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停摆之后的恢复时期,不能拘泥于供给或需求端的单一救助,也不能简单进行救助政策叠加的‘锦标赛’”。
4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宏观经济论坛(CMF)热点问题线上研讨会上谈及应对新冠疫情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时表示,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简单地加大供给侧调整、逆周期调整不能应对当前的问题。
刘元春称,此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畴,第一表现为供给损失,第二表现为需求的急剧收缩,当前的重要任务在于,不能让疫情对经济的一次性冲击成为趋势性的冲击。
刘元春认为,面临超常规的危机,要用更大力度、超常规的“一揽子宏观政策计划”,不能仅仅延续此前的“六稳”政策。
超级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有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时还有人道和社会危机带来的超级预期冲击。因此,在疫情基本控制后的复工复产必须要有供给侧的行政推动,同时还必须要有需求侧的市场大推动,以克服重启市场循环体系面临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
同时,为了对冲疫情对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带来的灾害,疫情的经济主体救助和社会主体救助是保证未来疫后重建的基础。
为稳定预期,恢复经济循环,刘元春团队认为,在宏观政策层面,可以设计“3.5+2+1”的方案,即以3.5万亿元减税+2万亿元基建+1万亿元补贴为基准的救助政策。
在财政赤字方面,刘元春认为可以考虑将预算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提升到3.5%,可以直接扩大财政支出1万亿;此外将实际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3.9%提升到6%。
此外,要建立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基金、贫困补贴与消费启动基金专门进行受疫情冲击的主体救助,发行疫情特别国债2万亿,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春指出,上述“一揽子”扩张政策首先必须满足疫情救助、复工启动的目标,其次才是对冲下行压力、保稳定和保目标。
“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有不对称关系,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会增加200万左右,但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带来的失业会增长300万至400万。”
因此,按照当前的就业弹性来计算,如果2020年我国要保证城镇新增就业在1100万左右,则GDP增长速度就要达到5.5%左右。这意味着,保就业、保民生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低,而是要求的比较高,即:保就业与保增长并不矛盾,必须综合考虑。
刘元春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经济衰退的时候,衰退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增长的时候,主要增长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这种不对称关系意味着,保民生、保就业与保增长、保目标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首要必须先防止疫情冲击带来的公共危机,其次才是防止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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