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8号楼工作室 文|梁超
随着疫情的冲击,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显得脆弱不堪。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向此前全美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应考虑撤离中国,美国政府提供“搬家”的费用支持。早前,日本同样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宣布提供2200亿日元(约2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2亿美元支持日企搬离中国转向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
这一系列的呼吁和动员,让“全球产业链正在去中国化”的猜测和讨论也越来越多。曹德旺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提到,“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在与识局对话中表示,外资大面积的外流和撤离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产业链调整搬迁或者转移,从历史上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由跨国公司为主驱动的。有三种情况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投资企业长期经营不善,出现亏损;二是东道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不利于外商投资;三是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存在战争威胁。如果以上三种情况都不满足,跨国公司是不会轻易做出撤资决定的。只要中国的生产环境条件还可以,跨国公司有利润可以挣,这种撤离就不会实质性发生,更不会主动撤离,所以“政治动员的撤离不会如愿以偿,或者说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实现真正的釜底抽薪的目的。”
识局:现在有一种声音,担心疫情过后,世界的产业链会去中国化,你觉得这种担心必要吗?
霍建国:从目前的各种数据和历史数据看,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只能说存在着威胁,或者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目前出现大面积的外流和转移,暂时还看不到。
识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霍建国:主要基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形成,或者说供应链的形成,这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调整撤离或者重新布局。上世纪80年代,由于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发展的需要,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把生产的不同环节,配置在相对成本较低的地区,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新格局。经历了80年代到21世纪初长达30年的调整过程才形成了今天的全球产业链格局,期间中国承担了很多国际产业链转移的部分,贸易发展和外资的进入,在这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现在国际环境虽发生了复杂变化,大国的竞争和矛盾处于上升阶段,但要想靠政治动员撤离,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目的。但是也要注意,如果经济环境或者投资环境发生变化,或者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没有了,那么有可能会有一个逐步流出的过程。现在看这种迹象并不明显。
之前有说日本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且提供资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或者转向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要仔细加以分析研究,是不是就是出自对中国的打压,进而釜底抽薪,我觉得还不是很明显。
各个国家在疫情面前都有各自的困难,如果说日本国内的企业由于中国的断供出现了无法维持生产的情况,或者日本国内有些产品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本的企业很困难,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也发生了问题,比如武汉封城,疫情最严重的二月,有一些生产出现断供,在复工复产前有一段时间是保证不了供应的。所以日本把这作为特殊的紧急情况,也是对企业的扶救措施。企业如果在中国生存困难,退回日本或者转向东南亚,肯定会提供必要的帮助。这种是属于阶段性的一种应急措施。
而美国的情况责令当别论,因为美国推行的就是同中国脱钩的政策定位,其目的就是要动员所有的美资企业撤离中国,认为在中国建厂助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所以一再发出政治动员,但实际上也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
识局:为什么没有明显的效果?
霍建国:因为产业链搬迁或者转移,是由跨国公司来完成的的。大部分在华的合资企业是跨国公司投资形成的,有的是合资的,有的是独资的。我觉得除非在高压政策下,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下,跨国公司不得不撤离,或者是它在这确实无法生存的情况下,才会迅速响应号召撤离。只要中国的生产环境条件还可以,有利润可以挣,这种撤离就不可能发生,甚至不排除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更多的跨国公司会考虑加大对我国的投资。
当然也会有一些企业会象征性地把一些困难的生产环节做一些调整,但是主要的很多关键的中间品的生产、人员配套,是很难做出撤离中国的决定的。从目前看,我个人觉得跨国公司还没有下决心响应。
从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调查的结果看,接近50%的企业都不会考虑撤资问题,40%的企业表示需要认真研究才能作出决定。另外,只有不到10%的企业表示可能要撤离,可以肯定的说,这些企业目前存在着经营困难或亏损问题。
我们注意到,有些企业投资的撤离实际上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已经陆续发生了一些,日资的撤离现象也不少。最早像劳动密集型的鞋类、玩具、服装等美资企业,诸如阿迪达斯、彪马,已经将生产线撤到越南了。但是同时,在高端的制造方面,比如,苹果手机的配套件、平板电脑的生产,包括特斯拉和汽车业的一些配置,并没有动。还有加强的迹象,这就说明靠政治动员的撤离不会如愿以偿,或者说不可能实现对中国经济釜底抽薪的目的。
识局:我们要如何应对西方这种“去中国化”的趋势?
霍建国:我觉得现在一方面是抓复工复产,同时加快落实原有的改革开放的举措仍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市场营商环境的改善,加快推进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这些改革内容跟上的话,外资在这里投资有钱挣,也很舒服,它凭什么要撤离?就算美国补贴搬家费,回去之后生产不赚钱,我认为它们也不会做出冒险的决定。
我认为,这种撤离中国的动员终将是徒劳的,但是会对我们改革开放形成新的倒逼机制。一方面是在疫情困难时期,我们要确保生产和供应链的稳定,保质保量的完成供应;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市场的竞争环境能不能真正做到国民待遇。
这些因素是真正决定外资是否要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而不是靠政治动员和补贴就可以见效的。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再观察事态的变化,最好做一些实际的调研,看看现有的几类企业大致他们的心态怎么样。
识局:目前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出现集聚化的趋势,这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霍建国:肯定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因为当年西方转移产能进行全球布局,是在全球化快速进展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为了盈利做出的安排。但是欧美国家暴露的产业空心化也是很严重的,因为美国的服务业占比达到80%,制造业就剩下不到10%的结构。实际上他们早就在讨论产业空心化问题。
特别是这次疫情期间,暴露了很多产品供应保障问题,他们也觉得很多制造业都由中国来主导和掌控,他们不放心。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更迫使他们加快推动这种调整,他们肯定不希望完全依赖中国,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定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复工复产不到位,有些调整也是必然的,像汽车的零部件供应,像IT的电脑配件,手机的部件,这些产品在中国的配套都很高。
所以在疫情冲击下,我们在二月份就已经意识到了关于保证供应链的紧迫性。在复工复产当中,我们就强调参与国际价值链,特别是核心部件中间品这一块,一定不要耽误国际市场的供货。应该说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保证了稳定供货。
当然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我们2月份动员,3月份基本上就形成了产能,我们刚刚感受到压力缓解了,但海外疫情却加重了,他们被迫停工停产,总装厂不能开了,所以导致全球产业链的破坏。
现在确实面临调整的压力,国际跨国公司肯定要考虑各自零部件和各自产业布局的调整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抓住这一轮调整的机会,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稳定外贸外资的发展,进一步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我们的努力对保证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必将做出巨大的贡献。
但这就是一种国际竞争,实际上在前两年我们推进高水平开放的过程当中,中国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进一步增强巩固制造业的优势,从而形成在高端发展上的一种提速,甚至强调更多的扩大利用外资,引进国际高端的制造业。但由于发生了疫情,这个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
我们要把握准这种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关键还在国内,我们的制造业基础是好的,能力和潜力也是很大的,但要意识到很多领域还有待提高,尤其是供给侧改革还有很多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就是大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合作,这是产业分工或者是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客观的需要,并不会由于谁跳出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强调单边主义就能终止这一客观规律。
最近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国的做法基本上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对于国际上个别国家,由于自己的生产原因或者遇到了困难要做一些调整,我们也要有包容之心,也要理解人家,不要一股脑的全部都归类到“拆我长城,釜底抽薪,落井下石”这类的评论,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扩大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