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政策着力点应从数字目标转向底线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2020-04-13 00:00
本报记者 徐蔚冰
日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而不是简单的内生性市场失灵带来的周期性变化和危机性变化。那么，在巨大压力之下，应该如何进行精准判断，政策又该如何科学设计呢？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用新理论新框架分析这一轮世界经济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份多项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您怎么看？
刘元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宏观经济参数的冲击，大大超越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各项宏观参数都创造了历史新低。尤其是疫情给人们带来的超级恐慌，是这两次危机不可比拟的。
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是一种停摆效应，而不是简单的内生性市场失灵带来的周期性变化和危机性变化。既有供给侧的大幅停摆，也有需求侧的消失，对中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都超预期，只有在复工复产、经济循环恢复后才会真正显现。
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在未来疫情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有可能继续深度衰退，这将导致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出现崩溃，失业率极速增长。如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预测，由于为应对新冠肺炎而停工，美国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达到30%，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史无前例地下降50%。
这种休克停摆效应不仅体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深度回落，更重要的是造成超级恐慌和市场信心崩溃。这一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因此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周期理论需求管理理论都不适用了。要用新理论与新框架来分析这一轮世界经济的变化。
当然，世界经济停摆与金融危机是否发生没有特别的关系，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疫情导致管控模式的强化，供应链断裂和休克停摆的悲观预期引起金融波动。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石油战、美国的股市泡沫、企业债务杠杆，全球自2008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八大全球超级问题等也是主要原因。危机救助在不同模式下的内涵不一样。
疫情导致停摆，既需要行政生产体系推动，也需要需求推动，这一次的疫情给全球宏观经济学界带来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超级疫情经济学。
我国经济社会目标须从保增长调整为底线管理中国经济时报：今年1-2月份的宏观数据显示，疫情造成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时下滑，其中需求侧下滑17个百分点，供给侧下滑12个百分点，需求侧的收缩比供给侧的收缩更加厉害，您认为，政策应该如何指导经济恢复良性运行？
刘元春：要使经济运行在供求恢复下重新良性运行，需要政策给经济发展安装一个“起搏器”刺激需求增长，从而拉动供给侧提升，当然这是建立在尽快复工复产基础上的。
此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作出调整。虽然目前数据表明复工复产进展良好，但远没有恢复至常态水平。原本我国2020年GDP预测增长目标为5.5%到6%，但就目前疫情造成的冲击来看，全年经济增长无论是6%还是5.5%，都意味着2020年的后面三个季度须大幅度反弹增长。在这种目标下，未来经济发展路径会是一个强劲的“不对称V型反弹”，需要实施超级刺激政策。考虑到可行性，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当然，调整目标设定太高或太低也不恰当，需要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增速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与宏观政策措施相匹配的刺激政策。同时，不能只着眼于现行经济发展，要目光长远，考虑到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2020年总体经济压力非常严峻，不确定性也非常高，但从中期视角看来，仍充满很多战略机遇。如果目标恰当、方法得当，中国有可能实现“V型反转”。
鉴于未来依旧面临疫情冲击、外部压力和复工复产困难等多重不确定性，底线管理很重要，政策应当从过去“保增长”的数字目标转向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底线管理。要有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性、弹性、可扩张性和多元组合性。要根据目标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来设计发展路径，而不是简单地拘泥于“新基建”、都市圈等，要根据我们的目标、可行路径、面临的主要矛盾，来研究刺激方案的主体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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