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不只是送别逝者的场所，更是一种文化的呈现，体现为一种物态的文化存在，它传承着殡葬习俗，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信息和情感表达，更展现着人们对生命的认知与理解。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发生着演变，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人们生活、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等多种因素整合和浓缩的体现。

《商业月报》（第十九卷）记述，19世纪末英人韦仑斯设立松茂洋行。但当时，由于他只是注重于西人殡殓，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在运作上也未能成为现代殡仪馆。之后1924年又有美国人斯高塔创办万国殡仪馆，这是上海第一家殡仪馆。但是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国人主动去了解和接触的比较少。1933年，中国人在上海创立了第一家殡仪馆。发起人是曾任江西长芦监运使、江西省长的陶家瑶先生。当时，陶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上海华山路办了中国殡仪馆。这就是国人从事现代殡仪业之滥觞。1934年，粤人陈其芬创办中央殡仪馆。

▲中央殡仪馆

殡仪馆初创之时并不十分发达。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百万市民被迫避难到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上海陷于“孤岛时期”，租界内人口增多，居住拥堵，环境较差，死亡率也骤增。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旦遇有丧事，大多数人都依托殡仪馆以处理后事，于是新设者纷起。先后有乐园、世界、大众、大华、万安、白宫、公平、公顺、中华、保安及联义山庄等，殡仪馆业可谓十分繁荣，同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呈现一种畸形发展。

在当时，由于死人数的激增，寄放灵柩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虽然会馆公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些会馆公所在战时多数被毁，即使幸存，也大多在郊区，交通不便。面对这个这个问题，一些殡仪馆看准商机，在殡仪馆中增设丙舍，以解决丧家灵柩的就近寄存，也在客观上，解决了环境卫生的问题。当时还出现了外地丧家灵柩归籍的问题，一些商家就创办了寄柩所，如初创者为大西路静安寺路汪家弄的国泰寄柩所，由于经营较好，同行也都纷纷效仿开设，如国泰万安、海格路的永安、凯旋路的普安、昌平路的保安寄柩所等等。

最初，进入殡仪馆办理丧事的，基本上是官僚买办阶级、上流阶层等有钱人。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更多是到会馆和会所办理丧葬之事，造成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传统的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国人在心理上还不能完全接受；二是开销比较大，难以承担。为满足普通市民治丧需求，以上天殡仪馆、通俗殡仪馆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型殡仪馆兴起，从而为普通市民治丧提供了便利。随着殡仪馆行业的鼎盛发展，催生了多种经营形态的殡仪馆。据《上海民政志》所载，截至解放前夕，上海先后有大小殡仪馆30多家。

殡仪馆作为殡葬活动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多种功能，不同的殡仪馆的具体机构设置虽有不同，但在基本结构和功能还是具有相似和相通性。以中国殡仪馆为例。中国殡仪馆有着自己运送遗体的汽车作为专门殡仪车，有专门运送灵柩的卡车，有专门迎接尸体的黑匣子汽车。死者的家属亲友，从警局报了死亡户口之后，取得一张死亡证明书。之后，汽车或人力车将遗体运至殡仪馆内的技术室，平放在类似医生手术台的磁铁床上，马上洗涤与施以药水消毒。假若死者的家属未赶到，或是家属认为有必要，抽血注入防腐剂，使死者的尸体不致腐臭，死者的家属也可数天内赶来见最后一面，然后再行入殓，从技术室运到化妆室后，马上为死者穿着寿衣、寿鞋、理发、修面，涂上一层看起来比较像生人的油彩。供做殡仪的厅堂共有四个：崇礼堂、崇敬堂、崇俭堂、崇思堂。这四个礼堂以崇敬堂最宏伟，租金也最高，崇俭堂又分五个小礼堂，它是专为贫苦的人而设的。从运送、化妆、入殓、礼堂、棺木到墓地整个流程，每位逝者只收取五百万元。

▲ 1935年上海 阮玲玉小姐移灵场景

▲ 1936年鲁迅先生葬礼场景：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大门前

近代上海，随着殡仪馆的建立和发展，租界和华界都采取了一定的管理和治理措施。

1935年3月21日，工部局公报发布了（第四五六八号）殡仪馆规则。其中要求：陈尸场所的地板及墙垣高度不低于七尺，且须涂以不透水之物料；窗户均须用铁丝纱防设，以防蝇虫飞入；灌药防腐台需用不透水之物料制造。对于处理尸体产生的污染物，需即刻倾入阴沟。处置死于应报告病症之尸体时，应穿着充分消毒的罩衣。此外，对于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天花、麻疹、猩红热、白喉、流行性感冒、鼠疫、痨病、霍乱、痢疾回归热症、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疽、狗疯症、血吸虫病、昏睡性脑炎、霍乱性泻症及麻风等病症死亡的遗体，应立即通知卫生处处长。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上海人口激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不断加强对殡殓事宜的管理。如对于那些在越界筑路区内、滥设殡仪馆，设备简陋，特别是那些有碍环境卫生的，以及私自收容尸体，隐而不报等情况，租界当局会召集各殡仪馆负责人谈话、指示登记手续，实施严密管理等等。

首先，制定规则，使殡仪馆运作规范化。1932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管理殡仪馆规则》（共十四条）。内容涉及建筑设计图样报备、注册印花税缴纳、殡仪馆不得妨害四邻、每间丙舍存放棺柩的数目、消毒、传染病防治、晚八点后严禁诵经号哭等非常具体的规则。

其次，采用行政、经济等手段，避免殡仪馆干扰社会生活。1934年，上海市政府批颁令九八二号，要求处在海格路的中国殡仪馆迁移，以免终日喧扰妨害居住安宁。同时，为防止一些殡仪馆私自涨价，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稳定，还采取一些经济的手段。1944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发布指令，查复各殡仪馆涨价情形。针对殡仪积柩业屡次涨价，如对寄柩人加重负担，将会被取缔。

再次，成立殡仪同业公会。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死亡和病故人数迅速增长，陈年积柩、路倒露尸和浮厝遍布城区，成为上海城市管理的大难题。国民政府曾开展过清理工作，但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上海特别市殡仪寄柩业同业公会于1942年12月20日成立，加强对殡葬业的管理，通过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影响殡葬业的发展。解放后，在这一同业组织的基础上，将其改组为“上海市殡仪寄柩运葬商业同业公会”，公会会员按业务分为殡仪、寄柩、运柩、公墓、火葬等五种，按业务性质又分为殡仪寄柩运柩组与公墓火葬组，也代办一切丧葬用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殡葬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首先，人民政府为保障环境卫生，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和措施，清理殡仪馆等机构中的积柩浮厝，净化社会环境。解放前，由于战时原因积存下来不少的灵柩和浮厝，大多存放在会馆、山庄、丙舍、寄柩所、殡仪馆及宗族祠堂内，不少棺柩，由于存放过久，棺木腐烂，臭气熏天，极大地破坏了环境，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1949年7月，上海市卫生局制定《清除积柩第五步骤实施办法》，次年又拟《上海市清除积柩补充办法》，8月15日，再颁《上海市清除积柩申请减免运葬费用暂行办法》。1950年，上海市颁布《上海市殡仪馆管理规则》。1951年10月19日，市卫生局邀集嵩山、闸北、长宁等区政府，普善山庄、四明公所、浙绍永锡堂、江淮、福安、通海等寄柩所以及公安局行政处治安股召开会议，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人救分会等部门组成清除积柩督导小组。到1952年底，总共清除了分布在19个郊区，5个工房建筑工地和2个回民公墓内的浮厝209,708具，清出土地约1千亩。据统计，自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全市火化露尸129,248具，土葬露尸34,382具，共163,630具，成功治愈城市痼疾，殡葬业为城市新生做出了特殊贡献。

其次，调整殡仪馆机构设置，优化功能。1949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接管了旧政权卫生局的殡葬管理所。1953年12月7日，市民政局奉市军管会命令接管万国殡仪馆，使其成为上海第一个市立殡仪馆。1953年，已有约10家殡仪馆歇业或停业，还有13家私营殡仪馆正常运营。1954年市民政局接管锡金公所殡殓部，并于次年成立锡金殡仪馆。1954年，浙绍公所永锡堂的职工自发成立了永锡殡仪馆，并于1956年转为公办。在社会改造中，殡葬管理所对一些私营殡仪馆、私营火葬场和私营丙舍进行了公私合营。1956年，近安、虹桥、通海等丙舍并入安乐殡仪馆，同仁辅元堂和普善山庄组并为上海市殡葬服务站。

1978年，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殡葬管理所重新成立。1979年，殡葬管理所再度撤销，殡葬业务归入市民政局社会处第三科。1981年10月，市政法委员会准予重新恢复殡葬管理所。1984年8月，殡葬管理所改名为上海市殡葬事业管理处。1982年4月，市民政局召开全市殡葬工作会议，对殡葬行业提出了破除丧葬旧俗，提倡节俭治丧的要求。

进入90年代，上海的殡葬业进入新时期。1994年，益善殡仪馆建成，承担龙华殡仪馆殡殓后遗体的火化任务。为了使殡葬管理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市人民政府先后于1986年、1989年发布了《上海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和《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1997年，由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开始实施。1998年8月，上海市殡葬管理处实行政事分离，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成立。殡葬服务中心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先后成立了宝龙火化机械研究所、遗体防腐研究所和殡葬文化研究所，还成立了殡葬用品生产经营公司和飞思海葬服务公司，逐渐步入现代化的轨道。

▲ 上海市益善殡仪馆，是上海市政府实现龙华、宝兴两大殡仪馆火化功能搬迁的一项实事工程。1987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为益善殡仪馆的建立，曾亲笔批复："请市计委和财政局研究，抓紧研处，数目不大，但对居民影响甚大。"

2004年7月1日，随着《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民政部门取消了对制造和销售殡葬用品单位的审批权，社会资金逐渐融入到殡葬用品的生产和销售之中来。殡仪馆随着殡葬的市场化进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