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上面是崇祯皇帝的谕旨。崇祯登基时,外有强敌不断入侵,内则府库空虚,流民四起。到了崇祯后期,这样的情况更甚。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心,最需要团结,而一个“钱”字让这些都变为奢望。
上面崇祯的谕旨中“暂累吾民一年”在当年简直成了崇祯的口头禅,意思就是“再暂时辛苦我的百姓一年吧,今年又要给你们加税了!”
“勉从廷议”这四个字,体现了崇祯的一贯推卸责任甩锅的作风,意思是大臣们议论决定的,增加百姓赋税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历来关于明朝为什么灭亡的原因里,大多把责任推在崇祯身上,说他极端自卑,极端自尊,用人多疑,察察为明,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在位17年阁臣换了50个。除了对朝廷大员刻薄,对百姓也不手软,为筹集粮饷,崇祯开创了“三饷”——“辽饷、练饷、剿饷”。
但是也有研究历史的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崇祯接手明朝前,在魏忠贤实际统治下的明朝并没有缺钱,也没有闹到民穷财尽揭竿而起的地步。
崇祯上吊自杀时,身边只剩了心腹太监王承恩,此太监在听到崇祯说:“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时”,却说出了一句让人难以理解的回答:“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提起魏忠贤,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操弄权柄的大太监,在天启帝时一度呼风唤雨,只手遮天。天启成了不问政事的皇帝,很多大事都出自魏忠贤的决策。按现在的说法,魏忠贤是主管常务的职业经理人。
崇祯时,怎么农民起义军就多得难以扑灭呢?其实这跟大面积闹饥荒有关,赋税很重,饥民遍地,起义军受到打击,可以流向别处,振臂一呼又有很多饥民响应,形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局面。
崇祯时期的起义军,大多起于黄河沿岸的北方,说白了就是穷、没粮食吃才起来闹事。正是这个“钱”字,才是魏忠贤时期不同于崇祯时期的重要区别。
那么,魏忠贤哪来的钱呢?他没有像崇祯皇帝那样,从北方穷苦百姓身上搜刮银子,而是将手伸向了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更强。
魏忠贤活着时,很多地方为其造“生祠”,大部分修建者当然是为了拍马屁,但在辽东将士和河南百姓中却有真心为其修生祠的。这是因为魏忠贤保证了辽东将士的钱粮供应,在河南受灾时,下令“免除赋税、由内库拨款赈灾”。
所以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魏忠贤在时(即天启时期)明朝还算说的过去,而崇祯一登基,明朝就迅速走向灭亡垮了。如果从“朝廷缺钱”这个角度出发找原因,那就是魏忠贤把手伸向了江南的富人,而崇祯把手伸向了本来就民不聊生的穷人。
但是魏忠贤恰恰得罪了江南的“东林党”等官儒。而且从封建正统的观点看,一个太监无论如何也是太监,他的所为也都是非正当的,这样一个专权的太监不上历史耻辱柱谁上?他必须是被丑化的对象。
其实魏忠贤不把手伸向穷人搜刮财源是对的,有效控制了为充盈国家府库而激起民变。明末贪污厉害,很多官员其实家里都有几十万、上百万银子,但对朝廷依然哭穷,这在李自成攻入京城打开贪官污吏的地库时可以证明。
搜刮穷人的钱来作为军饷,镇压穷人发起的农民起义,犹如抱薪救火,只能愈演愈烈。
崇祯皇帝直到逼上煤山,才想起自己的哥哥天启皇帝临终交代的那句“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才觉得自己的哥哥常年悠悠岁月,让魏忠贤主持大计而国家无忧的原因;才后悔自己年年说“暂累吾民一年”而年年加税。讽刺的是崇祯自杀的遗书里对李自成说——进城后勿伤百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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