品呢?
杨薇薇:累啊(笑)。这是一个个人生活和职业道路的取舍问题,我并不认为一个新人的导演之路必须要靠作者电影才能开启。我更愿意相信,导演最开始要拍的作品是内心强烈渴求要拍的东西,只不过作为新导演,一开始确实难于找到一个高水平的编剧愿意同他合作。
澎湃新闻:作为编剧,你会在剧本撰写阶段有针对性地“选角儿”吗?也就是说,是否会“因人设戏”?
杨薇薇:我们有很多演员的经验积累和为人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编剧也愿意为他们创造出更扎实的表演基础、更大的表演空间。实话说,演员的黄金年龄也是很短暂的,而一个编剧的真正成熟,我觉得要到四十岁以后。当然,每个领域都有天才,他会是例外的,但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必须要先有一个画面生成,才能开启写作”
澎湃新闻:到你这个段位,会从哪里寻找题材灵感?
杨薇薇:我很少社交,但喜欢旅行。比如在大兴安岭深处某地,那儿的山都是空的,曾经有一所兵工厂在那里,我曾经去那里探访,并不是要写什么“盗墓笔记”,只是说置身在那儿,脑海里会生发出很多奇妙的构想。其实我挺羡慕你们当记者的,各个都有很多见闻,转行当编剧应该很容易。
澎湃新闻:好吧,就说作为记者,我想转行当编剧,你有何具体的建议?
杨薇薇: 我们都知道写剧本的语言,要保持非常简单、非常可视,但往往会忽略从一开始剧本落笔时,你就应该有明确它成篇后的调性。到底它是一个特别写实的,写实到要看到这个演员脸上的每一个褶皱,少了这个褶皱都不行,还是特别光鲜亮丽的?很多故事本身是带有滤镜的,跟我们现实生活和真实表达间有距离。
真的,动笔前先想这部电影的调性,它的风格和律动,编剧想得越多、越清楚,你的剧本就会越完整、越完善。我们要写我们自己脑海里的那部电影,它的起点应该在我们的大脑和内心里面,而我们所要做的是把脑海里的画面先摹画出来。其实我很羡慕那些天然带有自己的属性,有非常明确风格调性的人,比如李樯老师(电影《孔雀》、《立春》编剧)。
澎湃新闻:能否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举个例子?
杨薇薇:电影《最爱》的片头:一个新鲜的西红柿放在那儿,特别晶莹剔透。一个小孩子走过来,蹦蹦跳跳的,画面是跳跃的。然后,他村里饲养的鸡子跑出来,死了。一只羊走过来,吃了几根路旁的青草,也死了……类似这样,我脑子里先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它们可能是跳跃着的,一旁是富有生机的西红柿,一旁是莫名而至的死亡。
《最爱》片头的西红柿澎湃新闻:你喜欢姜文电影吗?杨薇薇:喜欢啊,我甚至特别喜欢《一步之遥》,尽管这片子受到一些争议,但姜文的电影总是能提供出一些新的可能。我当时坐在影院看《一步之遥》,觉得他前面那些夸张的歌舞成分大可做些删除,好像太想炫耀些什么。可当我看到马走日逃亡途中,听闻王天王在演侮辱他和完颜的戏码,执意要杀回去,就是为了告诉世人一句,“事情不是这样的!”这特别击中我,太有劲儿了。
澎湃新闻:最近这部《花木兰》你看了吗?
杨薇薇:看了,我觉得导演的工作习惯可能和制片公司的流程管理间存在些问题。有句话,听起来挺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看着是流程和规范,终究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和观念。一个优秀作品的基础,首先要源自一个人的本心和创意。
澎湃新闻:由你担任编剧,王千源、王景春主演的《彷徨之刃》今年年中已经开机,东野圭吾的原著也曾被搬上银幕。文本涉及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问题,在剧本创作阶段,这在中国如何落地呢?
杨薇薇:恶的少年哪都有,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关于人性的问题,全球是相通的。恶,不分年龄。只是落地的方式和细节,肯定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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