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根源是什么？是管子的“轻重论”
命渊声巷2020-06-12 17:16
政府干预经济自古有之，政府加强对经济的管理与控制是为保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及王朝的稳定统治。为优先发展农业及保持充足的农业劳动力，封建政府必然釆取相应措施对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干预。在唐代以前的社会，国家抑制商业发展、干预商品经济较为突出的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当然其前提是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及商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汉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困难和打击地主豪商的器张势力，政府加强了对商业和商品经济的控制，其采取的各项政策丰富了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轻重学说的思想内容，为轻重学说发展成为封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汉武帝强力抑制私商、发展官营商处的措施，从实践上把自战国以来形成的、秦及汉初以来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推向了一个发展高峰，奠定了此后封建政府对商业或商品经济进行控制干预的传统模式，成为后继统治者推行经济干预政策的重要借鉴，客观上产生了某种渊源接续的联系。
“轻重论”——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
“轻重论”是国家从宏观上管理与调控经济的理论，主张封建国家利用商品货币流通规律，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及部分商品生产领域，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与控制。轻重理论萌发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湊于完备，其标志是《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在西汉中期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各项抑商实践下，“轻重论”的思想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成为封建国家操控市场、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指导。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戟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惺的“平朵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戟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纟云、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
“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颗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作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苟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釆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弛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
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惨淡经营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
《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其“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整体经济进行控制和管理的问题，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
“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说：“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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