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
原标题:新基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双循环”的关键
作者: 程实 钱智俊 高欣弘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高欣弘系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
[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7月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比去年同期高3.3个百分点。 ]
“顺风而呼者易为气,因时而行者易为力。”宏观趋势的涌动,离不开时代背景的迭变。放眼当前的全球大变局,两大浪潮正在深刻重塑这个时代。就全球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按下了经济变革的“快进键”,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就中国而言,“双循环”逐步开启,充沛的内需、有效的供给、顺畅的互联将成为发展新格局的核心要素。位于两大浪潮的交汇点,新基建不仅有望在“内循环”中加快供需双升级的步伐,亦将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内外循环的多元纽带。有鉴于此,新基建料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畅通中国“双循环”的关键。
作用之一:新基建推动“内循环”中的需求升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在于夯实内生需求的韧性,当外需长期低迷之时,内需足以驱动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失业率整体平稳,但结构性失业压力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7月新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比去年同期高3.3个百分点。因此,脱离国民收入的增长,直接通过引导消费扩大内需的逻辑并不牢固,以投资稳定内需才是强化“内循环”的第一步。
相较而言,传统基建虽然能够直接扩大内需、拉动就业,但是此前部分领域已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进一步延续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将会拖累经济运行效率,未来需要更大成本去消化与矫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减速增质”阶段,低质量的需求侧刺激难以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新基建将是兼顾需求侧短期修复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新基建本身将拉动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相比于边际效益明显递减的传统基建,新基建项目的未来空间大、盈利前景好,因此将更易于吸引社会资本长期投入,并避免传统基建重复建设、“挤出效应”等负向成本,更有力地托底经济与居民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新基建有望通过两大途径,网络化地创造和普及消费新场景,大规模培育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一是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二是新型移动通信网络(5G),不仅能激活在线文娱、网络零售、云服务等线上消费需求,还将以“线上+线下”的新零售形态推动消费升级重心的下沉,多层次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作用之二:新基建加速“内循环”中的供给升级
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设施,中国经济将加快对供给侧的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一方面,“自上而下”,通过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纾解外部高新技术的“卡脖子”风险,对内带动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数字经济产业的土壤,创造新的内生增长点。由此,中国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
具体而言,未来中国“数字化生产”的特征料将表现为:其一,为科创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其二,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的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其三,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
回顾历史,20世纪初美国创新地形成了“大规模生产”模式,奠定其在高附加值产品上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一举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展望未来,以新基建为跳板,中国也有望发展出适应新时代的“数字化生产”模式,进而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作用之三:新基建缔结内外循环的多元纽带
中国“双循环”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并非“闭关自守”,其关键在于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巩固和丰富与全球体系的纽带。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向内引入上游的需求和技术,向外提供中低附加值的生产供给,因此与全球体系的纽带过于单一化。
而当下全球民粹主义盛行,叠加疫情影响,各发达国家产业链向内收缩,引导必要产能回流,最先减少或转移的将是对中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进而对上述单一纽带形成了“脱钩”压力。面对这一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亟待以新基建加速产业升级,在更高水平上融入新一轮全球化。
其一,在新基建助推之下,国内供需体系有望加速实现数字化升级,成为全球体系不可或缺的“供给—需求”双中心。同时,伴随这一升级进程,日韩、中国、东南亚的产业搭配格局有望进一步优化,跨境垂直分工体系趋于紧密,以区域一体化护航新一轮全球化。
其二,以新基建作为加速器,中国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也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打开国际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全球化时代。这有助于抵御疫情下传统全球化渠道的衰减,促使更多国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机遇,从根本上抑制因机遇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
其三,从金融视角看,立足于新基建,中国经济在需求侧、供给侧的数字化升级将产生丰富的结构性机遇和“独角兽”企业,进而吸引全球资本的长趋势流入,补足国内产业资本的缺口。这在与全球分享机遇、强化联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加速自身新旧动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