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6月1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就6月15日晚中印边防人员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冲突发表声明,“印军违背承诺,两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6月1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王毅表示,“我们要求印方对此展开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挑衅性举动,确保此类事件不得再发生”。
这次激烈冲突是印度边防军冒险主义行为的结果,印方却“倒打一耙”,在舆论上将自身塑造为“受害者”形象。本轮冲突之所以迅速成为舆论热点,主要源于这是中印自1975年在藏南地区发生冲突以来,45年里两国因边界问题首次出现人员伤亡的一次冲突。
这次冲突是双方一个多月以来边界摩擦持续发酵的结果。5月5日,印度边防部队在该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妄图单方面改变管控现状,双方冲突随即拉开帷幕并呈升级态势。为缓和紧张局势,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进行密切沟通,6月6日,两军在摩尔多边境地区举行了“军长级会谈”,达成了“要共同努力去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的共识。在两军同意继续协商的情况下,印度却出尔反尔导致15号的冲突升级。说这次冲突是印边防部队的一次意外,不如说是印度长期以来在中印边界奉行投机主义策略的必然结果。
过去几十年,印度在中印边界小动作不断,向实控线中方一侧推行“前进”、“蚕食”政策,通过模糊实控线,达到单边改变边界现状的目的。莫迪上台以来,印度更是加快了在实控线印方一侧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的步伐。特别是洞朗对峙以后,印度“吸取了教训”通过加速与美国的防务技术合作,来弥补印方在边界上的技术“短板”,其中印美正在谈判中的促进地理空间情报共享的《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就具有很强的指向性。
中国从维护中印关系友好的大局出发,长期以来对印度在边界的投机主义行为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目的在于通过战略示善向印方传达中方希望和平共处、谈判解决纠纷的诚意,但这并没有换来印度的互惠行为,却使印度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一种错误知觉,即认为这是中国的“示弱”、中方可无限容忍印方的投机主义行为,印度的这种对华知觉倾向反过来又鼓励了印方“得寸进尺”,助长其扩张主义行为。
在国际关系中,根据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杰维斯的观点,一国可以通过语言和行为信号向他国投射自己的预想形象。不过一旦该国实施欺骗行为,违反信号采取行动,将严重损害其信号声誉,弱化未来信号接收国对该国的信任。尽管中印建立了边界特别代表会晤、边防部队会晤等系列机制以加强沟通协调,避免战略误判,然而印度长期的信号欺骗行为只会为中国塑造一个印度“不可信任”的形象,深化双方信任赤字。为应对印度的扩张主义行为,对中国需要选择“以实力求和平”。
中印边界尽管存在较多问题,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双方关于边界地区的危机管控却成为了世界其他国家管控领土争端的榜样。这既得益于中印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是顺应两国人民期待和平共处历史潮流的结果。但印度长期以来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错误认知需要改变,不应低估和挑战中国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和政治决心。
中国并非印度面临的最大“战略不确定性”,相反,印度自身的投机主义才是这一不确定性的始作俑者。中印作为“背靠背”的两个亚洲大国,两国关系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双边范围,对整个南亚甚至亚洲地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两国无论在全球、区域还是双边层面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意义非凡,双方应在两国领导人武汉和金奈非正式会晤战略引领的基础上,相向而行。未来中印关系是和平共处、竞争性合作还是冲突对抗,取决于印度的诚意。(责任编辑: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