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释尊一生说法四十五年,教示弟子以“知苦、断集、证灭、修道”的四圣谛,令无数弟子得以消除生命中的忧悲恼苦,证入彻底解脱之涅槃境界。在他以八十岁那年入灭之后,佛教随着弟子们的受持、传承、弘化,在印度各地弘扬。在佛灭一百年后,更得到阿育王的信仰及大力推动,令佛法迅速地分布于印度以至其它地区去。
由于佛弟子们恪守着佛陀临终时的“以法为师”的教示,于是对佛陀的法语展开研究,从而产生了不少的阿毗达磨论典。随着各地游化的弟子在生活习惯及对佛法理解上的差异,终于令致百余年后出现教派分裂,佛教出现了为期约五百年的“部派佛教时期”,产生了为数约二十个的部派。这期间大量阿毗达磨论典涌现,使法义之间愈趋复杂。
在民间,在家佛弟子对佛陀的怀念与追思,透过向佛塔、佛舍利、遗物、遗迹的礼拜,以求身心得以慰借,由此而发展了对佛陀的信仰;另一方面,佛弟子亦从追思及撰述佛陀的生平,进至追溯其前生的求道生涯,逐渐形成了佛传文学。再加上部份佛弟子有感于传统部派论师对法义的执着,于是对佛陀的解脱精神予以反省演绎,并号召佛弟子们重新以佛陀为学习对象。乃至因缘成熟,在佛灭后约五百年左右,大乘思想汇合成流,在印度东部逐渐开展出来。
大乘佛教首先是般若经的集出,针对部派弟子的法义予以扫荡,以符合佛陀的解脱精神,与此同时,菩萨乘的观念亦逐渐形成,直接显示求道者的心怀与毅力。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依着般若经而逐渐开出几个重要的法门:以净土经典为主的信仰门、以华严经典为主的实践门、以法华经为主的慈悲门,及以般若系经典为主的智慧门等等。
大乘经典陆续集出,从不同的途径传到中国,透过高僧大德们的翻译,再经过了几百年的消化与研究与分类,中国佛教由形成学派而致发展了不同的宗派,同时也对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教进行了整理与判别。
二、古代大德的判摄
由于部派系统和大乘系统的经典是随着佛教的信仰同时传入,中国人只从经典的内容上理解,缺乏历史背景的认识,因此认为所有经典都是佛在世时亲口所说,并依此来接受其中义理,作为信受基础。
时间一久,传来及翻译的经典愈来愈多,內里的义理或有不同、或有矛盾,引起了不少解释上的困难和争论。为了融通各经典之间的矛盾,显示各各不相妨碍,于是判释佛陀经教的活动产生,希望能够全面肯定所有经典的价值与地位。判教即是将所有的佛典从形式上进行分类,从内容上组织整理,并评介其高下。判教的活动在魏晋时代已经开始进行,南北朝时代众说纷纭,有从时间上来分判,有从教义的内容上来分判,有从教法来划分。从判教的过程上,除了列出经典的分类外,更从中判别自宗认为是最究竟的说法,从此建立起自已所宗经典的最重要地位。历代判别佛教系统而影响较大的,便是智者大师、玄奘大师、义净大师及法藏大师等。
甲、智者大师之判别
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判教论说,是从三方面来对佛法进行了判别,即佛陀的说法时期、说法方式,及说法内容来作分判的,合称为“五时八教”。其中的时期分类称为“五时”,即“华严时、鹿苑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关于说法方式的分类称为“化仪四教”,即“顿、渐、秘密、不定”四教;至于内容的分类,便是“化法四教”,亦即“藏、通、别、圆”四教:
(1) 藏教 ─ 藏教是指小乘部派的三藏教,亦即是原始阿含及部派经典。
(2) 通教 ─ 通教是指从部派到大乘的过渡之说法。如《般若经》、《大宝积经》、《维摩经》等。
(3) 别教 ─ 别教即大乘菩萨个别的教法。如《华严经》、部份《般若经》等。
(4) 圆教 ─ 圆乃大乘终极之义理,圆满具足而又无碍,直显佛陀之真实义。代表着圆教的经典有《法华经》和《涅槃经》等。
乙、玄奘大师及义净大师的判别
唐朝初年玄奘大师前往印度留学十七年,遍游印度各地,学习印度诸宗大师的学说,可说是会通大乘佛学的大师,在他回来后的记述中,印度大乘宗派当时只有中观派及瑜伽派的存在,而且玄奘大师更著有《会宗论》来会通空有二宗的争执,得到当时其师戒贤论师的赞赏。
较玄奘大师稍后的义净大师,亦前往印度求法,入学于那烂陀寺十一载,其后撰写有《南海寄归内法传》,述说印度的见闻情况。他在卷一中云:
“所云大乘无过二种。一则中观,二乃瑜伽。中观则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则外无内有,事皆唯识。”
由于玄奘大师与义净大师均留学印度,亲眼目睹印度佛教盛况,因此其言论自有一定的地位与份量。故传统以来,很多学者皆认为印度大乘佛教就只有二个系统,即是中观与唯识二派,简称为空、有二宗。后来,从西藏佛学的传统经典《四部宗义》,亦支持此说,认为大乘即属中观与瑜伽二大系统。
丙、法藏大师的判别
不过,华严宗的集大成者法藏大师,对于印度传来经典的统合看法,却有所不同,在他的《大乘起信论义记》中,他别树一帜的说道:
“现今东流一切经论,通大小乘,宗途有四:一随相法执宗,即小乘诸部是也;二真空无相宗,即般若等经、中观等论所说是也;三唯识法相宗,即解深密等经、瑜伽等论所说是也;四如来藏缘起宗,即楞伽密严等经、起信宝性等论所说是也。”
在这个判别之中,法藏大师第一次指出了大乘佛教有“如来藏缘起宗”这一宗别,他亦以此宗来建立他的华严宗真心系统。
丁、佛教界的争议
在中国佛教学界,一向根据玄奘大师及义净大师所见所闻所述,认为印度大乘佛教,不外是空有二大系统。他们觉得玄奘大师在印度十多年,完全没有提到印度大乘有着第三系的思想及人物,如果有的话他一定会提及的。此外,义净大师前往印度留学时,亦只见大乘中观、瑜伽两派。故此,不少学者是拒绝承认印度大乘有第个三系统的。
不过,在传来中国的经典之中,有一部份大乘经典,的确是与空宗和有宗有着不同的思路,这些经典并非孤立的传来,而且部份是极为著名的经典,如《胜鬘经》、《如来藏经》、《涅槃经》等,这类经典的内容及思想路线,与前述两系均不大相同。
面对着如何处理这类经典的问题时,部份学者便以有宗的新译、旧译的不同处来会通,有些学者索性否认这些经典的真确性,直斥其为中国人伪造的经典,例如《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经论,便长期在中国佛教界引起真伪的争议,直至民国初年仍未有停止。
三、近代大德的判摄
民国以来,以太虚大师与印顺导师对佛教的判摄最为有名。太虚大师从教理上的判摄,他将大乘佛教判摄为三宗,按其发展先后,分别为:“法界圆觉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他以传统中国佛教的看法,将法界圆觉宗判为最高,代表着佛法最究竟之法义。
印顺导师受到太虚大师的启发,亦对印度佛教进行了系统的划分。他在《印度之佛教》一书中,亦将大乘法义判为三系:“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而以性空唯名论的缘起性空中道说为究竟之说。后来印顺导师经过了与太虚大师及当时大德学者的往返论辩,使他的判别更见坚稳,并差不多成为了现时中国学人对印度大乘佛法系统判摄的定说。
四、现代学者的学习态度
经过了近世数十年来的讨论与研究,以及印顺导师等大德们的努力探究,性空学派、唯识学派与真常学派鼎足而立,共为印度佛教思想的三大系统,基本上已是证据确凿,无容否认,因为文献资料具在,可说已经成为定论。
我们现时并非要评价个别系统,或是褒贬其中的学说,以继续引起争议。我们应该透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循着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脉络,探讨大乘三系思想的源流、经论、人物及流转与影响。从比较三系思想路向的异同及特色,进而探讨现代不同系统的学者们对佛教经论的演绎,使我们可以超越宗派的认知与盲从附和,客观地探究三系思想在教化上的方便与价值。
从概略地认识大乘三系的论说,当有助我们从佛法中超越宗派知见,返本探源,了解佛陀的本怀,在浩瀚的佛法义理中知所抉择,然后应用于自身的佛法实践之中,真正踏上解脱之途。
浅谈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核心判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