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岁月皱褶里的故事
新华社客户端2019-12-19 15:36
十九岁时的黄永玉（左二）
2017年7月17日下午，黄永玉先生家。我与我先生张建勇在李辉、应红夫妇的陪同下拜访了九十三岁高龄的黄老，这位著名的老艺术家在他颇具传奇色彩的生涯中，也曾经有过一段演剧队生活，而且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岁月的漂泊磨砺，从未将那些青春的记忆抹去。
于是，在那个下午，黄老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侃侃而谈，带我们走进那些充满喜怒哀乐的沧桑年代。
演剧队促成了我和我爱人的姻缘
我认识你写的那个文燕（指《沙滩上再不见女郎》中的文燕）。在福建时，她所在的演剧队和我们的演剧队有来往。她就像你写的那样，很能干，很泼辣。解放后她到了北京人艺，我们见过一面。
重要的是，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爱人是广东国民党旧军人少将的女儿。那位少将爱好文艺，在广东一带还颇有文名。他打过日本，做过驻安南的督办，抗战胜利后他相当穷，日子过得很困乏，做过一两届县长。我当时已离开演剧队，是个小流浪汉。他当然不喜欢我，他给女儿找了一个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他另一个女儿的丈夫也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学造船的（这人非常老实正派）。
但是，老头的女儿爱上了我，这就麻烦了。他一直不准女儿和我来往，我们往来的信件都被扣起来了，家人也一直盯着她。后来，我爱人随家里到了韶关，剧宣七队在那里，我爱人就偷偷地去找他们，诉说自己的困境。七队的女同志对她说，跑啊！
当时我在赣州附近的一个小县上犹的《凯报》报馆工作。七队的人在韶关劝我爱人跑，她的钱已被家人扣了，七队的一位女同志就把自己的一条金链子借给她——我一直打听这位女同志的名字但毫无着落，只能遥遥地多谢抽象的剧宣七队。我爱人把金链子卖了，搭车跑到了赣州给我打电话。我借了辆自行车上午十点钟从上犹出发，一百二十里，一路猛骑赶往赣州。
车骑到一半时，天黑了，就在山顶一个鸡毛店（真正的鸡毛遍盖全身的鸡毛店）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再接着骑。我爱人的运气也真好，不知怎么就挑选了赣州公园里的一个招待所住下，那是公家开的招待所，正好还是我的一个朋友管着——他开始并不知道来的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女朋友。
赣州我有一大帮写文章的年轻朋友，大家见了我们都说，你们干脆就结婚吧……那时候，如果没有七队朋友帮助，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灾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解放后，我还见到齐牧冬、俞亮他们，那个七队队长（指吴荻舟）在国务院工作，我们见面还叫他队长。“四人帮”垮台后他来找我，要我马上为他刻一幅周总理的木刻作品，我告诉他，刻木刻是很复杂的事情，要构思、打稿、雕刻，这么短的时间不行啊。他生气了，以后我碰见他，叫一声队长，他说：“还叫我队长，叫你做个事情你都不做！”
我曾是演剧队里的一名见习队员
我1941年到1943年在演剧队，那时，才十七岁，只会画画，画广告，不会演戏。
我所在的演剧队是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的战地服务团。团里有不少老戏剧家。团长王淮是山东济南人，1938年，他和朋友徐洗繁、许超然一起从山东到武汉鸡公山干训团受训，还跟音乐家沙梅学习音乐。
王淮干训团毕业后分到教育部的戏剧教育队二队，教育部有两个戏剧教育队，一队分配到西北地区，队长向培良；二队分配到东南地区，队长谷剑尘。王淮随二队到福建巡回演出后原准备到其他省去，被福建要求留下了，可能因为他既懂音乐又懂话剧，是个能做事的专业人才，就被派到我们这个战地服务团当了团长。徐洗繁也是山东人，他后来一直在北京人艺，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电影《齐白石》中的齐白石等。
演剧队一年多演了许多戏：《古城烽火》《国家至上》《妙峰山》《日出》《雷雨》……你文章中写的那个歌，在桂林演出的那个，直到现在我还会唱呢！全能哼出来，现在嗓子完了，要是前几年我会唱给你听的！在那个抗战的大时代里，我们这帮实际上是失学的青年，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让你学习，让你通过演戏开始懂得文学上一些精髓的东西。这是另外一种学校，大家相互切磋，比正式的学校还要亲密，还有老大哥的帮助，引导你喜欢文学喜欢看书。
演剧队还是培养意志的地方，在那里，每天都有各种变化锻炼你，让你懂得人生，懂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振作，不能堕落，养成良好的作风。包括在解放后，就是受了些委屈也不颓废委顿。
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演剧队不少。比如军宣三队，我们接触过，同军委三厅所属的剧宣演剧队没有关系，三队的队长和王淮是对立的，王暗示过我们，这是国民党的。不过他们演剧的剧本是共产党的，歌也是共产党的，国民党有什么？就那么几个歌！有的青年为了抗日加入进去，也只能说就是投胎投错了，没有什么必然性。我们和三厅属下的剧宣队有不少来往，后来，我在香港还看过他们演出的《风雨牛车水》，写当地华侨的生活。
战地服务团解散了。当时我想回家，王淮介绍我跟着国民党抓的一团壮丁队一路从福建永春经过江西步行到湖南去。后来到了赣州，壮丁队死了很多人，我看不对头了，再跟下去，把我拉去当壮丁就危险了。我就离开了，留在教育部的演剧二队徐洗繁那里当个“见习队员”。
我受王淮的培养照顾很多，他是我一生从事文化工作萌芽状态时期的恩人。1948年我到台湾时还见到他，借用他的房子画画，他的妻子刘崇淦是我当年的同事。……台湾有一个画家耳氏又名陈庭诗，后来写信告诉我，王淮有了变故之后不久，妻子也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孩阿乖，当年我在台湾时经常带着她到游泳池去玩，长大后当了台湾的排球选手。
现在知道我们这个演剧队的共产党员很多
那年，我在台湾待了七八个月。有个老漫画家张正宇，他书法艺术水平很高，是张光宇的弟弟，台湾建设厅请他从上海到台北去编一部《今日台湾》风情大画册，他就约了我和另外一位杰出的老漫画家陆志庠同去。当时我年轻，身体好能干活，又不讲价钱，他能带上我就很好了。在台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国民党方面弄到了一个大树的横断面，张正宇要我在上头把章士钊写给蒋介石的几百个巴掌大的隶书祝寿词刻出来。我当然不能刻，但是怎么拒绝呢？我就找我的几个地下党朋友商量。他们说：很简单，二三百字的东西，你一个字要十万块钱好了（略合今天的币值）！果然，张正宇一听就吓回去了，没让我刻了。过了一阵子，他说：黄永玉，你要小心啊，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哦！我就翻脸了，马上对他说：“张正宇，如果我出了事，就是你干的！”这样就闹起来了。有一天，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警备司令彭孟缉下令，明天十二点要来抓你。早上，有一部卡车停在门口，你不要问，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把行李拿着上车。并给了我一张从基隆到香港的船票，让我去香港。
现在知道我们这个演剧队的共产党员很多，那时候可不知道。中间还来过几个新四军呢，从仙游、惠安来的。我除了知道王淮的藤箱里有三本《资本论》以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些书我当时看见了，还说这个《资本论》是共产党的。王淮说：你不要拿出来，放回去。很从容。我1938年参加木刻协会，慢慢地懂得划分国民党和共产党，知道必须依靠共产党才能打倒国民党，至于我怎么没有加入共产党，这个问题较复杂。胡乔木同志“文革”后到我家里来聊天的时候也问过我，你搞了这么多年，怎么也没有入党？
抗战时期，漫画木刻都起到了先锋作用，贡献非常大。像丁聪、廖冰兄他们都是拼了命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国民党很注意搞木刻的人。陈烟桥到了1948年被国民党抓了，就关在霞飞路一个房子里，我们路过可以看到那房子的窗户。野夫、李桦、陈烟桥都是老前辈，李桦1948年去了中央美院。我是1943年和李桦先生开始通信，1947年在上海见了面，曾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木刻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中做传单，没有想到后来我有幸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他同事几十年，这一辈子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 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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