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16日,汉黄德道瞿廷韶、汉阳府补用知府钱守恂奉总理衙门之命,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签订《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决定汉口日租界从德国租界北首起,沿江下行100丈,东起江口,西北均抵铁路。这是最早的日租界,其范围南起与德国租界相邻的今六合路与山海关路间,北抵燮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东到江边,西至今中山大道,总面积247.5亩。,
武汉天地,夏斗寅公馆。王汗吾摄
日据租界又扩界
1861年汉口被英国辟为通商口岸后,日本也想深入中国内地,获取更大的利益。1871年9月13日,清政府钦差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忠城在天津签定《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和《修好条规》,决定中国向日本开放上海、镇江、汉口等15处为通商口岸。1873年6月,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奉命兼任驻汉口领事(此后12年,日本驻汉领事一直由上海领事兼任)。1885年12月16日,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正式开馆,管辖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但由于日本来汉口人员稀少,日本领事馆于1891年9月28日正式关闭,馆务仍由上海领事馆代管。
1939年日制汉口地图。
甲午战争后,日本除获得中国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和增辟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为通商口岸外,还取得了在上述口岸建立租界的权力。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借口清政府要对外国制造商在内地办厂征收10%的制造税,强迫清政府再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4个专管租界,以相交换。清政府如不答应要求,日本便拒绝批准《通商行船条约》,拒绝从占领的威海卫撤兵。1896年10月19日,为敦促日本从占领的威海卫撤军,清政府被迫派荣禄、敬信、张荫桓与林董签订增设4处专管租界的《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又称《公立文凭》),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1897年12月12日,日本要求在汉口德租界下沿长江长300丈之地划为日本租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德租界起沿江“北长一千丈,横一百五十丈,早已定为汉口铁路发端之地”,且日本在汉人员稀少(时日本人在汉仅4户,13人),日本索要土地面积过大为由加以拒绝。
1898年7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和馆员船津辰一郎专程到汉口办理划定日租界事宜。7月16日,汉黄德道瞿廷韶、汉阳府补用知府钱守恂奉总理衙门之命,与小田切万寿之助签订《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决定汉口日租界从德国租界北首起,沿江下行100丈,东起江口,西北均抵铁路。这是最早的日租界,其范围南起与德国租界相邻的今六合路与山海关路间,北抵燮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东到江边,西至今中山大道,总面积247.5亩。
条款还注明,鉴于日租界“界址过于窄狭,将来商户盈满,则当临时酌妥情形,仍在丹水池迤下之地,由日本领事官随时与江汉关监督商酌,购买妥宜地基,以便日后设立工厂。倘或丹水池迤下地方,有已归洋人租界之处,即应在于丹水池以至沙口等各处地方,择江岸水深与泊船相宜之地代之,总以附近铁路为主。”这个条款,为日租界的扩展埋下伏笔。
原载《武汉地名志》
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铁路两侧逐渐繁华起来。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极力鼓吹日本向汉口渗透和扩张。从1906年起,日本援引条款中答应日本可以向丹水池以下扩展的条文,不断向清政府地方官交涉,要求将汉口大智门车站外毗连铁路、靠近德日租界的千余亩土地租与日本,作为新的日本租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这块土地面积过大,又紧靠大智门火车站和铁路沿线,经济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坚不同意租与。
水野幸吉转而要求依约向丹水池以下扩界。1907年2月9日,清政府派江汉关监督桑宝与日本领事水野幸吉签定《日本添拓汉口租界条约》(或称《中日会订推广汉口日本租界条约》、《扩张汉口日本居留地决定书》),将日租界下移150丈,新增面积376.25亩,此时的日租界总面积达622.75亩。
大兴土木设神社
从1909年起,日租界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按山崎方案(山崎桂1902年4月任驻汉领事,1903年6月去世)修筑了江边的护岸工程,沿江修建了三菱码头、海军码头、福安码头、日信码头,按日本样式建设市街,先后建成中街(今胜利街一段)、山崎街(今山海关路)、成忠街(今张自忠路)、平和街(今中山大道一段)等街道。1911年3月,日租界人口共有235户1416人,其中日本人121户394人,西方人2户12人,中国人1010人。有大小房屋263栋,其中日本式2栋,西洋式108栋,中国式100栋,中国式平房53栋。
日本神社,1938年炸毁。
日租界中街大正街口(后来巴适餐厅处),1935年建有日本人的“汉口神社”。据有关资料,汉口神社大门是一座“开”字型建筑物(也就是东京神社的鸟居式建筑),是在供奉神时在上面摆放鸡、鸟等食品所用,是日本民间信仰的特殊标志。参拜步道上有一座汉白玉石桥,过桥即为参拜大殿的主体建筑。
有一位1947—1958年居住在汉口神社院子里的居民“老且”(网名),在“百度空间”对此作了更详细的描写。
“一个不大的院子,四周有矮墙,大门向东南,进大门正对面约处,筑有一个不高的平台,只有三步台阶。平台表面由鹅卵石铺成,约120平米左右。两边对称地各修一个小小的塔式建筑,基座不足8平米,塔呈四边正方形,上端有四角卷檐坡面盖,盖下有一空间,似可置灯一盏,灯下各有两个不认识的日文字,形状好像繁体中文的‘献灯’(竖刻阴文)。从这个平台正面再往前走,要上八级台阶,便到了上文所说的‘灵堂’。在‘灵堂’周围,有一圈精致的,呈半圆形的护栏。护栏和前述‘灯塔’,都有麻石磨的外皮包裹。”
1937年8月汉口日租界。哈里森·福尔曼摄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后,汉口日租界于8月7日开始陆续撤走侨民和军警,并将日租界交予中国政府管理。中国军队在武汉沦陷之前撤退时,在炸毁日本领事馆、日军军营等的同时,拆除了神社的“灵堂”或曰“中心祭屋”(“老且”的叫法)和“鸟居”等标志性构件,其他建筑则保留在原地。
两个多月后,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租界恢复,神社也很快恢复。过了将近7年,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人被遣返归国,神社“中心祭屋”再次被拆,其他建筑仍然未动。
1937年汉口日租界。哈里森·福尔曼摄
汉口市政府复员后,神社院子成了和平区区公所办公的地方。和平区是当时汉口最小的区,只有6保63甲,1351户7166人。区公所人不多,即区长詹稻邨,副区长艾树民,总干事徐俊,三个干事。办公室也只有院子里刚搭建的一开门三间平房(约60平方米)。后来,区长、总干事和三个干事,分别在院子南面各盖了一栋平房(“老且”家就是租住其中的房子)。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区公所被接管,周围房屋住有解放军某部,他们也只是在神社院子西南角添建了一座稍大一些的平房,但很少使用。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河街(沿江大道)原日本汉口领事馆
编辑:田联申 人文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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