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简朴的家庭环境,打破了我对国旗设计者所有的预想,于是,我有了最初的激动和敬意。”
1998年新年伊始,“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电影《共和国之旗》的编剧王兴东走访曾联松故居时如是说。
那段时间,王兴东风雨无阻地跑国家档案馆查阅许多当年评选国旗的历史资料,他心里一直在纠结与困惑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泱泱大国之旗,怎么会出自一个上海小职员之手?可以将曾联松这个活着的人拍成电影故事片吗?
落日的余晖洒在正坐于办公桌前眉头紧锁、凝神思考的王兴东身上,他操起座机快速拨了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和制片人王浙滨的电话,约他俩马上来自己办公室一趟。王、张两人急匆匆往王兴东办公室赶,因为作为好朋友,他俩深知王兴东的个性,要不是真有很重要的事,他不会打这种火急火燎的电话。直至深夜,王兴东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他们仨就王兴东纠结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知不觉到了破晓时分,他们终于达成一致认识,说做就做。王兴东一行在上海山阴路145弄6号找到了曾联松居住的陋室,但时年82岁的曾联松因脑血栓已住进了医院,王兴东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病中的曾联松体力不济,气息衰弱,无法多说话。他们只好转而采访上海所有熟悉曾联松的人。就这样,王兴东在山阴路离曾联松居所不远的一家旅馆里,一待就是半个月。
返京后,为了剧本创作,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兴东手持鲜花慕名拜访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雷洁琼。雷洁琼给王兴东深情讲述了上海小职员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如何在2992幅图案中脱颖而出的往事。凡事认真踏实的王兴东还联系到曾联松的长子曾一冲,并马不停蹄地飞往曾一冲当时的工作地广东珠海。在曾一冲宽敞的办公室里,雾锁热红茶,云开万壑葱,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相见恨晚,促膝长谈了三天三夜。
王兴东深知,一部好电影需要进入主人公的心境,于是他想:剧本不能离开人与旗,如果让曾联松看一组国旗集锦图,他万不会想到自己在阁楼上画的图案,如今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彰显我们中国的日益繁荣,表现我们中国人无比的尊严……因而,王兴东更进一步确信:曾联松从一面旗被选定的激动,到看旗集锦所产生的情绪聚变,完全能构成一个高潮段落……有了这样一个好结尾,王兴东就迫不及待地动笔创作了。
半年之后,经过八个月的“煎熬”,《共和国之旗》剧本终于在秋风送爽的日子里脱稿了。
几经修改的剧本得到了紫禁城影业公司及上级组织的支持,1998年11月电影在上海开拍,王兴东特邀曾一冲到拍摄现场。与剧组人员共处一周的日子里,曾一冲耳闻目睹了全体剧组人员在艰苦工作环境中为了每一个镜头能达到预期目标,熬过多少个夜晚乃至通宵达旦,这种高度热忱的工作责任心常常感动得曾一冲热泪盈眶。1999年6月21日,一部以曾联松为原型的新中国50华诞献礼片《共和国之旗》,在克服重重困难后终于如期完成,并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首映式。片尾主题曲伴随着主人公曾联松的肺腑之言同时响起:“国旗是谁设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强大,国旗增色……”观众们难抑感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摄制组全体成员在举杯欢庆电影拍摄成功的同时,饮酒不忘酿酒人,在王兴东的带领下,他们手捧大束带露的鲜花,虔诚地登门专访因多次小中风长住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曾联松。
当时病魔缠身中的曾老得知电影《共和国之旗》拍摄成功的消息,激动难抑,用他那青筋暴起、枯瘦如柴的双手虚弱而颤抖地拉住长子曾一冲的手,哆嗦着的嘴巴无法清晰地发音说话,热切的目光在儿子与来访者之间不断逡巡,老泪纵横,情难自已……大家深知这部影片对眼前这位老人的重要性,那是对他一生波折、一生执著真理、一生爱国爱党的充分肯定,也是他最大的心愿与欣慰!
1999年9月,全国第三届“电影创作源泉奖”授予《共和国之旗》原型曾联松,并由94岁高龄的雷洁琼女士亲自颁奖。这一大好消息给时年83岁的曾联松带来了一份莫大的惊喜与温暖,但他因病住院治疗无法亲自赴京领奖,特派长子曾一冲代领。
面对鲜花簇拥、规模盛大的颁奖场面,曾一冲感极而泣,深情地表示一定要把这番浓情厚意传达给病中的老父,以慰他毕生追随共产党之心,更愿这部《共和国之旗》电影能激发人们更大的爱国爱党热情。
(节选自《致敬五星红旗·国旗设计者曾联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