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云艳丨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
书目文献2020-08-18 01:48
民国以来《永乐大典》海内外流通价格变迁考
郑云艳
郑云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献学和书籍史。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史。由于币制改革，“元”在不同时期币值并不相同，再加上《永乐大典》流通时常以外币结算，故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书价。经过综合研究发现：清末民初该书开始进入书籍流通市场，但价格不高；而此时外国人已开始有意搜集该书残卷，且出价颇高。1920年代以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逐渐水涨船高，此时国内外竞购局面逐渐形成。1930年代是该书价格普遍上涨最为迅速之期。到建国之后，该书残卷逐渐向大型藏书机构集聚，但在国际上该书的市场交易案例仍时有发生。
关键词：书价；《永乐大典》；物价史；中外交流史；汇率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始纂于永乐元年（1403），成书于永乐五年（1407），共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其纂于南京，仅抄定一部正本，后被运往北京。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隆庆元年（1567）录副一部[1]。其正本在清朝已不知所踪，副本之后则陆续流落到民间及海外，清末是其流散最为迅速之期。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仅收存官藏64册，其中4册存教育部图书室，另60册移交刚刚成立的北平图书馆收藏[2]，对其它卷帙并不详加追查，任其流散，失去了追踪该书的最佳时机。自此，该书各分卷遂成为民国古籍市场上交易频繁的商品，这也是该书交易价格记录十分丰富的原因。
直至今日，《永乐大典》仍散逸在全球各地，每一残页甚至留白纸都被收藏机构视若珍宝，故而其价值已然无法用具体价格数字来衡量。目前，全球内被发现的《永乐大典》副本共400余册及部分零页，仅占原书的4%左右。它们目前被分藏于至少6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藏家手中。中国所藏《永乐大典》仅239册（含台湾藏75册）[3]，占该书全部被发现卷帙的一半左右，即原书的2%左右。该书（残卷）不仅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无价瑰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后陆续发现的残卷均被补入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那么，民国之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到底如何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书价史问题[4]，有人认为清后期，中国“书价下降幅度更大”[5]。但是，《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早在民国之前便具有收藏价值，再加上其正本和副本早在民国之前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缺状况，具有稀缺性，因此其在民国之后的价格又非普通书籍可比。
《永乐大典》在民国之后的流通价格数字虽然有迹可循，然讨论其实际价格变动问题却并不容易：一是由于币制变迁，民国时期国内贸易曾需折银换算，如同国际贸易一般繁难[6]；二是由于不同时期币制改革，“元”之币值常常发生更改，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其涨跌；三是由于《永乐大典》时常以外币结算，其售价常需要结合不同时期中、外货币汇兑比率来分析。
这也是为什么以往学者在讨论《永乐大典》价格时多仅列举其价格数字[7]，而较少对《永乐大典》流通价格进行纵向（不同时期）和横向（不同币种）对比。因此，《永乐大典》在民国以后的价格变迁脉络事实上并不清晰。
举例来说，1926年剑桥大学曾以50英镑购得英国鲁扎克书店1册《永乐大典》。但是这50英镑相当于国币多少钱？同时期该书在中国、日本等其它国家的价格又是如何？这些以不同币种购买的《永乐大典》价格之间如何进行对比呢？又，1940年代中国通货膨胀严重，而北平图书馆以960万法币和7000万法币购买的《永乐大典》，到底哪个更便宜？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民国之后《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分国内、外两方面来考察。
一
国内《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
（一）《永乐大典》从秘阁藏书变成流通古籍的由来
《永乐大典》由于是官修类书，曾被长期秘藏于宫廷之中，鲜少有学者能得一睹其真容，更谈不上到市面流通。但实际上《永乐大典》正本在清初已不见踪迹，只留下明朝誊录的副本。因此，本文要讨论的价格也并非正本的价格，而是副本价格。
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清点宫廷藏《永乐大典》副本时，发现已丢失了1000多册，即原书的十分之一已经亡佚。但是，正是由于这项工程浩大的修书活动，朝廷官员才得以趁职务之便，将部分《永乐大典》携带出宫。如《四库全书》馆臣黄寿龄私携《永乐大典》出宫并遗失之事是《四库全书》编纂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案件[8]，而黄寿龄只是极少数被发现的官员之一。
自此之后，清朝又纂修了《全唐文》等不少其它大型图书，官员私窃《永乐大典》出宫之事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到光绪元年（1875）清朝重修翰林院清点《永乐大典》时，所存已不足5000册，即原书的一半已不知所踪。20年后的1894年，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时翰林院剩约800余册《永乐大典》，即所剩卷册已不到原书的十分之一[9]。
1900年，翰林院发生大火时，隔壁英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它各国公使等纷纷进入翰林院，以抢救的名义，窃走了大量中国珍贵古籍，也包括《永乐大典》。虽然大量卷帙通过中外交涉被归还给了中国，但之后官方所藏又陆续散逸。到1904年，清朝为筹备京师图书馆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清理时，发现只存64册，即所剩仅占原书的千分之六[10]。
经过清后期官员私窃，尤其是1900年大火后，《永乐大典》逐渐流散到海内外。由于一时间大量《永乐大典》流散到民间，当时琉璃厂各书坊常能见到此书。如1902年，学人秋辇（何秋辇，1860－1910）曾“购一册，价五十（元）”[11]。
之后，通过中外书商、学者、留学生、传教士、记者和外交官等，越来越多的《永乐大典》卷帙被逐渐带出中国，流散到海外。
（二）民国初年国内《永乐大典》之价格
民国初年，该书在国内多分册售卖，其每册价格因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
1912年，傅增湘称：“有《永乐大典》一册，系学字号，系三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五卷，索价五十元，不肯减……学字册内所载皆历代设州、郡县学之文，吾辈览之尚有味，不知公欲之否。”但是有些书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如同年傅增湘还记载：“有十灰韵崔字（皆崔姓小传）一册，索二百元（又一人持来），则不能议值矣。”[12]
1912年董康曾以120元左右每册的价格购得《永乐大典》17册[13]。
1913年章梫曾以416元购刘承幹藏《永乐大典》3册，每册约140元[14]。
1914年，傅增湘称：“近来，此书通行价约五十元。若特别者自须稍贵。”[15]
由以上记载，可制成清末与民初《永乐大典》通行价格对比表（表1）如下：
表1 清末与民初《永乐大典》国内每册流通价格对比表
单从价格数字来看，民初较清末《永乐大典》价格略有提高，然考察民初学人对《永乐大典》的价值认识，则不能单看价格数字，还需分析当时的货币购买力。
清末与民初“元”之币值相当。“元”作为货币单位，最早是张之洞制造的银元币，后各省仿造。1914年，官方规定“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一元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造之，但于一定期限内，认为与国币一元有同一之价格”[16]。
又，民初物价亦上涨迅猛。民初便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以后“物价之腾贵，至今日已极矣”[17]。后又有人考证，民国初年日常生活用品之物价水平较清末翻了一番，如上海粮食价格从5元涨至10元每石[18]。
可见，民国初年《永乐大典》价格数字虽略有上浮，但只是通货膨胀的反映，并不能反映当时人们对该书价值评价的提高。综合分析来看，民国初年学人对《永乐大典》的实际价值评定，当不高于清末，或略与清末持平。
（三）20世纪20年代国内《永乐大典》之价格
20世纪20年代以后，《永乐大典》价格开始上涨。1920年代前夕，部分中国学者也开始了海外访书的过程，早在1919年，叶恭绰即曾在伦敦旧书店购得《永乐大典》残卷[19]。
到20年代，袁同礼等北平图书馆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对该书的系统搜集和存佚卷帙的整理。1924年袁同礼统计，当时中国官方藏《永乐大典》仅60册，而全球范围内他所统计到的卷帙已经达到了149册[20]。
1925年，张元济给傅增湘书信言：
《永乐大典》仓字四册自可留……惟光字二册甚无谓，鄙意每册如在一百二三十元之间，敝处可以购留。[21]
之后，张元济又复函：
《大典》仓字号三册，如文友肯让，弟愿出五百元。[22]
1926年，张元济称：
京友函告，见《大典》有未辑书凡八册，每册三百元，已为日本人买去。[23]
1927年北平图书馆以220元从北京琉璃厂肄雅堂书店购买《永乐大典》1册。又以200元从旧书店松韵阁购买《永乐大典》1册。又以一大洋205元价从丰记书局购得《永乐大典》1册[24]。
表2 清末、民初与20世纪20年代国内《永乐大典》每册价格对比表
1920年代各地货币不一致，相互贸易需要折银计价：
国内通行之货币虽不外银元与银两二种，而籍以计算货币者，则多以银两为标准，然各地之银，平色差异，种别殊繁，至于洋元、小洋铜元，虽亦为通行货币，然自身并无一定之价格，亦必以银折合之。因此两地间之汇兑，以货币不同之故，竟如国际贸易时有涨落，且繁难过之。[25]
尽管如此，1920年代“元”与“银”的兑换始终保持着相对固定的比率。1914年北洋政府规定国币单位为“元”，但当时实行“元两并行”[26]，各地交易仍以“两”折算，一直到1933年“废两改元”。20年代“元”和“银”始终保持着“1银元约合0.7两银”的汇兑比率[27]。
又，据《民国货币史》称，北洋政府时期物价总体上“略有上涨，但从中国各历史时期与当时国际价格的比较来看，仍不失为价格相对稳定的时期”。[28]
由上表2可知，在物价相对平稳的20年代，《永乐大典》价格数字攀升确实体现了时人对该书价值的肯定。
（四）20世纪30年代国内《永乐大典》之价格
上世纪30年代，该书价格数字进一步提高（详见下表3）。初在500元每册左右，后期甚至涨至1000元以上。据1933年袁同礼的新统计，当时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所藏《永乐大典》已从60册左右上升到93册，而全球范围内他所统计到的卷帙也从149册上升到了367册[29]。
1931年，刘承幹出售其所藏“《永乐大典》辽字二册”给金梁，“议定代价一千元”[30]，则每册500元；
1934年，北平某人出售所藏《永乐大典》，定价为500元每册[31]；又北平图书馆自琉璃厂崇文斋购《永乐大典》2册1000元，每册亦为500元[32]。
1935年，北平图书馆从李威年处以300元购得《永乐大典》1册[33]。
1936年，北平图书馆从李劲庵处以250元购得《永乐大典》1册[34]。
1937年，北平图书馆从张卿五处以350元购得《永乐大典》1册[35]。同年，金梁所藏《永乐大典》2册在上海出售，议价在600-1000元[36]。
1938年，满铁大连图书馆“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共计四万三千元”[37]，每册价格达1000元，又据张升考证1938年满铁一次性购入仅42册[38]，若以42册计，其每册价格则超过1000元。
表3 清末至1930年代《永乐大典》国内每册价格对比表
评价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永乐大典》价值的认识，还需要考虑1933年以后货币改革，使得“元”之币值发生了改变。以单册《永乐大典》可购日常生活用品之数量[39]变化来看，《永乐大典》价格上涨迅猛。以粳米来看，1926年每册《永乐大典》可购买约10石粳米，至1934、1938年则分别能购买近250石、400石，则上世纪30年代约为20年代的25-40倍；以平房来看，1926年每册《永乐大典》可购买约65间平房，至1934、1938年则能购买近1000间，则上世纪30年代约为20年代的15倍；以细布来看，1926年每册《永乐大典》可购买约1000尺布，至1934、1938年则分别可购买近30000尺、50000尺布，则上世纪30年代约为20年代的30-50倍。
又折合成英镑来看，30年代《永乐大典》价格也是上涨的。1931年国币1元约合12便士[40]；1938年国币1元约14便士[41]。因此1931年购买《永乐大典》单价500元约合6000便士（25英镑）；1938年购买《永乐大典》单价1000元约合14000便士（约58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1935-1936年《永乐大典》私人单册售价略有下滑，或可为战前藏书家抛售个人藏书的体现。
（五）20世纪40年代至建国前国内《永乐大典》之价格
40年代国内战乱频繁，典籍亦经历了一场大浩劫，《永乐大典》险些再罹清末之灾。战争期间北平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暂存美国，辗转到台湾，方得保存。这段时间，也有部分《永乐大典》市场流通案例。
1940年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委员会成员从传新书店购得周越然藏《永乐大典》2册，共2300元，则每册1150元[42]。
1947年1月，北大图书馆购得《永乐大典》（《水经注》后半部）4册，共960万法币，则每册240万法币[43]。
1948年8月，北平图书馆购入10册，共7亿法币，即每册7000万法币[44]。
40年代后期，政府大量发行法币，法币贬值严重。当时中国货币币值紊乱，但外币币值则相对固定，故可以外币来间接考察当时《永乐大典》之价格。
折合成外币来看，1940年国币1元可兑换8.25便士（黑市3便士）[45]，因此，1940年购买《永乐大典》单价1150元则约合9487便士（39英镑）（黑市3450便士，即14英镑），相对于1938年的58英镑有所下滑。
又，1940年官方汇率为100法币约合30美元（黑市约8美元）[46]，到1947年8月之前官方汇率为1美元约合3.9万元法币（11月达到7.3万元法币），1948年3月官方汇率已经为1美元合40多万法币（8月达到1000多万法币）[47]。因此，1940年购买《永乐大典》单价1150元则约345美元（黑市92美元）；1947年购买《永乐大典》单价240万元法币相当于61美元（该书购买于1月份左右，使用1美元合3.9万法币汇率），1948年购买《永乐大典》单价7000万元法币仅相当于7美元（该书购买于8月份，使用1美元合1000多万法币汇率）。
表4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永乐大典》国内每册价格对比表
由上表4来看，40年代以法币购买《永乐大典》价格数字虽然上涨了，但是相对于30年代反而有所下降。
（六）建国后国内《永乐大典》之流通情况
建国以后，私人藏书家和机构纷纷将私人所藏《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后拨归北平图书馆统一管理。
据赵爱学统计，建国后国图入藏《永乐大典》共118册，其中购买1册（1956年琉璃厂藻玉堂书店自刘驹贤处购得1册，后卖给北平图书馆），上级部门拨归国图收藏100册，捐赠14册，交换2册，不确定来源1册。其中包括了许多较大规模的捐赠和拨归案例：比如195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次性向国家捐赠21册《永乐大典》，后被拨归北平图书馆收藏。1954年苏联政府归还中国52册，亦被拨归北平图书馆收藏。1955年文物局自香港陈澄中购得4册，并拨归北平图书馆。1950-1957年袁同礼以图书交换形式自美国接受德国藏2册[48]。
国家图书馆最近入藏的是2007年古籍善本核查时发现的加拿大华侨袁氏后人藏1册《永乐大典》。2009年文物局购得后，于2013年由国家图书馆借藏[49]。
但是，建国以后国家图书馆入藏《永乐大典》多数为国家拨款购置，其价格尚未对外公布，故而尚无法作进一步的考证。
二
国外《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
清末，英、德、日、法四国所获《永乐大典》数量最多[50]。目前，一半左右《永乐大典》残存卷帙被分藏于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爱尔兰等至少5个国家，其中日本馆藏最为丰富。这是因为日本人最早对《永乐大典》进行了系统搜购。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民国时期是追踪《永乐大典》的最佳时机。
（一）外国人所藏《永乐大典》现状
日本（藏60册）是仅次于中国的收藏国家。日本东洋文库在民国时期多方搜购《永乐大典》，故而日本东洋文库（藏34册）是目前亚洲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存藏机构。
美国（藏53册）是当下存藏《永乐大典》仅次于中国、日本的国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41册）在民国时期的大量搜购，使其成为美国保存《永乐大典》最多的机构。单192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便购得29册《永乐大典》，占该机构所藏全部此书卷帙的一半以上[51]。
英国（藏51册）是欧洲（共藏59册）所藏《永乐大典》最多的国家。民国时期，英国鲁扎克书店曾是《永乐大典》在欧洲的重要集散地，1907年大英图书馆以总价159磅10先令从该书店购进899册图书，其中就包含了《永乐大典》[52]，因此后来大英图书馆（藏24册）成为英国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机构。
据何大伟考证，1900年翰林院大火是欧洲《永乐大典》最为重要的来源[53]。美国、日本等国的《永乐大典》残卷则多是民国以后辗转从中国，乃至欧洲购得。
因此，《永乐大典》海外流通的价格数字也十分丰富，现作如下分析。
（二）民国初年外国人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
日本人最早对《永乐大典》进行了系统搜购。如清光绪（1875-1908）末叶，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经常托文友堂代搜《永乐大典》，每册现银一百圆”[54]。此处当为“日元”。1908年左右，100两银合120日元，国币1银元合0.7两银[55]，则100日元合国币119元。
不仅如此，田中氏还先后四次收购了《永乐大典》，共30册。其所购《永乐大典》主要出售对象是日本东洋文库（20册），但也有美国（4册）和越南（1册）等[56]。翰林院大火发生在英国使馆隔壁，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趁乱捡到不少《永乐大典》卷帙，而其所藏半数则在民国时期归入日本东洋文库[57]。
田中氏所藏30册《永乐大典》中10册来自中国藏书家董康。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康避难日本，他将藏书出售给日本人，曾获利不少。1912年，董康返回北京，以2100余元搜购了17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除了出售给田中氏外，还曾直接出售给富冈谦藏、本田悌次郎、内藤湖南、上野理一、京都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公私藏家[58]。
董康在民国初年向日本输入的17册《永乐大典》购价在每册120元左右。或许是为了转手获利，他在与友人缪荃孙提及时，称其购价为130-150元不等。一年后，他已将其中至少10册出售给了日本人，售价约为200元每册[59]。
结合日本文求堂书店从董康处购价知，最初在日本转手售卖《永乐大典》利润并不高。文求堂《永乐大典》在1914年左右售价为每册160元到200元不等。1914年，田中氏将一册《永乐大典》以200元价格卖给富冈谦藏。1915年，某册原标价160元的《永乐大典》甚至下降到了150元出售。到了1918年，文求堂10册《永乐大典》售价5000元，即此时才涨到了每册500元[60]。
值得注意的是，田中氏文求堂《永乐大典》价格依据是《文求堂唐本书目》标价，原书中价格单位均标注为“圆”[61]。该书目最初在日本出版，其标价或指“日元”；又，1920年代田中庆太郎回忆称，“（辛亥革命以后）每册150日元”[62]，与该书目中所标当时价格数字相当。故，《文求堂唐本书目》标价当指“日元”。
又，1914年100两规银合120日元，1915年100两规银合112日元，1918年100两规银合210日元，变化较大；但1元合银0.7两，变动不大[63]。故，若《文求堂唐本书目》所标价格为“日元”售价，则1914年200日元约为国币238元，1915年150日元约为191元；1918年500日元约为340元。
清末民初年美国人也逐渐加入了搜购行列。清末翰林院大火发生在英使馆附近，但不少英国人所获卷帙在清末民国流入了美国。1909年担任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首任常驻北京记者莫里逊拟将13册《永乐大典》以4000墨西哥银元（乃总价而非每册之价）出售给芝加哥的一个图书馆（the NewberryLibrary）[64]，则每册约308墨西哥银元。当时1美元约可兑换2墨西哥银元或1.5两银[65]，则4000墨西哥银元约合2000美元或3000两银。也就是说，莫里逊提供的价格是154美元或231两银每册。清末民国银价变化不大（约1银元合0.7两银）[66]，即231两银折合成国币约为330银元。结合民国初年《永乐大典》价格来看，莫里逊虽称此价（330元每册）“合理”，但显然略高，该笔交易未成可能也缘于此[67]。
民初美国农业部植物学专家施永高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量收购中国古籍，其中1915、1918年施永高通过田中氏购买过《永乐大典》2册。施永高于1915年以150日元（上文考证约为191元）从田中氏手中获得《永乐大典》1册。1918年田中氏将在中国购买的8册《永乐大典》（每册均价125元）在日本标价为500日元（上文考证约为340元）每册出售[68]。施永高另一册《永乐大典》应该就是以大约这个价格购买的。
表5 清末民初《永乐大典》每册国内、外流通价格对比表
由上表5可见，日本、美国人加入《永乐大典》搜购行列，使得该书的海外贸易频繁，但其早期价格并不高。董康将《永乐大典》售卖日本大获其利；但田中氏早期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售书时利润并不高，直到后期出售才获利颇丰。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日本，田中氏和董康都并未一次性将其所购《永乐大典》全部出售，而是经过多次售卖给多个公私藏家，才得以获利。而英国人莫里逊早期要价过高时，也未能顺利转手出售。
（三）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
上世纪20年代以日元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增长幅度更大。如1920年代田中庆太郎回忆称：
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每册150日元……到1923年前后……每册大约500－600日元。[69]
由于民国初年中、日汇兑比率变化颇大，田中氏此处所言150日元不知具体指代何年价格，但是1915年左右其出售美国国会图书馆之价是150日元（上文已经折算，约合国币191元）。又，1923年100两规银合146日元，而1元合银0.7两[70]，故1923年500-600日元约合国币489-587元。可见，1923年日币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较1912年翻了几番。
又，1926年英国鲁扎克书店曾以35英镑每册之价出售《永乐大典》，当年被剑桥大学以50英镑购得[71]。当时1两规银约合33.63便士，1英镑为240便士，20年代1元约合0.7两银[72]，因此50英镑约为国币510元。
表6 清末民初与上世纪20年代《永乐大典》国、内外每册价格对比表
参考上表6，总体来说，1920年代外国人所买《永乐大典》之价格比中国人更高；同时，外国人议价幅度较中国人小。
（四）20世纪30、40年代外国人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
1938年，日本牧次郎为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刘承幹藏《永乐大典》时，每册价格超过1000元。1938年100元国币约合30美元[73]，则1000元约合300美元。
1943年日本人石堂清伦从中国以2万日元购买了3册《永乐大典》[74]，每册近7000日元。二战前后，日本币值十分不稳定。二战前，日元兑美元汇率约为3.6：1，之后逐渐上涨，到1945年达到15：1，1946年达到50：1，1948年达到270：1，到1949年达到360：1[75]，之后才趋于稳定[76]。若以最接近1943年的1945年汇率来推算，则7000日元约为467美元。
1938年，王重民曾在英国为北平图书馆以6英镑半之价购得《永乐大典》1册[77]。又1册索价150磅，王重民认为太贵，未购买[78]。1938年国币1元合1先令2便士[79]，则6英镑约为国币66元，150英镑约为1636元。价格差距甚大，有学者认为，后一册价格之所以高，是由于后一册中含有乾隆题诗[80]；但在当时，6英镑一册之价格与其它币种购买之价相比，仍显得过于廉价，不知何故。
1930年，美国人义理寿在北平替美国人葛思徳以325美元购买《永乐大典》2册[81]，即162.5美元每册。又，此时规银100两合约40美元，1元大约0.7两规银[82]，因此325美元大约合1140元，即义理寿所购每册近600元。
又据《裘开明年谱》，1931年4月8日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裘开明致函白雷格（Robert Pierpont Blake）时提到，洪业为哈佛大学以300银元在北京购买了《永乐大典》1卷[83]。值得注意的是，300银元是每“卷”，而非每“册”的价格。据张升考证当时所购实为1册（含2卷，即卷7756-7757）[84]。哈佛大学所藏该两卷确实同在一册，若《裘开明年谱》所记每“卷”价格无误，则1931年哈佛大学所购《永乐大典》实际上约为600银元每“册”[85]。
1931年裘开明还在同函中提到，当时在北平的价格为250-600银元不等每“卷”[86]。这里提到的250-600银元也是每“卷”之价，这与洪业当年以300银元每“卷”之价购买《永乐大典》相符。实际上，《永乐大典》平均每册2卷[87]，故裘开明所议当时北平每“册”售价实际上大约是500-1200银元[88]。同函中还指出，当时有图解且较长者之价格为200-600美金（未提及每册还是每卷价格），因此不好分析其价格数字。
又，1956年3月26日裘开明致函GregoryHenderson时称，二战前，北京《永乐大典》300-500美元（非银元）每“册”[89]。由于1930年代100两银约合30美元，1两银约0.7银元[90]，则300-500美元实合700-1167银元。
但是，1956年3月26日裘开明在同函中还指出，法国某女士兜售4册《永乐大典》（最初要价2000美元每册），哈佛大学曾经伯希和推荐以1000美元（非银元）从法国该女士处购买了《永乐大典》1册[91]。张升教授考证该册含1卷（卷981），而购买时间也在1931年或稍后[92]。1931年后几年内100两银约30美元，1两银约0.7银元[93]，则1000美元约2333元。与上文所言1930年美国人义理寿在北平所购162.5美元（约国币600元）每册相比，此价确实过高。
表7 1920年代与1930、40年代《永乐大典》每册国内、外价格对比表
由上表7可知，30年代，外国人购买《永乐大典》价格逐渐涨到1000元以上。相比之下，该书以国币购买价格虽有所上涨，但是仍多不高于外国人购价。到了40年代，外国人购买《永乐大典》的例子不多，这与国内《永乐大典》流通价格趋势是一致的。这应该是受到了战争的影响。
（五）20世纪50年代之后外国人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
建国以后，国家图书馆之《永乐大典》多数是以捐赠或国家拨归渠道入藏，因此涉及流通价格者甚少。但是国际上却仍偶有市场流通案例。
1950年，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图书部部长FreddieBeeston从James Cleugh手中以100英镑价格购得《永乐大典》7册，每册14英镑[94]。据说其原为宝士德（H. B. Bristow）藏品，乃宝述德（H. H. Bristow）从翰林院大火事件中获得。当时1美元约合0.36英镑[95]，因此每册14英镑约合39美元。
1952年，英国国家图书馆曾经自R. C. Wikinson处购买《永乐大典》，但价格不详[96]。
1954年，爱尔兰切斯特·比蒂通过其顾问（曾任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及写本部）的H. C. Lowe购买《永乐大典》2册。切斯特·比蒂图书馆馆长（曾任职大英博物馆）James Vere StewartWilkinson提到，2册《永乐大典》最初持有者白喜莱（ JamesRussell Brazier）之子Col. Brazier曾欲以100英镑价格将2册《永乐大典》卖给K.& P.，后经过Wilkinson劝说，以120英镑价格卖给了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每册60英镑[97]。当时1美元约合0.36英镑[98]，因此每册60英镑实际上则约合167美元。
1956年，Frau Koerner博士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出售2册《永乐大典》时，曾要价2000美元每册，后被德国人购得[99]。相较于当时市价，确实过高，这可能时美国国会图书馆未能立即购买的原因。
1959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向考陶德艺术学院（theCourtauld Institute）购买1册《永乐大典》，但价格不详[100]。
1961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自巴思（Bath）的M. Poole夫人处以52英镑10先令购得《永乐大典》1册。该册为M. Poole夫人亡夫普尔（Poole）上校在翰林院大火事件中获得[101]。当时1美元约合0.36英镑[102]，因此每册52英镑10先令实际上约合146美元。
1970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向C. D. Houston先生的代理人Colletts 以45英镑价格购买了《永乐大典》部分残叶，含卷13201（1页，即第19页）、卷13202（12页，即第1-12页）、卷13203（17页，即第1-4页，6-18页）[103]。当时1美元约合0.42英镑[104]，因此每册45英镑实际上约合107美元。
80年代，德国汉学家傅兰阁之子傅吾康将1册《永乐大典》以2万马克出售给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105]。当时1美元约合4.2马克[106]，因此每册2万马克实际上约合4762美元。
最近海外发现的《永乐大典》则是2014年汉庭顿图书馆收藏的卷10270-10271。这册《永乐大典》是1968年由传教士怀特的女儿捐赠给汉庭顿图书馆的，据考证，该残册是传教士怀特从清末翰林院大火中得来。故无价格可追踪。
此外，据何大伟记载，1971年苏富比拍卖会上纽约商人马丁·布雷斯劳尔（Martin Breslauer）曾以700英镑拍得1册（卷11368-11369）《永乐大典》[107]。相对于70年代以英镑购买之价，这已是天价。目前该册《永乐大典》下落不明。当时1美元约合0.42英镑[108]，因此每册700英镑实际上约合1667美元。
马丁·布雷斯劳尔（Martin Breslauer）并不是普通商人，他和儿子伯纳德·布雷斯劳尔（Bernard Breslauer）都是著名的古董书商。1898年父亲马丁开始在柏林从事古书买卖活动，近4年之后他不得不出售其大量珍贵藏品，以帮助家人逃离纳粹德国。1940年父亲马丁在伦敦因心脏病去世，时儿子伯纳德方20多岁，但他不得不接管了父亲的事业。到1977年，伯纳德将该公司移至纽约，直到2004年去世[109]。
可见，1971年购买《永乐大典》的并不是父亲马丁·布雷斯劳尔（Martin Breslauer），而是儿子伯纳德·布雷斯劳尔（BernardBreslauer）以父亲命名的公司（Martin Breslauer公司）的名义购买的[110]。
表8 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之后国内外购买《永乐大典》价格对比表
综合上表8可知，1940 年代国内《永乐大典》价格逐渐降低，这可能是受到时局影响，而当时外国人购价仍较高。1950年代之后国内《永乐大典》流通变少，但国外《永乐大典》价格仍有不少，且总体趋势是上涨的，1971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该书以1667美元左右成交，而到了1980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购买时则达到了4762美元左右。
三
影响《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变迁之因素
（一）研究推动
《永乐大典》在清末民初曾无人问津，而此时《永乐大典》价格也颇低；《永乐大典》价格上涨始自上世纪20年代，而其相关研究也在此后才开始逐渐增多[111]，《图书馆月刊》甚至从1929年开设《永乐大典专号》刊载相关研究成果[112]。截至目前，《永乐大典》研究成果包括多方面：
一是对《永乐大典》本身的存佚研究，包括对流散在海内外的《永乐大典》残卷进行统计、搜集、刊印，及对其流传情况的研究，如1924年袁同礼《永乐大典考》是近代第一部对《永乐大典》存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作品，1925至1939年他又对海内外《永乐大典》残留卷帙进行统计，并在期刊上陆续更新了统计目录。近年来，张升又对《永乐大典》现存卷帙进行了最新统计，并追踪了现存卷帙之详细藏所，以及提供了未来可能新辑卷帙之线索。
二是以《永乐大典》为工具辑佚它书的活动，包括统计已辑录书目（既包括《四库全书》馆臣，也包括馆臣之前及之后的辑佚活动）、补充前人未能辑出却为《永乐大典》收录的佚书，并在此基础上出版校订、刊印新辑出之佚书和佚文。如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929年第二卷第三、四号，第253-297页）、唐圭章《四库全书大典本别集补词》（《国风（南京），1933年第三卷第九期，第41-44页）、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七卷第五号，第63-70页）、周咏先《<永乐大典>所收宋元人词补辑》（《词学季刊》，1935年第二卷第四号，第139-144页）、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丁治民《<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周方高《<永乐大典>本南宋至明初湖南佚志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等。
三是《永乐大典》综合研究及相关研究资料汇总，如李正奋《永乐大典考》（《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一卷第二期，第215-223页）、孙壮《永乐大典考》（《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929年第二卷第三、四号，第191-213页）、袁同礼《关于永乐大典之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年第七卷第一号，第13-29页）、郭伯恭《永乐大典考》（商务印书馆出民国二十七年初版）、李绮生《永乐大典志略》（《改造》，1940年三四月号）、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中华书局，1986年）、张升《<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等。
这些研究使世人进一步认识到了《永乐大典》之学术价值，故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该书的流通价格。
（二）辑佚价值
《永乐大典》最受人关注的学术价值则是其辑佚价值，这也是对《永乐大典》流通价格影响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早在民国时期，无辑佚价值的卷册曾不受亲睐。1912年傅增湘言：
闻授经（董康）新在京购数册（《永乐大典》），每册至一百廿五元。内中有抄《通鉴》《宋史》及《学庸》者，不知何以如此重价也。[113]
可知，傅增湘认为一册125元价格是偏高的，其理由则是《永乐大典》内容抄其它传世文献。傅增湘当时并不看重该书，且在1912年之前，已将自己所藏大部分《永乐大典》转手他人。据1912年，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载：
所自藏者（《永乐大典》部分卷帙）只《水经注》四册、《南台备要》一册而已。未几，是五册者亦举以让人，而箧中俄空矣。[114]
相比之下，具有重要辑佚价值之卷帙则备受瞩目，价格相对较高。1914年，傅增湘称：
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画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第此册索价至一百元……近来此书通行价约五十元。若特别者自须稍贵。[115]
又言：
有《大典》一册，乃杭字，皆记杭州宋时风俗物产，如《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此书不见著录，有十余叶），均佳。但亦索百元。[116]
可知，1914年前后，具辑佚价值者100元每册，而普通卷册仅50元。
同时，是否为“原装”也成为判断其价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如1914年，傅增湘向张元济推荐四册《永乐大典》时，张氏的批答是“如是原装，值每册五十元，愿留四册。”[117]1918年，张元济言：
《永乐大典》之《经世大典》三册，地图二册，每册百元，亦可购入。但需原装，倘系改装，则请从缓，已托伯恒转告。弟既整购五百元，尚有郎字韵一册，当然不及百元，可否以半数（即五十元）让归敝处。乞代商。[118]
显然，民国初年原装《永乐大典》价格比改装本高一倍左右。
（三）市场规律
除了该书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之外，作为流通商品，《永乐大典》价格也受市场规律影响。
国际书商很早便通过《永乐大典》转手贸易获利。田中庆太郎早在清末，便有意识搜购《永乐大典》。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分别又将自己收集到的卷册转手卖给日本、美国等大型藏书机构。据1920年代田中庆太郎回忆称：
辛亥革命以后，罗叔言（罗振玉）来京都，通过董授经（董康）输入10册前后……我也每到北京时，时常购买……到1923年前后，大约买到20册，其中五、六册，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于东洋文库，卖给3次，一共15册。[119]
又物以稀为贵，据田中氏回忆，1923年前后《永乐大典》已在市场上“不多见”，故辛亥革命前后（1912）每册仅150日元，1923年前后每册则高达500-600日元[120]。1971年苏富比拍卖会上，纽约商人布雷斯劳尔先生甚至以700英镑之高价拍得1册《永乐大典》。
外国人的搜购活动，曾使得部分国内学者“加价截留”。如1918年张元济称“《经世大典》在我国已不可见，今竟有三册之多，流入东邦，殊为可惜”[121]，因此他希望“加价截留”即将流入日本之《永乐大典》本《经世大典》，可惜未果。
四
结语
《永乐大典》从秘阁古籍变成流通古籍之后，其价格总体上是上涨的，而具体某一时期上涨幅度如何，则并不能单凭价格数字判断。
第一，对于《永乐大典》在不同国家以不同币种购买价，需要结合汇率进行换算后，方能进行横向对比。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购价约为500-600美元，英国人购价为50英镑，中国人议价不高于500元（多数在120-130元间）。将日元与英镑统一折算为国币后可知，日本人和英国人购买价格多在500元左右，与中国人议价之上限相当，足见当时外国人对《永乐大典》之重视。
第二，对于《永乐大典》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流通之价，需要结合不同时期之汇率，方能进行纵向比较。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所购《永乐大典》价格不仅涉及多币种，且不同时期汇率也不一致。30年代初有500-1000元国币之价，也有162.5美元之价，到了二战前则变成了300-500美元之价。结合不同时期中美汇率可知，162.5美元仍然在30年代初500-1000元国币购价范围内；但是二战前夕的300-500美元则实际上相当于1000-1660元，相比之下，二战前夕国内《永乐大典》议价仍然多在1000元以下。可见，30年代美国人购买《永乐大典》之价格较国内价格更高，涨幅更大。
第三，即使是由同一国币购买，也需要考察不同时期货币购买力的差异，对《永乐大典》价格数字进行重新评估。比如说，北平图书馆1947年以240万法币和1948年7000万法币购买的《永乐大典》，到底哪个更便宜？通过将法币折合成当时币值相对较为稳定的外币来看，240万元法币约为61美元，7000万法币才7美元。究其原因，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局势未定，《永乐大典》价格一时间降至低谷，并不稀奇。可见，《永乐大典》价格数字的表面上涨，只是法币大量发行，通货膨胀的反映。
总之，《永乐大典》自清末民国以后开始在古书市场上频繁流通，其价格总体上来说呈上涨趋势，而其上涨幅度则是由不同因素决定的。不可否认，《永乐大典》作为“商品”在古书市场上流通时，曾受到市场规律之影响。比如说，国内外竞购局面曾经是促使《永乐大典》价格上涨之重要因素，且当《永乐大典》向大型藏书机构逐渐汇聚之时，市场上所流通之《永乐大典》卷帙逐渐减少，该书的价格曾进一步水涨船高。但是，推动《永乐大典》价格上涨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永乐大典》价值认识的提高，而这种认识的提高则是建立在对《永乐大典》之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永乐大典》的价值尤其体现在其辑佚价值上，而这种辑佚价值既包括将《永乐大典》本身视作辑佚对象的辑佚价值（这使得人们更加珍视原装本《永乐大典》或其已佚卷帙之副本），又包括用《永乐大典》辑佚其它亡佚古书的辑佚价值（这使得人们尤其关注含有已佚古书或其部分文本之《永乐大典》卷帙）。可见，《永乐大典》的价格变迁史，也反映了人们对《永乐大典》的价值发掘史。
附记：本文终稿校样提交于2020年6月，7月初本文付梓前夕得到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Beaussant Lefèvre)一条拍卖两册《永乐大典》（卷2268-2269、卷7391-7392）的信息，当时估价5000-8000欧元。7月7日在法国著名的德鲁奥拍卖中心（Drouot）举拍，最终一位中国人士以640万欧元拍得该两册《永乐大典》。此为该书流通史上截止今日最高价。是为后记。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家熊金武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近代经济史专家王强对文中涉及的金融学史和经济学史的相关专业知识的处理多有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1]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
[3]赵爱学统计国家图书馆藏224册，张升教授最新统计全国共藏239册。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文献》2014年第3期，第37页。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42页。
[4] 2009年，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在《书籍的社会史》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晚明以后中国书价大幅度下降的问题及其原因（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2页）。2016年，北师大张升教授结合余耀华《中国价格史》等物价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书价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张升：《古代书价述略》，《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3期，第84-96页)。
[5]张升：《古代书价述略》，《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3期，第96页。
[6]赵应坡，刘孝倦：《汇兑须知》，《商业杂志》1927年2卷10期，第1页。
[7]比如说（英）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等《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详细考察了《永乐大典》在欧洲的流通情况（[英]何大伟(DavidHelliwell)撰，许海燕译，邵玉书(Joshua Seufert)、刘楠楠审校：《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载《文献》，2016年第3期，第31-50页），上引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详细追溯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来源情况，日本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介绍了日本《永乐大典》最大收藏机构东洋文库的存藏来源（[日]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07-315页），上引张升著作详细追踪了有关该书国内外散逸情况的蛛丝马迹。他们都涉及了《永乐大典》在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流通的价格数字。
[8]《多罗质郡王臣永瑢等奏黄寿龄遗失<永乐大典>六册交部议处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2-214页。
[9]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7页。
[10]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第278、280页。
[11]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页。
[12]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8页。
[13]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86页。
[14]应长兴，李性忠：《嘉业堂藏书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5]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56-57页。
[16]《国币条例施行细则（二月一日大总统教令公布）》，《时事汇报》1914年4期，第15-16页。
[17]邓泽：《物价腾贵与民生问题》，《国民杂志（上海）》1913年第2期，第60页。
[18]唐伟锋：《辛亥革命前后的物价上涨及其原因探析》，《中国物价》2014年第1期，第90页。
[19]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 2019年，第71页。
[20]张志清：《赵万里与<永乐大典>》，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21]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21页。
[22]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23页。
[23]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135页。
[24]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1页。
[25]赵应坡、刘孝倦：《汇兑须知》，《商业杂志》1927年第2卷第10号，第1页。
[26]《国币条例（二月七日大总统教令公布）》、《国币条例施行细则（二月一日大总统教令公布）》，《时事汇报》1914年第4期，第15-16页。
[27]《上海金融：银拆洋厘》，《银行周报》1917年第1卷第5号，第1页；《金融：洋厘实行取消》，《银行周报》1933年第17卷第9期，第32页；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75-478页。
[28]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第9页。
[29]张志清：《赵万里与<永乐大典>》，第159页。
[30]张元济著，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9页。
[31]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第311页。
[32]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5页。
[33]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5页。
[34]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5页。
[35]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6页。
[36]张元济著，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68页。
[37]后智钢：《刘承幹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01年2期，第370页。
[38]王若在认为嘉业堂1938年售出为44册（王若在：《关于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的下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年06期，第17页），张升则考证为42册（张升：《再谈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下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5年03期，第78页）。
[39]详参《上海市零售物价表（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廿八年十二月）》，《国际劳工通讯》1940年第7卷第1期，第79-81页。
[40]李洪梅：《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中央财经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154页。
[41]李洪梅：《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第146页。
[42]郑振铎著,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85-86页。
[43]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下》，2011年，第1260页。
[44]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7页。
[45]马俊起：《法币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金融研究》1995年第2期，第80页。
[46]李洪梅：《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第149页。
[47]马俊起：《法币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府的外汇政策》，第82页。
[48]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50、55、58、59、62页。
[49]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61页。
[50]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第278页。
[51]李华伟：《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与汉学研究资源》，《新世纪图书馆》2008年1期，第88页。
[52]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3页。
[53]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33页。
[54]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1页。
[55]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7页。
[56]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98-106页。
[57]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第308页。
[58]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87-97页。
[59]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86-88页。
[60]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89-91、99页。
[61]《文求堂唐本书目》是田中氏书店售书目录，其部分卷册已被国家图书馆整理为《文求堂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作为《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之一。该书目中所涉及书价单位均为“圆”。
[62]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第309页。
[63]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7页。
[64]刘怡飞称“4000墨西哥银元”为“每册”之价，但核其英文原文可知，“4000墨西哥银元”当为13册总价，而非“每册”之价。刘怡飞文提供的莫里逊描述《永乐大典》价格的英文原文如下：“I am advised that a reasonable price for this unique collectionwould be any sum less than five thousand Mexican dollars. I have thereforeplaced upon them the value of four thousand Mexican dollars at which price I amprepared to sell them.”刘怡飞：《莫理循旧藏<永乐大典>卷册及流散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03期，第116-117页。
[65]依据为蒋梦麟回忆1908年汇率，转引自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1840-1912》，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158页。
[66]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77页。
[67]刘怡飞：《莫理循旧藏<永乐大典>卷册及流散考》，《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9年第3期，第117页。
[68]注：张升教授依据亦为《文求堂唐本书目》，故此处亦当指“日元”。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91、101、105页。
[69]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第309页。
[70]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7页。
[71]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7页。
[72]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8页。
[73]李洪梅：《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第149页。
[74]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282页。
[75] “The Postwar Dollar Bought Fewer Yen”, NewYork Times, May 27, 1986, Section A, p. 20.
[76]陈彬瑞，曾超仪：《美元与日元汇率异动述评》，《南方金融》1995年10期，第18-21页。
[77]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第46页。
[78]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245页。
[79]李洪梅：《近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1840-1938）》，第147页。
[80]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245页。
[81]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406页。
[82]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8页。
[83]程焕文：《裘开明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84]注：张升教授称购入价为300“美元”每“册”（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334页），与《裘开明年谱》略有差异（后者记为300“银元”每“卷”），两者所提到的购买货币单位和卷册计量单位均不同。
[85]注：此处另一种解释则是《裘开明年谱》中将“一册”误记作“一卷”，那么，《永乐大典》价格则是300银元每“册”而非每“卷”。但是，同函中又提到，同时期北京该书价格是250-600银元每卷，与300银元每“卷”之价格相宜。除非《裘开明年谱》中两处均将“一册”误记作“一卷”，否则300银元更应当是每“卷”而非每“册”之价。
[86]程焕文：《裘开明年谱》，第59页。
[87]《永乐大典》共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平均每2卷装成1册。
[88]注：张升教授言300美元每“册”之价虽与《裘开明年谱》略有差异（后者记为300银元每“卷”），但若以2卷视作1册之价格推算，250-600银元约为500-1200银元，而当时100两银合30美元，1两银合0.7银元，故300美元约为700元，则张升教授所言300美元每“册”之价又较为合理。
[89]程焕文：《裘开明年谱》，第640页。
[90]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8页。
[91]程焕文：《裘开明年谱》，第637、640页。
[92]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第66-67页。
[93]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449、478页。
[94]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39页。
[95] Antweiler, Werner (2016). "ForeignCurrency Units per 1 U.S. Dollar, 1948-2015"，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trieved2019-10-19.
[96]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1页。
[97]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39页。
[98] Antweiler, Werner (2016). "ForeignCurrency Units per 1 U.S. Dollar, 1948-2015"，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trieved2019-10-19.
[99]程焕文：《裘开明年谱》，第637页。
[100]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4页。
[101]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1页。
[102] Antweiler, Werner (2016). "ForeignCurrency Units per 1 U.S. Dollar, 1948-2015"，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trieved2019-10-19.
[103]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4页。
[104] Antweiler, Werner (2016). "ForeignCurrency Units per 1 U.S. Dollar, 1948-2015"，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trieved2019-10-19.
[105]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41页。
[106] Antweiler, Werner (2016). "ForeignCurrency Units per 1 U.S. Dollar, 1948-2015"，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trieved2019-10-19.
[107]何大伟：《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第31页。
[108] Antweiler, Werner (2016). "ForeignCurrency Units per 1 U.S. Dollar, 1948-2015"，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trieved2019-10-19.
[109]“Dr. Bernard H. Breslauer (Berlin 1918-2004New York)” http://www.breslauerfdn.org/biography.html Retrieved on 2019-10-19.
[110]刘怡飞《莫理循旧藏<永乐大典>卷册及流散考》一文也有类似结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03期，120-121页）。
[111]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112]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9年2卷（3/4期），第609页。
[113]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29页。
[114]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83页。
[115]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56-57页。
[116]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57页。
[117]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52页。
[118]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82页。
[119]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第309页。
[120]田仲一成：《日本东洋文库收集〈永乐大典〉残本的过程》，第309页。
[121]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84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转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众号，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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