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被污名化的今天，男子娶小他16岁精神病女子为妻恩爱生活
阿尔法心理学2019-12-07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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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K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精神病人总是一副可怕面貌，伴随这个固有认知的电影中的电影也精彩把精神病人描述的可怕又邪恶。
可现实的情况中，近期金鸡奖因躁郁症11次住进精神病院的导演刘苗苗曾表示，自己在住院期间看到大部分病友，相对是比较安静的，比如抑郁症患者经常不出声，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有时会间歇性地和脑子里的幻听小声对话，能够自理的病人还是很多的，像我住进病院里，还总是会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从来也不会邋邋遢遢的，也会帮别的病人洗衣服。总而言之，我觉得拍这些图片的人对精神病患者人群是不了解的。
恐怕，摄影师是在根据脑子里现成的概念与刻板印象拍摄精神病患者，认为精神病人一定是疯癫的状态、一定是肮脏的不像人样吧。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到精神病院里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实质上不是这样的。
精神病也可以有美好爱情
安康旬阳县双河镇竹园村，一个穷汉子是很难遇到合适的完美女孩。
于是49岁的汪金银娶小他16岁的精神病女子为妻，结婚那年汪金银38岁，婚后他们一共养育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也都非常的正常，并未出现异常。
因为这个原因，汪金银大改之前的懒惰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勤奋，不得不说，妻子还成就了他，面对生活，这对恩爱的夫妻开始养羊实现了脱贫。
深知贫穷痛苦的汪金银希望孩子都可以好好读书，实现自我价值。
在采访中，汪金银说：“我小的时候家里穷，一年级没读完就回家放牛，没有文化，连到外面打工都不敢去，我这辈子是走不出大山了，得上娃好好读书，长大了好到外面去见见世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妻子坐在一边的角落上，深情凝望着他们。
随着汪金银的努力，他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住着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现在住在山下的移民安置点，他家分到一套上下两层的安置房，面积有100平米，住进这套新房，自己只掏了一万元钱。
汪金银说：“搬到新家后，媳妇再也不愿到山上的旧房子来了，病情也有所好转。”
因为妻子有精神病，不能做饭和种地放羊。汪金银说：“她放羊就用大棍子打羊，今年就被她打死13只。她有病，不能和她计较，得哄着她。”
从2008年结婚至今，汪金银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病妻，他很感激妻子给汪家生儿育女。
也许没有绝对正常的人
早些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飞越疯人院》，故事讲述主角麦克·墨菲为了逃避农场劳改，假装精神异常住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到来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给病友们带来了自由和欢快，他把两个女人带进戒备森严的医院，闹得天翻地覆。他不断惹是生非，最终惹怒了医院，他们给麦克·墨菲做了前额叶切除手术，使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废人。
自此很多人思考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关在精神病院该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呢？
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有一科是很重要的叫“变态心理学 Abnormal Psychology”， Abnormal这个词无论怎么看都有些贬义的味道。
老师讲课也会很理性，用冰冷的数值告诉你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于是我们学到了：从统计意义上讲，每种心理和行为现象都遵循一个 “正态分布”，95% 的大多数人都靠近 “平均数”，而那处在两个极端的 5%，就自然是 “不正常” 的存在了。
1968年到1972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 David Rosenhan 做了一个著名的“ Rosenhan 实验” 。他安排8位正常人前往各家精神病院就诊。这些正常人被收治、观察、诊断，他们在病院里表现得跟正常人一摸一样，最后还是会带着一张“轻度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出院。
得出的结论就是：以现行精神病诊断标准，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是健康人还是精神病人。
我们是否对精神病人过度污名化
《疯癫与文明》中描写的场景“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 这很吊诡，一方面我们将精神病患者群体推离出我们的视野，恐惧着，妖魔化；另一方面，但却对其确实有着不一样的痴迷。无论是言谈中各种“症”的自嘲—“我有强迫症/拖延症/社交恐惧症/密集恐惧症……”，还是那些荧幕经典《惊魂记》、《美国精神病人》、《致命ID》、《沉默的羔羊》……津津乐道。
我们一边消费着美其名曰“去了解他们”的各种影像信息，将自身某些不良的习惯或行为归结到这些病症中，让自身的行为合理化；一边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树立起鲜明的隔离墙——“我们”是正常的更好的，“他们”是不正常的怪物。
前段时间，腾讯有个纪录片《笼中鸟》讲述精神病人的世界，这个名字来自被采访的精神病院中的一个病人写的一首诗。
“这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却失足被猎人捉住，从此与天空无缘。猎人日复一日地去逗弄小鸟，直到有一天，猎人发现小鸟浑身鲜血淋漓。猎人终于明白：小鸟只能属于天空，只会属于天空。他叹息一声，捧着奄奄一息的小鸟，想要帮助它。不多时，小鸟竟挣扎着翅膀飞了起来。但它知道，天堂将是它唯一的归宿。”
精神病患者认为自己是只小鸟，而医生就像猎人，整座精神病院就像一个笼子。
虽然这些“猎人”并非和他们有意对立，但在他眼中，正是猎人要帮助他们的愿望让他变得异常痛苦。
关于精神病的探讨，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因为这一切所谓的 “病”，都活在对生命意义的求索里。
心理学里有种研究方法叫内隐联想测验，主要测量人们的反应时长。研究者把一些词汇结合在一起，根据人的反应，判断人对于哪些词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大量测验都证明人们对老年人和消极词的联系更紧密。这一点反映了人对衰老的恐惧和厌恶。
对于疾病的恐惧和厌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人类恐惧死亡，因而恐惧衰老。
污名化有难以改变的基础，但我们依然要努力去降低、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指出“心理和行为障碍患者康复的最大阻碍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和与之相连的歧视”。
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都会产生偏见。比如说从年龄上，人们会说九零后如何如何，肯定每个九零后是有他自己特点的，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标签，很可能不适合于个体。但由于适合一部分个体，所以很多人会为了省下一些时间，就很表浅地使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某个具体的九零后。
因此，污名化既有难以改变的基础，又有可以改变的基础。难以改变的基础是人对死亡以及任何带有疾病色彩的事物的恐惧。但经过努力，污名化可以降低或者说被改变。通过更多的沟通，教育和了解，可以减少人们以偏概全，或者说错误的认识。
最后，无论是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还是其他的不同—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肤色、不同外貌、不同的性取向—当你面对时，可否多停一秒，想一想，即使做不到坦诚平等的对待，也请不要付诸言行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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