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乡绅，宗族，谁才是清朝基层社会的掌控者？
战争艺术0012019-11-02 14:07
赵太爷，未庄的统治者（《阿Q正传》剧从秦汉时期确立郡县制到清朝，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只到县级政权为止，即“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广大乡村），一般由地方自治（听民自为、自营）。到了清明时期士绅阶层崛起后，基层社会活跃着三股势力：保甲、乡绅和宗族。
既然保甲、乡绅和宗族都参与了基层管理，那么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谁才是基层社会的真正掌控者？我们以清朝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保甲
自王安石变法创建保甲制度以来，经过几百年发展，到了清朝保甲制度已经非常完备了。早在入关之初，清廷就在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以稳定战后社会秩序，康熙四十七年，清廷对保甲制度做了详细规定：每十户编成一牌，每十牌编成一甲，每十甲编成一保，每家发一张印牌，上面写明姓名、人丁数、从业状况，有人外出或有客来访都要注明行踪，发现可疑之人则盘问上报。没事的时候，邻里之间相互监督，防范不法之徒，有事的时候，邻里之间相互救援，彼此照应。
清代署贵州巡抚部院发的“良户”，是研清朝保甲制度主要有三个职能，一是编户齐民，把村民按十进制编组起来，然后登记户口和家庭情况。根据清朝《户部则例》规定，保甲长应使用循环簿，随时备注、涂改户口情况，并在每年三、六、九、腊四个月的初一上报县衙，对前三个月的户口情况进行更新。二是维护治安，由保甲长稽查本保本甲内有无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盐以及各种巧立名目敛财的聚会，这是保甲最核心的职责。三是催科，即协助县衙户房书吏和衙役收税。除此之外，保甲还承应一些县衙临时指派的任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作为清朝政府治理权在乡村的延伸，保甲制度所涉及的民众之间相互担保、相互监督、连带责任机制，理论上能使政府通过对保甲长的督责，来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控和统治。
实际上，受制度（半官方地位、没有考核机制）、经费（没有专门经费、全靠摊派）、人力（县衙人手不足）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影响，清朝保甲制度的贯彻落实并不到位，在很多地方，保甲制度都成了一纸具文。
清朝村民另外，在保甲长的人选上，县衙虽然有最终任命权，但乡绅有推荐权，不被他们认可的保甲长干不长。（一般民众视保甲长为衙役，而衙役是贱民，形象非常负面，所以乡绅不会当保甲长）
从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来说，保甲制度掌控范围只涉及户政、治安和催科，从掌控的效果来看，形式大于内容，无法对基层进行严密监视和管控，而且其人事权力和职能行使还受乡绅的制约，所以，保甲不是清朝基层社会的真正掌控者。
二、乡绅
乡绅是官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产物，由两类人组成，一是缙绅，即现任、退休、罢黜的文武官员，以及通过封赏、捐买而得到的虚职官员；二是绅衿，即有功名而未入士的文武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
清朝乡绅乡绅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没有奋战在第一线，“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以特殊身份充当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基层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的集团。
“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普通民众圈子中，乡绅有特权，有文化，有经济实力，有声望和号召力，是当地天然的首领，地方上的纠纷调解、赈济募捐（灾荒饥年赈灾）、文教倡导（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公共工程（水利、道路、桥梁、孔庙、书院学堂、普济堂等）、民团保卫（团练）等事务，都是由乡绅带头并主导实施的。
在地方官府圈子中，乡绅与官员有着同样的兴趣、价值观和身份归属感，因此官员往往对士绅以礼相待，视其为同道中人。而且由于严格的回避制度，地方官员都是外地人，对本地情况不了解，需要依靠本乡本土的乡绅了解情况，另外，乡绅中做过更高级别官的份子，拥有一定的行政经验和政治影响力，明智的官员在施政中，一般会请教和听取他们的意见。虽然清政府严厉禁止闲赋在家的官员干涉地方事务，但是没什么效果，地方官通常无力对抗整个乡绅团体，都希望与乡绅保持友好关系。
清朝乡绅因此，乡绅既是普通民众的意见领袖和带头人，又是地方政府的顾问，通过乡绅，普通民众的意见能传递到官府，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决定官府的决策，另一方面，官府也常常通过乡绅向百姓下达命令，因为这样政令更容易得到贯彻。
嘉庆时期的官员姚莹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强大的乡绅，平时指挥族人就像指挥奴隶一样，愚民们不怕官，只怕他们，没有敢不听其驱使的，如果（官员）能礼遇乡绅，使乡绅信服官府，百姓信服乡绅，政令就可以上通下达。（缙绅之强大者，平素指挥族人，皆如奴隶，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辈，莫不听其驱使。若能礼遇绅衿，使绅士信官，民信绅士，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这种情况正如费正清所言：“皇帝任命的任何县官，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
清朝官员与读书人乡绅和保甲是如何相处的呢？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乡绅是独立于保甲之外的，到了雍正时期，清廷才规定将乡绅一律编入保甲。规定是规定了，但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保甲制度虽然将乡绅阶层纳入了进来，但保甲长作为普通民众，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监督乡绅，甚至反过来，乡绅对保甲长的人选有很大的发言权，有些地方还让乡绅监督和帮助保甲长干活。
总之，乡绅群体作为政府力量的补充，既能凭文化、财力以及威望管理民众，又能凭借特权和地位影响官府决策，是真正掌控基层社会的人群。
三、宗族
除了保甲和乡绅，基层社会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即宗族。
宗族是由单个的家庭演变而来的，小家庭一旦发展成大家族，就会像树分叉一样，通过房分、宗枝开枝散叶，形成庞大的宗族。有时候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宗族，出于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乡族。宗族依靠成员的血缘关系和长幼尊卑秩序来维系，具有很强的凝聚性和坚固性。
宗族祠堂在自然经济时代，宗族有自己的族长、成员、族产、祠堂、族规、私塾，类似于一个小社会，可以不依赖政府而独立运行，而政府为了贯彻“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时也出于避免麻烦、节省行政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给与宗族一定的自治权。在清朝，族长一般由宗族推举、官府指定，在宗族内享有绝对权威，族规受官府认可，对家族成员拥有普遍的约束力。因此，族长的宗族的管理，有政府背书。
以清朝时期的徽州为例，族长拥有以下权力：
宗族祭祀权，主要起凝聚人心，强化权威的作用；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包括登记族人户口，编修族谱，主持制定族规家法，普法和意识形态宣讲等；族内事务的调处裁判权，即调解族人内部纠纷，对违法失犯的族人进行惩处，维护宗族秩序稳定；族内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包括管理宗族公产和发放救济（救济贫苦族人），族内公共设施的管理和修缮。此外，还有代表祖宗进行对外活动的权力。
执行家法这其中值得强调的是族长的调处裁判权，清廷为了维护族长的权威，曾一度赋予宗族实施家法处死族人的不完整的司法权。也就是说，宗族在用家法处置不肖子孙时把人弄死了，如果这个人罪当死，杀人者处以杖刑，不必偿命，如果这个人罪不至死，杀人者罪减一等，也不必偿命。
人们或许对县衙很陌生，或许不知道国法，但没有人不知道、不畏惧家法、族法，有问题和纠纷，都是先在族内解决，族内解决不了的，才上诉到县衙（官府侧重刑事和行政领域）。
在经济、交通落后的封建时代，普通人的活动半径一般是五公里左右，没有特殊事情人们很少去县城，因此，宗族才是基层人们生存和活动的最主要连接点，在私人空间不被认可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事宗族不能过问，也没有人能离开他而独立生存。
由于清廷对宗族组织的倡导和维护，使得国家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向宗族渗透，宗族权力从私权演变成了半官方性质——他们也是基层社会的掌控者。
清朝百姓乡绅是基层社会的掌控者，宗族也是基层社会的掌控者，那么这二者是什么关系呢？
在清朝，因乡绅势力坐大，往往渗透甚至控制宗族，大多数情况下，绅权与族权高度重合，二者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宗族的族长、头领往往是由乡绅担任或者为其控制。冯桂芬就说过：族长的选择， 以地位尊贵的人为主，先考虑进士，其次是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如果地位一样，再看辈分、年龄；如果没有地位尊贵的人，就从年长或贤德的人中推选（族长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这意味着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不是靠个人完成的，而是通过掌控宗族这个载体实现的。
清朝大户人家四、结论
《增广贤文上》有这么一句话：“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意思就是力量弱小就不要承担重任，人微言轻就不要劝人。这是因为当话事人要有实力做支撑，否则没人会服你。封建时代的基层社会，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其本质还是丛林社会，实力决定权力，实力体现在什么地方？经济（家道殷实），特权（功名），文化（读书人）能够集三者为一身的人，非乡绅阶层莫属。至于保甲、宗族等组织，都是在乡绅的掌控之下活动的。
【参考资料】
冯尔康：《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
赵丞煜：《清代乡村的社会控制》
李远涛：《乡绅与清代基层政治结构》
张德美：《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陈瑞：《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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