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腰部演员的忧伤》，我记得里面写到张颂文老师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年收入不到两万，我看到这深有感触……

“我记得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同学朋友陆续结婚生孩子，我本应该去祝贺的，但基本都没去，婚礼对我来说是个昂贵的社交活动，去不起。连最好闺蜜的婚礼都没到场，因为在外地，800块的份子钱也是咬咬牙随的。我把礼钱给她时，她还开玩笑问我，给了我你是不是就没饭吃了！我哈哈一乐，心在滴血，800块那可是我一个月的房租啊。”

谁能想到写出《滚蛋吧肿瘤君》的编剧曾经也有这段至暗时刻。

2008年，袁媛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研究生毕业后，想进入电影行业，但无门路无资历，只好自诩为独立制片人，想着和同学一起制作一部低成本的电影出来。

那时的她，煞有介事地制作PPT，到处去见投资人，喝个茶聊个天。但一次次喝完聊完都没了下文。那个项目直到现在也没做出来，她唯一的收获，就是从刚毕业的天真幼稚里清醒了，做电影之难超乎想象。

“刚毕业时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那种雄心壮志，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型，原来还在天上飘着呢，经过那段时间之后，完完全全回归现实，落到了地面……”

没办法，现实的压力下，只要能挣到钱的零工她都去干。

给综艺晚会写主持词，给电视栏目写文案……靠着中国传媒大学的招牌优势和奥运时期的宣传热度，她为北京电视台拍了几个和奥运相关的节目，每天东奔西跑，熬夜写策划、剪片子，日夜颠倒，工作压力非常大。

“电影跟电视完全是两个媒介，我本身对电视并没有那么感兴趣，完完全全是为了生计。有一天我在想，是不是我以后就要干这个为生？如果长年累月都是这种状态，我能不能受得了？”

拿命换钱的事，她并不想干，随后她进入了一段“正常人”的状态，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了一段时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工作内容都是些无意义的琐碎事情，与影视更毫不相干。待了半年她觉得，除了暂缓了生活压力，其余一无所获，于是果断辞职。不久又在师姐的介绍下又去了一家出版社工作。

“出版领域比电影领域的市场意识好像要差很多，我记得那时候做提案，我用PPT做，但出版社的编辑还是用word写策划案。”

不太活跃甚至比较保守的出版领域，让原本充满积极性的袁媛心生退意。“我觉得这个工作好像也不太适合我，都是慢节奏的，而且工资也少得可怜，我在这呆了半年，（联系）出版了两本书，就退出了。”

兜兜转转了一段时间，袁媛失去了方向。于是求助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游飞，自己如果还想做导演，应该怎么办？

导师建议她曲线救国，先从编剧做起。但事实上也并没有编剧的活儿来找她。

2009年首届“扶植青年电影剧作计划”开始举办，导师告诉她，毕业两年内的往届生也可参加，袁媛便和同学一起合作写了一个剧本，没想到获了奖，挣到了两万块奖金。这让袁媛在迷茫又受挫的职业生涯中，找回了一丝信心和希望。

那是袁媛的第一份“编剧”工作，也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在导师的推荐下，她去参与创作了一部古装穿越剧。写剧集的过程非常痛苦，“因为制片人的不专业，拍摄过程也是奇葩事件不断，剧组堪称有史以来所有混乱的大汇总。”但对于那时的袁媛来说，“能挣到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很感激了！”这个剧最终也没能播出，但袁媛挣到了近6万块的稿酬，那是她毕业之后，收入最多的一年。

穿越剧失败了，但是工作中袁媛结识了一起写剧的张维重，此后他们数次合作，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没有他，也就没有后来的《滚蛋吧！肿瘤君》。

就在张维重和他的几个小伙伴在网上看到熊顿的漫画连载并买下版权时，无事可做的袁媛又回归到坐吃山空的状态里，每天一边看书看片，一边惶恐地盘算着可能又要去找工作了。“那个时候他们去买版权，也是蛮有魄力的。一方面是眼光，一方面是要冒风险的勇气。”

没多久，开发剧本的小团队向袁媛发出邀约，一起创作开发剧本。“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天呐！我又可以有收入了’。因为又有一年多没活干了，之前写剧赚的钱，差不多弹尽粮绝了，我马上又要面临朝不保夕的日子。”

那个时候小公司或者个人负责开发的项目，往往最后十有八九是黄的，成功率很低。此时的袁媛也对这个项目不太抱期望，“因为失败太多次之后，心态早就变成：‘事情不成很正常，成了反而不正常’。”

从前期去医院和熊顿家乡的采访调研，到执笔完成最终剧本，整个创作周期从2013年3月一直持续到2014年5月。剧本创作期间，大家对编剧创作非常保护，她自己最想表达和呈现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下来。

剧本出来后就要拿着它去找投资。

“有专门的两位制片人去负责，我在这个项目中承担的只是一个创作者身份。”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接洽过程后，最终万达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并很快的搭出韩延导演，白百合、吴彦祖等主演的班底。

“这个结果我们谁也没想到，因为起初做这个项目的目标只是：做出来。没想到现实的结果比梦想更梦幻。”

袁媛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原本大家都没有抱很高期望的项目，竟然收获了观众的口碑、票房和泪水……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还被选为国产片的代表，去征战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

“关于去参加奥斯卡，我们都是做电影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我也都看过，所以自己什么水平心里也有数。但是既然发生了，就随它去吧！

“现在来看，我觉得那时候写的说教意味有点浓，这是那时的我没办法解决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更好的方式去削减它，或者是让人看着更舒服一点，那已经是我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程度了。”

不管怎么说，《滚蛋吧！肿瘤君》绝对是袁媛职业生涯的转折时刻，虽然稿酬不多，从写稿到拍摄完成，两年才执行完整个编剧合同，但这部影片之后带来的影响，包括项目邀约和收入状况，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用她的话来说：终于脱贫了！

自《滚蛋吧！肿瘤君》至今，袁媛接到的剧本片约很多，参与的项目也很多，喜剧、闹剧等等各种风格题材的项目也都找过她，最终却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做下去。上映的只有2018年的一部《后来的我们》。

“做电影就像是跑4x100米接力赛，我们编剧只能跑完第一棒，后面三棒都得跑好了才能赢得这场比赛，后面哪一棒跑不好都是白瞎。”

在过去几年中，袁媛还被某大公司“坑”了一把。

她抱着满腔热血和期待参与了该公司与中国的合拍片项目，剧本创作得到了认可，项目也进入筹备期，结果公司总部一声令下砍掉了全部中国电影计划，让这些青年编剧们白忙活一年多，最后空欢喜一场。

“我们都对它抱有很高的期待。这样的大制作，既能搞笑、又感人的合家欢电影，如果拍出来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但后来他们就带着这些剧本走了，版权也不归我。”

“我也很挫败，怎么有实力的大公司也这么不靠谱啊？”她常常会有这种无力感，却实在又没办法控制这些事。只能继续“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准备”，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那么沮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能被大浪淘沙留下的一定是人才，因为你经历了生存的考验，也经历了技能的考验，只要挺住，中间不离开，我觉得最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后来的我们》就是在一个个项目夭折后的一次偶然“邂逅”。

袁媛先后结识了张一白导演和想要拍导演处女作的刘若英。

终于，一次机会，刘若英带着《过年回家》的剧本找到张一白做监制，张一白又点名让袁媛来做编剧，把剧本改成了土生土长的大陆爱情故事，也就是后来的《后来的我们》。

“其实当时我不想介入得太深，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策划，开会提提意见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擅长写爱情故事，那完全是我没有涉及过的领域，我非常没底儿，不知道该怎么写。所以在那个项目初期，我挺没自信的，一直往后退。”

但张一白让她写一稿大纲试试，最后就是她写的那一页纸大纲，让刘若英觉得那就是她想要的气质。这部影片最终让袁媛收获了金鸡奖最佳编剧和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这让她有些意外。

“可能很多人觉得，你都写了两部院线电影了，你的能力得到了认可，但我始终会觉得，这称不上是个成就。我相信每个创作者都会希望创作出一部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电影，我也一样，但是我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袁媛这样的性格可能会对她在影视行业的发展有些许不利影响，作为编剧要跟资方、导演开项目会、创作会，争取自己的表达权益，但她始终不擅长“说”。

“让我去绘声绘色的讲述什么，还挺难的。因为当众说话让我紧张，语无伦次，我宁愿写出来让他们看。

“我们每个人性格的形成一定跟自己出生成长的环境有关，比方说我童年时期，喜欢绘画、音乐之类的，但家长就觉得你死了这条心吧，你没这个天赋，不要耽误学习，这种打击式教育，让我到现在都没什么自信。”

疫情的这半年，她天天宅在家里开语音会、写剧本，倒也“轻松”了许多。

“以前不可避免的要出去见一些人，聊事情，但老是出门对我来说压力蛮大的，因为别人一约我很容易把我约出去，我又不爱撒谎，也不太会拒绝，出门就意味着我的写作时间被压缩，就还蛮苦恼的。”

继上一部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又过去了两年时间，看似又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袁媛，已在这期间完成了她最初“曲线救国”的梦想——做导演。

她执导的电影已在去年拍完也即将结束后期制作，原本有望今年与观众见面，但受疫情的影响可能还要再晚一些。

实现梦想后的她，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发展规划——主力还是要做编剧。

“导演所需投入的精力更大，对交流有更高的要求，这是我的短板，而且导演也有那种无力感，要平衡要妥协，不能掌控所有东西……我做导演会比做编剧更容易抓狂，情绪起伏更加激烈，我并没有那么享受这种状态。”

在编剧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年，稿酬的确水涨船高好多倍。

“每笔稿酬听上去都很可观，但实际上，就像卖图书一样，最终都不是以定价卖掉，都是两三折而已。因为不是每个项目都那么顺利，大多写着写着，就搁浅了。如果把这个归结为运气，那我觉得我运气很不错了，我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