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与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
金台资讯2020-07-06 11:19
召开，蔡畅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
蔡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蔡畅自青年时代就投身中国革命，致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有力推动着全国妇女运动的快速发展。在国际进步妇女运动中，极具个人魅力的蔡畅，倡导和平相处，交朋友促友谊，在与世界各国妇女的交流与合作中，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引领中国妇女解放潮流
青少年时期的蔡畅，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影响，积极参加了湖南的五四运动。之后随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一同赴法勤工俭学，入蒙达尼公学(预备学校)。留法期间，蔡畅等新民学会女会员一面苦学法语以求生存，一面积极参加要求北京政府资助留法生、扩大资助留法生数量的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1年2月在里昂爆发的“二八运动”。在运动中，蔡畅等女学生在“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口号声中勇敢地走在队伍前面，与驻法公使陈箓说理斗争，争取自身权益。回到蒙达尼后，深有感触的蔡畅与胡慕昭、向警予等12位女生，组成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国内女界公开信，明确提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要求国内重视给予女子读书的权利，呼吁中国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扩招女生。7月20日至26日，《大公报》(长沙版)连载了蔡畅、向警予、熊季光等12人签名的《致女界全体书》；7月30日和31日，北京《晨报》以《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为题连载这封公开信，引起舆论反响。
新民学会重视女性、积极吸收女子入会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政治活动，深刻改变了蔡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的蔡畅，初步形成了男女平等、女性参政议政的思想。在法国，蔡畅对于社会改造的一些思想逐步变化，由此前强调以教育入手提高女性素质的改造方法，逐步演变到通过革命改造旧体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男女平权问题。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她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倡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1924年底，蔡畅和李富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下启程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在苏联，蔡畅努力学习和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妇女若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苏联，蔡畅时常深入工厂、农村，同女工、农妇聊天，了解她们的工作、生活；到幼儿园参观访问，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情况，为之后领导中国妇女运动打下了基础。
蔡畅深知，只有通过培养妇女运动骨干，才能把宣传女性解放观念、鼓励女性参加大革命落在实处。1925年蔡畅被党组织调回国内，在广州参加北伐战争的动员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书记等职，还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干事兼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畅委托陈铁军等利用中山大学的教室，为妇女解放协会举办了一个不脱产的妇女运动讲习班。蔡畅不仅管理讲习班，还亲自给学员上课。讲习班每晚上课，面向有解放意识的广州女工、女学生和家庭妇女，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党左、右派间斗争；同时也讲述开展妇女工作的方法。学习班每期两个月，先后办了两期，共培训156人。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举办了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讲习所的学员都是从各地选送来的妇女运动积极分子。讲习所的学习是全日制，半年一期，主要讲授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同时也讲政治理论、工运、学运、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在蔡畅邀请下，一些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如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萧楚女、刘尔崧、杨殷等，都为讲习所学员讲过课。蔡畅亲自讲授政治常识和社会发展史。学员毕业后都回到原地区领导当地的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的火种由此播撒开来。
1932年初，蔡畅被党组织调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1932年至1933年，蔡畅在江西博生县举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训练班集中训练各县的乡村妇女干部，每期100人，学习文化、政治、军事等。经过训练，全省16个县27名妇女干部被选拔到县一级机关担任了领导职务，一批妇女干部当上了乡主席，仅兴国一个县就有20多名女性乡主席。到延安后，蔡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科工作，更加关心妇女干部的培训，经常步行到中央党校了解女干部培训和学习情况。
蔡畅文章《经济动员中的女战斗员》
蔡畅还积极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实践，以支援前线作战。由于青壮男劳力多数参军了，农田需要耕种，乡村需要管理，动员女性参与劳动是十分必要的。苏维埃时期，蔡畅动员妇女说：“红军在前线打仗，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红色政权，让人民永远过好日子。如果我们不把生产搞上去，前方没有给养就不能打仗。”当时，江西农村有一种迷信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蔡畅于是亲自示范，带动妇女犁田耙地，打破迷信，各县组织起妇女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田合作社等生产组织。妇女参与农业生产和乡村管理，不仅保障了基本生活所需，也有力支持了前线作战，还提高了社会地位。
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工作的重心仍然应该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支持军队作战。1941年，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蔡畅，深入延安各地，对妇女工作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26日，此文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简称“四三决定”。在充分肯定妇女工作的成绩后，“四三决定”特别强调要对妇女工作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要了解女性的特点，要实事求是地安排工。“四三决定”指出：“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只有关照到妇女生理特点、把家庭事务与生产计划相结合，实事求是，才能真正组织妇女、领导妇女工作。“四三决定”成为中国妇运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件。
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
1949年3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蔡畅当选首届主席，此后，蔡畅连任全国妇联第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的名誉主席，长期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财经状况好转。为响应中央号召，蔡畅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把妇女运动与这一时期国家中心任务紧密结合。1950年8月，蔡畅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会女工部要把“面向生产，组织女工参加生产竞赛，保护女工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女工部要配合妇联和有关部门，设法提高女工生产技能，帮助女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开展女工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管理企业的教育。9月，蔡畅又主持召开了全国民主妇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再次重申城市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妇运方针，各级妇联要发动组织女工、员工家属和其他劳动妇女、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此后，城市女职工人数不断增加，在不同岗位上为争取国民经济情况好转作出了贡献。
全国民主妇联也十分注重调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新解放区，组织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保障妇女不但有土地权，还有土地处理权。在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她们掌握多种技术，还组织妇女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多种经营。
蔡畅重视在生产活动中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在1949年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蔡畅指出：“女工得病者一般多于男工，特别是得妇科病的很多，据大连十五个单位统计，九百六十七个有病的女工，其中妇科病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安东胶厂四月份统计女工得妇女病的占女工病人百分之三十，占全厂男女病人百分之二十”。在农村开展的生产运动中，部分干部简单地认为“把妇女弄到地里”，就是发动了生产，不注意照顾其家庭利益，不考虑妇女特殊情况，导致妇女生产情绪不高，连男性农民也反对。蔡畅为此提出，城市妇女如疾病严重，除由厂方治疗外，尽量发动工人互助储蓄或在工人之间提倡互助，临时调换轻便工作。农村的情况由干部分别了解情况，采取针对措施对症下药，解决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对某些城市妇女因小孩牵累不能参加生产的，可采取由厂方、工人福利金及母亲三方面共同负担托儿经费，设立专人管理等措施，“至少做到孩子有人看，有饭吃，有水喝，注意些卫生，预防疾病”；农村可采取一些由互助组中老人代看孩子，妇女按时回家哺乳和提前回家做饭。这样解决了劳动妇女的后顾之忧，激发了妇女工作的热情。蔡畅对各级工会和生产领导者说，“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克服歧视、轻视妇女的观点”，“在发展劳动者福利事业时，必须倾听女职工、职工家属们的意见，充分关心妇女儿童的生活福利”。
在蔡畅看来，新中国妇女参加劳动，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进而改变传统家庭观念，保障妇女实际利益，提高妇女地位，这是一个生产与妇女地位间良性互动的过程，效果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年，全国有70%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城市女职工达到328.6万人，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4.5倍。这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将妇女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的状况，使妇女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男女平等，把妇女解放作为奋斗目标之一。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蔡畅指出，《婚姻法》的颁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它打碎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推翻了旧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统治，对于妇女解放，更具有重大意义。”在《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上，蔡畅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加强干部的思想政策教育，特别是区、村干部方面。“干部能否正确掌握婚姻政策，是贯彻实行婚姻法的重要关键，所以在干部中间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婚姻法，肃清其本身对待婚姻问题的错误思想。”二是深入群众宣传《婚姻法》。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利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如座谈会，各种代表会，夜校，冬学，民教馆以及各种民间文艺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三是各有关团体要尽力协助政府贯彻《婚姻法》。由于婚姻问题与青年妇女权益关系密切，妇女团体要协助各地民政、司法机关，特别是区、村干部，要正确地处理《婚姻法》实施中发生的案件。蔡畅还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建设新的婚姻家庭观，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新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是有社会意义的”。
蔡畅一贯身体力行引导妇女参政议政，尤其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49年全国民主妇联成立后，蔡畅倡导并创办了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后几经更名，现为中华女子学院)，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蔡畅呼吁各部门、各条战线都要重视和培养妇女干部。1950年，蔡畅在全国第一次女工工作会议上强调：“继续巩固工会基层组织，注意发展妇女会员，培养妇女劳模和女工干部。”1951年4月，蔡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指出，为了便于我党扩大和加强与劳动妇女的联系，应“发展一定数量具备党员条件的女工入党”，“也希望能发展一些具备党员条件的劳动农妇入党，以促进妇女工作的开展”。“女干部的提高主要靠她们自己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党委有意识地培养、提拔和适当的帮助，才能有效。”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蔡畅以《积极培养和提拔更多更好的女干部》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她认为妇女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应更大胆地培养和使用女干部，以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速度。
1953年，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进行人口登记，开展基层普选工作。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蔡畅敏锐地意识到，应把基层普选活动看作是教育、引导广大妇女维护自身权利和提高参政意识、议政能力的好时机。在她的推动下，民主妇联积极配合各级选举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向妇女群众宣传普选的意义，培训骨干，进行普选试点，帮助解决妇女参加普选活动的实际困难。在选举阶段，不少妇女非常珍视民主权利，称“选民证”为“当家证”，积极参加投票选举。1954年全国普选工作结束时，参加投票的女选民占全国女选民总数的84%；全国选出的560多万名基层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有98万余人，占代表总数17.3%，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女性代表包括蔡畅共有147人，占全体代表总数11.9%。妇女和男子一样在全国普选中平等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蔡畅在中共八大上发言
在农村土改运动中，蔡畅也提出要吸收妇女参加农民协会或相关会议，选拔妇女积极分子参加领导工作；要求在农民协会中设妇女委员或委员会，召开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群众大会，讨论妇女参加土改问题，确实保障妇女土地权；呼吁解除妇女所受的封建束缚，保障妇女在土改中的应得权益。
走向国际妇女运动舞台
1920年至1925年的赴法旅俄经历打开了蔡畅的国际视野，参加国外革命活动、到工厂做工的经历及社会调研，加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掌握，为她带领中国妇女走向国际妇女运动舞台奠定了基础。
1945年12月1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后，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便加入成为成员之一，蔡畅被选为执委和理事。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她密切联系国际民主妇联，代表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相关活动。1947年2月21日至27日，蔡畅冲破国民党政权重重阻力，参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民主妇联第一次理事会议，这是蔡畅第一次代表解放区妇女，也是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的会议。在会上，蔡畅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代表作了《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中国妇女》的报告，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现状，并表示中国“广大妇女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的是一个目标——保卫民族独立，实现民主和平”。回国后，蔡畅发表了《关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次理事会的书面报告》，向解放区妇女传达了世界各国妇女界对中国妇女的支持与鼓励，增进了解放区妇女对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了解，为中国妇女界参与国际交往并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1948年11月，蔡畅率团参加了国际民主妇联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亚非各国妇女民主运动发展》的报告。在本次大会上，蔡畅当选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走上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大会提议由新中国举办第一届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这对于打破欧美封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意义重大。
开幕式上致词
1949年12月10日，首届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23个国家的197名正式代表和英国、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等9个国家的来宾出席了会议。蔡畅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她指出，本次大会的目的是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呼吁各国妇女代表团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蔡畅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历程，分享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经验，高屋建瓴地提出：“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使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使民族解放事业胜利开展，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才能胜利开展。”她希望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可以为亚洲妇女的团结和解放运动树立一块坚实的里程碑。蔡畅还在会上作了关于“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情况及中国妇女如何实现其决议”的报告。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了解了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世界各国也看到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增加了各国妇女间的交流和了解。
1955年是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10周年。11月，蔡畅以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在国际民主妇联机关刊物《世界妇女》杂志上，发表了《更广泛地团结起来，为持久和平与妇女儿童的幸福而斗争》；12月又应《世界妇女》杂志邀请，撰写了题为《光辉的十年》的文章，高度赞扬国际民主妇联10年间为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表示中国妇女愿意“更进一步和各国妇女们、母亲们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为保卫妇女权利、为保卫孩子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1956年4月，应国际民主妇联的要求，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48个国家的49名理事、111位代表和58名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蔡畅以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和全国妇联主席的双重身份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她讲道，“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虽然我们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但通过“这次我们欢乐的聚会，将使我们彼此更了解、更亲密，将使我们友好往来的道路越走越宽”。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到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妇女解放取得的成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理事会在北京召开，蔡畅在会上致欢迎词
从1945年底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成为国际民主妇联成员后，蔡畅就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持国际民主妇联的工作，推动民主妇女运动的发展。几十年间，蔡畅以她辛勤不懈的努力、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性，与各国妇女朋友建立友好关系，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旗帜和骄傲。中外妇女间的交流，打开了中国妇女的国际视野，使中国妇女运动走上国际舞台，融入世界妇女运动，也为打破新中国成立初期欧美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为打开新中国外交僵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蔡畅始终是引导妇女解放的先锋。新中国成立后，蔡畅发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维护妇女权益，呼吁妇女参政议政。与此同时，蔡畅还致力扩大中国妇女运动的世界影响，为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姬丽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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