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拍《铁齿铜牙纪晓岚》他准备了15年，到了第四部，他为何拒绝了？
人民政协网2020-08-23 00:21
编者按
著名导演刘家成近年来拍摄了许多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由他导演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我的二哥二嫂》《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电视剧作品赢得了高收视率，也赢得了观众的口碑。他是如何拍摄出老百姓喜爱的影视作品？又是如何做到通过影视作品为人民抒怀、为时代发声的？本期专访刘家成导演。
拍《铁齿铜牙纪晓岚》之前，
我已为此准备了整整15年
1999年，国内影视市场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无厘头”风格影视作品逐渐流行起来，内地的正剧受到了挑战。这时有人找到我，想请我拍摄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要延续我之前拍摄的《侯门浪子》诙谐幽默的风格特点，这部剧是由郭涛及老艺术家仲星火、牛犇等主演的。大家希望能在当时的影视环境中另辟蹊径。对此，我们一拍即合，于是有了后来大家所熟悉的《铁齿铜牙纪晓岚》。
一年之后，《铁齿铜牙纪晓岚》拍成，一经播出就火遍全国。此后的几年间，我又受邀接连拍摄了该剧第二部、第三部，每一部都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这部剧的3位主角张国立、张铁林和王刚，不但是著名演员，还都曾担任过导演。拍摄过程中，我们之间有碰撞、有磨合。拍摄《铁齿铜牙纪晓岚》时，我35岁。有人会问，这样年轻的导演，如何从整体上把控剧本、演员等各方面的综合创作？我想，这要从我的人生经历说起。
在拍摄《铁齿铜牙纪晓岚》之前，我已为此默默准备了整整15年。
刘家成
我是1984年进入影视行业的，此前我是北京京剧院的一名武生演员。一次偶然机会，我被选去电影《南北少林》剧组做武打演员。影片由香港著名导演刘家良执导、李连杰主演。刘家良是我国功夫电影的先驱，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
我们当时被邀请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去拍摄，那时我才19岁。我至今都清晰记得见到刘家良导演后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别人从武行做到武术指导至少要10年时间，我只用了5年。为什么？因为别的武打演员不愿意演、也不敢演的，我去演；别的替身做不了、也不想做的，我去做。为了电影，我愿意拼上一切。咱们武戏演员要想成为导演，就要学我！”
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像大树的根脉一样，牢牢地扎进我的心里。
做影视，要有拼命的精神
很快，《南北少林》在北京的拍摄工作结束，此时我心里已再也放不下电影了。第二年，再开工时，剧组已转到桂林。北京京剧院当时被选拔进剧组的七八个人，后来被选中留下来继续拍摄的，只剩下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我所在的北京京剧院二团是京剧大师李万春先生的班底，李先生非常喜欢我，希望我能够留在京剧院继续发展，团里也不愿放我走。所以等到团里批准我可以去剧组拍摄的时候，因当时通讯不便，与剧组已联系不上。如坐针毡的我俩迫不及待，心想着只要到了桂林，就一定能找到剧组。我们带着往返路费和只够停留在桂林一天的费用，义无反顾地只身前往。到了桂林后，我们才感到，桂林这么大，到哪里去找剧组啊？后来我们去公安局和侨办问询，也没有获得任何消息。一直找到天黑，如果再找不到，就只能返回北京，我们很失落。无意之间，就在桂林榕湖饭店门口，远远看到两个人，他们的着装看起来很像是戏服，我们紧跟过去，结果发现只是穿着宾馆制服的服务员，希望再次落空。然而人生有时确实比戏剧还要更加戏剧化，就在这时，我们竟得知，剧组就在榕湖饭店用餐。此时，摄制组的大部队已经转往阳朔，只有几个人还留在这里，准备第二天也赶往外景地。
今天再想起这段往事，可以将之理解为是偶然，是运气，甚至是信念的神奇。但是实际上，它让我感到，人在追梦的路上，需要这样一股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勇气。
我记住了导演的一句话：吃苦的事往前冲，危险的动作主动上。当时拍摄一个跳水镜头，演员们无论怎么做，动作都不够漂亮。导演说，刘家成你试试。我没有学过游泳，跳下去容易，从水里出来，就有溺水的危险。但是那时的我，就是凭着一股拼命的执着，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动作一遍就过，导演非常满意。而我则是在剧组人员的帮助下，才被拉到了岸上。导演并没有看到我落水后的场景，也不知道我不会游泳，对我说：刘家成，还有一个跳水动作，你再跳一次……可是第二次就没有这样幸运，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但是从此之后，我和刘家良导演的关系更加密切。
1987年底，22岁的我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影视动作特技队：神龙特技队，主要承制影视剧中的武打、动作场面，开始了武术指导的艺术生涯。北影厂后来把神龙特技队迁到厂里，《综艺大观》等栏目都曾对神龙特技队进行过专题报道。
从那时起，我正式萌生了做导演的念头，开始潜心琢磨导演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我自己曾有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我当时所参与的影视作品的每一个镜头是如何拍摄的。片子拍好后，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去比对，去研究导演的构思和想法。到了后来，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小本子，因为每一个镜头的拍摄，我已了然于心，并且有了我自己的想法和认知。2000年，拍摄《铁齿铜牙纪晓岚》时，对于如何做导演，我已经充满了自信。
所以当《铁齿铜牙纪晓岚》剧组的所有主创拿到我手写的10页纸的导演阐述时，他们都说，这本阐述不像出自一位年轻导演之手。特别是王刚老师很感慨：我已经十几年都没有拿到过导演阐述了，做导演就应该有这样专业认真的态度。
拍摄这部剧的3个月里，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我大量地阅读了关于纪晓岚的书籍和史料，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戏说也要有度，娱乐也要有底线。这部剧当时太火了，所以资方始终希望我继续拍下去，但接到第四部的邀请时，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想在同一类题材中重复自己，我不想在创作上抄近路，我愿意尝试不同的艺术风格。
“京味儿旗手”， 带着京味儿题材“过江”
后来，有一家资方找到我想拍摄一部电视剧，看了剧本，是一部浮夸跟风之作，我当即拒绝。但就在他们公司的剧本储存库里，我发现了一个原本要淘汰的本子。翻看之后，创作激情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才是我要拍的剧！这就是电视剧《傻春》的缘起。《傻春》播出后，没有超出我的意料，收视率排进年度前三名。
刘家成在电视剧《傻春》拍摄现场
这些年，我先后拍过《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 《我的二哥二嫂》 《情满四合院》《芝麻胡同》等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这几部电视剧也被称作是京味儿题材电视剧，所以有人称我为“京味儿旗手”。在这些电视剧播出的时间段，曾引发剧里出现的北冰洋汽水、义利面包、六必居酱菜等北京特产在网络平台脱销的现象，引起全国各地很多观众对于这些北京特产，还有如北海、天坛公园等北京景点的向往和怀旧。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把北京文化拍摄的这样真实细腻、令人着迷？因为这就是我生活的经历，是根植于我内心的情怀。这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街一巷、一人一景，胡同里的口琴声、胡琴声、鸽子声、叫卖声……都是烙在我骨子里的文化。有人说，京味儿题材不能“过江”，不能受到长江以南观众的喜爱。但是这几部剧的热播，打破了地域的藩篱。《情满四合院》全国收视率排名第一，《芝麻胡同》播出后，将地方年代戏网络播出的版权费，从过去最高几十万元一集，提高到了几百万元一集，可以说对于现实主义题材而言，它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刘家成拍摄《正阳门下小女人》时为演员说戏
《芝麻胡同》拍摄中期，何冰因《情满四合院》获得白玉兰最佳男演员奖返回剧组后，刘家成为何冰庆功。
我觉得，地域特色不是传播的限制条件，像北京人艺的许多京味题材作品都是一票难求的，观众却不只是面向北京人。电视剧创作一定要坚持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条泱泱大河，这条大河正是由丰富多彩的浓郁地方特色的支流汇聚而成，小河不断流，大河才不会干涸。所以今年两会上，我的提案就是呼吁地方政府扶持当地每年拍摄一到两部反映当地地方文化的影视作品。最近刚刚接到中办、文旅部、中宣部等相关部委的回复，我的这件提案已经立案。
生活本身， 也是创作技巧的一部分
今年，北京市授予我一项荣誉称号——“优秀建设者”。领奖时，我发现获此殊荣的大都是经济领域的建设者。为什么给一个导演授予这样的荣誉称号？我想，大概是因为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
文艺创作最重要的还是用心、用情、用功，老老实实讲故事。有些电视剧我同时还担当制片人，虽然辛苦，但有更大的话语权，能合理控制成本，把资金全部投入到画面中去。为了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芝麻胡同》中搭建了16000平方米的场景，《情满四合院》搭建了4000平方米的场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情满四合院》的院子现在还留存着，已经舍不得拆了。拍《芝麻胡同》时，我们专门请来六必居的师傅教演员制作酱菜的步骤过程。在拍《正阳门下小女人》时，我去看街道布景，发现道具卖菜的小摊儿上，有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煞是好看，但我让他们立即撤了，因为那个年代北京冬天的蔬菜，除了心里美萝卜、大白菜，几乎没有别的。我现在还记得，1987年，我从云南飞回北京时，带回一箱西红柿，当时甚至引起了街坊四邻的震动。这就是年代的特殊符号，这就是创作真实的最基本要求。最近我刚刚拍摄完电视剧版的《滚蛋吧肿瘤君》，剧本写的故事是男女患者住在同一个病房，我为此向很多医院的专家了解肿瘤病房的真实情况。他们告诉我，并没有这样的病房，即使有也是临时病房。我们也去肿瘤病房观察了解肿瘤病人的真实状态。你必须要把真实的生活经历、阅历揉进艺术创作，拍戏拍的是“细”。
影视剧创作要端正态度，不慕名利。在我的剧组有一个规矩，主要演员与导演同等待遇，我们之前的剧组驻地就是最普通的招待所，饭菜管饱但绝不浪费。因为我坚信：一个刚刚从房车上下来，放下手里的咖啡，脱掉时髦外衣的演员，是演不好一个随时面对生死的战士，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的。
最近我还拍摄了一部扶贫题材电视剧。在拍摄所在地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气候闷热、蚊虫肆虐，剧组中多人中暑甚至高度昏迷。开车进出村口，会经过一条塌方的路，家人每天电话第一时间就是问询是否平安。为了拍摄好这部扶贫剧，我平时搜集了很多人民政协报对第一书记的报道，遇到有用的材料便收藏留存起来。只有材料是不够的，我们要去贫困村采访、体验生活，感到第一线扶贫干部遇到的困难远不止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样。他们有的累倒、病死在扶贫第一线上，有的干部压力太大而精神崩溃。这部电视剧的主角郭涛等人不计名利，几乎是义务出演。现实主义题材首先是要秉持真实的原则，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揭示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把这个山村最美与最质朴的一面，把扶贫干部的最艰辛最不易的一面呈现出来，我们拍摄这部电视剧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么多年来，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备着一张公交卡，出门、回家，只要乘坐公共交通方便，我就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我愿意去菜市场买菜，去观察市场里的人们为什么欢笑？为什么吵架？为什么要多拿一根葱、一头蒜？身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是生活本身，也是我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有了生活，你的创作才能信手拈来。文艺工作者一旦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绝大多数都成了社会精英，很容易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发生隔膜，由此导致情感上难以共鸣，导致文艺创作脱离群众和现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但可以体验生活，找到素材和灵感，也能深入了解群众对文艺作品的需求，这对文艺创作而言，有着极大的好处。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还将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注重细节、精雕细刻，拍出更多更具现实意义的作品，更和老百姓贴心的作品。只有真正贴近生活，为人民抒怀、为时代发声，老百姓才会感受到你作品中的温度，感受到你的用心、用情、用功。
记者：杨雪（刘家成口述，杨雪采访整理）
编辑：黄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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