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韩国艺人跳不出被压榨的怪圈？
音乐先声2019-10-16 23:26
作者 | 柳成枝 编辑 | 范志辉
10月14日，韩国女艺人雪莉死于家中，结束了她25年的短暂人生。死讯公布后，中韩网民们一边倒地把网络暴力、抑郁症视为这位水蜜桃女孩走向绝路的原因，“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的“雪花论”在热搜评论上到处可见。
从上世纪末韩流席卷亚洲乃至于世界各地开始，韩国艺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各种潜规则乱象就时有所闻，艺人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17年间包括李恩珠、郑多彬、崔真实、张紫妍、金城民、SG Wannabe的蔡东河、SHINee的金钟铉在内，韩国艺人自杀人数超过30人，但死后即归于平静，好似一切皆是幻象。
即使是今年上半年闹得满城风雨的“胜利门事件”以及连带被翻出来的“张紫妍自杀事件”最终也不了了之。相对于全世界K-Pop粉丝们的仰望，外表光鲜亮丽的韩国idol们仿佛置身于被压榨的泥潭或怪圈之中。
撬起了韩国经济以及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的韩国娱乐产业，就像是一个无底黑洞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吞噬掉那些在台上受万千宠爱的韩国偶像。一袭华丽的袍子下，爬满了虱子。
韩国娱乐圈有多不平等？
有关于韩国娱乐圈艺人生存现状的乱象，不得不提及2009年的“东方神起解约事件”。在K-Pop产业链一片荣景之际，这一事件瞬间将韩国娱乐业的生态推到了风口浪尖。案件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之久，但对东方神起的原成员个人乃至韩国娱乐圈的影响而言，至今仍未停歇。
2009年7月31日，东方神起的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提出对SM公司有关于奴隶合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控诉，指出与其签订的合同极其不公平：
第一、年限长达13年，加上兵役2年，合约延长至15年以上；
第二、专辑合约条款极度不公平，卖出50万张专辑，每人仅可获分1千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
第三、合约工作过满，出道的5年里，成员全年仅有一周休假，其余时间每天都仅睡3至4小时；
第四、如提出解约，需赔偿高达数千亿韩元的违约金。
2009年10月27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定SM公司与东方神起的专属合约无效；同年12月21日，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三人另成立JYJ组合进行活动。直到2012年11月28日，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三人才与SM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确定双方的所属协议自2009年7月31日起无效，并规定今后双方不得互相干涉各自的演艺活动。
但和解后，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三人的日子并不顺畅。2013年，金俊秀的个人专辑发行被以高层授意为由，取消全部宣传活动；2014年，JYJ遭到了韩国亚运会组委会的不公正对待；2016年，第25届“首尔歌谣大赏”主办方仍旧迫于SM的压力，未邀请人气奖得主JYJ成员金俊秀出席颁奖典礼。
可以看到，即便是通过维权直接促使了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KFTC）下令韩国的19家娱乐公司修改旗下230名艺人的不公平合约，即便是有以其新组合命名的保障艺人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不得被妨碍出演电视剧的《JYJ法》的存在，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三人仍然无法跳脱娱乐圈对其有形无形的制衡，一直走在被封杀或者是变相被封杀的路上。这一现状，表明艺人的维权从未动摇过韩国娱乐圈乱象横发的根基。
事件中的主角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以出道十五年间的遭遇，正是韩国娱乐圈对艺人不平等对待的例证。其被封杀抑或是被变相封杀的经历，更可以算得上是韩国艺人维权的血泪史。
从本质上来说，“东方神起解约事件”是韩国艺人对演艺圈奴隶合同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韩国艺人的从业环境，但目前来看，也仅限于某程度上。其暴露的奴隶条款、娱乐公司过度干涉艺人私生活、艺人收入比例抽成不平等、财阀势力横行等问题，早已是韩国娱乐圈根深蒂固且难以祛除的痼疾。
而更让韩国艺人寒心的是，在艺人提出有关于行业不公平问题或是个人诉求问题时，韩国市场的掌舵者并不会直接、正面地去回应。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譬如说在现实实践中，公司会将法定合约的七年限制灵活操作为发专辑的七年内，或者是将艺人与公司的分成设计为三七或者是二八。
他们始终认为，市场完全有能力消化此类情绪，并会在短时间内将这些问题抛诸脑后，毕竟不是每个艺人都有东方神起的人气与市场。而让韩国艺人胆怯的是，即使是像东方神起这样具有高人气的明星，也无法避免被封杀或是被变相封杀的遭遇，维权的冷水一股脑就浇到了头上。
对于这一事件，韩国艺术人社会联合的政策委员金尚哲表示：“JYJ事例将层层包裹隐藏的文化艺术圈，即文化艺术界内资本的市场支配力问题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了，这一点很有趣。一直以来，每当独立运作的音乐人提出不公正的平台问题时，就会遇到用商业艺术的界限、非人气的音乐类型、大众的取向等等的反驳，缺少的经济补偿也用市场性来反驳。而JYJ凭借超强的粉丝团展现了优越的市场性，但还是不能在无线电视音乐节目中见不到他们，这一事例把之前对音乐人们进行的反驳全部推倒。”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东方神起解约事件”尚属特例，并且解决并不完善。
要以一人之力打破韩国娱乐圈的不平等现象？东方神起后的其他韩国艺人或许并不会比他们更“幸运”。
为什么韩国艺人跳不出被压榨的怪圈？
从2009年“东方神起解约事件”至今的十年里，除了各种不平等现象仍在继续，自杀的案例也非常突出。那么，为什么韩国艺人仍旧跳不出被压榨的怪圈呢？
音乐先声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财阀垄断和固化的社会秩序；第二、本土娱乐产业市场容量小；第三、文化制度及舆论层面的压力。
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层面来讲，韩国财阀垄断、固化的社会秩序是致使韩国艺人难以跳出被压榨怪圈的根本原因。三星、LG、SK、乐天、现代等五大财阀将科技、能源以及与普通民众有关的衣食住行等行业全部垄断瓜分完毕，韩国的经济命脉被其牢牢锁死。
以三星为例，从电子通讯到军工，从酒店、医院到时装品牌、媒体行业，三星几乎无所不能，占韩国GDP的20%。而《华盛顿邮报》则更为直接地将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政府、财团间利益的纷繁交错、盘根错节，形成了强有力的权钱纽带和利益共同体，社会秩序已然固化。而共同体以外的人，要么去讨好，要么努力加入，在这种大环境下，实无其他选择。
比如，2017年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在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中被指存在贿赂行为，最终却全身而退，重掌大权；2019年BigBang成员李胜利的夜店性招待事件，曝光了一系列非法赌博、吸毒、偷拍、性暴力等违法行为，最后也不了了之。
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权阶层——财阀，总能在法律面前获得优待，法律是国家制定的法律，但财阀却逍遥在此之外。韩国娱乐圈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财团的后花园，艺人俨然成了其中的牺牲品。联系到雪莉的自杀，对于国家层面的腐败混乱而言，不过是轻如鸿毛的小事。
其次，韩国作为地理小国，国土面积小、语言辐射范围具有局限性，对于经济、文化产业布局而言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短板。以高压力的职业、教育环境而闻名的韩国，社会的压力遍布各行各业。
根据韩国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National Youth Policy Institute）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近53%的高中生因为晚上学习而睡眠不足；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平日的业余时间不足两小时。而这种竞争压力投射到韩国娱乐圈也是如此，无数练习生都在抱怨睡眠不足。
在Big Hit崛起之前，韩国的音乐圈几乎被三大娱乐公司SM、YG、JYP垄断，CJ娱乐则是韩国影视业的大佬级娱乐公司，而这四家公司的规模和工业化的产出都是非常惊人的。
SM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申请加入其团队的人数包括9个国家近30万人，全球的合作作曲家达400位，每年采样的歌曲约12000首。与此同时，截止到2016年为止，韩国练习生数量已然突破了100万大关，但签订合法协议的练习生数量仅有1440名。投身其中的艺人面临的汰换和压力可想而知，演艺出道不过是换了一个赛道的“军备竞赛”。
在韩国娱乐圈的造星机制下，经纪公司把那些渴望成为明星的少男少女们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进行统一培训、管理和包装，然后推向已经接近饱和的市场。一个艺人不红了，经纪公司马上就可以推出另一个接班人，这让许多韩国艺人都生活在“一天不曝光就可能过气”的重压下。
而除了流动性极强致使艺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从业压迫感外，艺人面临还有来自文化制度、舆论层面的压力。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社会舆论，在倡导大家庭、等级制度以及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强调对国家、家族先辈绝对服从的高度统一。企业文化也是如此，在许多韩国的企业中，强调绝对服从成为企业内部不可言说的默契，赫赫有名的练习生制度都是这种企业文化下的产物。
“远远看见老师走来，练习生们立即如弹簧一般从椅子上跳起，九十度鞠躬，再无多余的话语。长幼有序是礼仪的第一课，他们刚到韩国的时候，却完全不懂。”《GQ实验室》在《韩国练习生制度：一场批量生产偶像的“饥饿游戏”》一文中如此描述道。
而在这种企业文化下，韩国艺人在主张自身权益以及表达自身意志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的反噬，这种主张自我意识的表现会被贴上“不乖”的标签，雪莉即是其中一例。
让人稍显无奈的是，虽然韩国国民以及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针对社会舆论引致的网络暴力，曾试图用网络实名制缓解网络暴力带给民众的冲击。但经历过2005年的“狗屎女”事件、2009年的崔真实自杀风波，到2011年的网络用户信息泄露，再到2012年的违宪判决，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崔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或许真的是沉疴难愈。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生存的国民大多都深陷痛苦，财阀在绑架经济的同时也在左右政府。要经济还是要正义，要工作还是要发声，成为国民两难的选择。
资料显示，2013年韩国每10万人中约有28.7人自杀，位居世界第二位。自杀成为韩国10岁至39岁人群的头号死因，平均每天约有40人死于自杀。与此同时，韩国也是世界上10岁至19岁青少年自杀率最高、60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极高的国家。
“自杀无处不在”，韩国作家Young-Ha Kim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针对当代韩国社会时如是说道。而艺人被无限压榨、透支的韩国娱乐圈也不例外，甚至更甚，成为了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
结语
从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出台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关政策，到80年代中期提出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战略，再到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韩国的娱乐产业在美国、日本等传统文化产业强国中脱颖而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流”发展模式。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模式，对于全球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而反观2008年金融风暴后韩国娱乐产业的乱象，却不得不令人叹息。在这些乱象中，后发的中国娱乐产业或许可以从其中寻找前车之鉴，行业垄断的隐患、艺人的心理健康、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文化主管部门的职责细分、法律法规的落实到位，无一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娱乐公司失去了艺人，游戏也玩不下去。
参考资料：
1. Deepti Mani、StefanTrines：《Education in South Korea》，《WENR》，2918年10月16日, 2018
2. 姜一平：《解读韩国艺人合约：收入分配由双方协商》，《中国网娱乐》，2014年10月17日
3. 吴少贱：《韩国地狱：以自杀求解脱的社畜们》，《X博士》， 2019年3月7日
4. Ana Singh：《The“Scourge of South Korea”: Stress and Suicide in Korean Society 》，《Berkeley Political Review》，2017年10月31日
5. Neil Wilson：《TheSouth Korean Suicide Epidemic Extends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Country》，《10MAGAZINE》，网址：https://10mag.com/suicide-rate-epidemic-ranking-south-korea/
6. 半佛仙人：《崔雪莉的命运，也是韩国的命运》，2019年10月15日
7.《Korea's S.M. Entertainment:The Company That Created K-Pop》，《Forbes》，2013年7月31日
8. 《韩国网络实名制兴废始末》，网址：http://play.163.com/special/jianzheng_44/。
9. 《揭秘艺人与韩国经纪公司闹翻内幕：收入分配是主因》，网址：http://sc.people.com.cn/n/2015/0216/c345491-23937011.html
10. 靳锦：《韩国练习生制度：一场批量生产偶像的“饥饿游戏”》，《GQ实验室》，2016年2月1日
排版 | 安林
本文为音乐先声原创稿件，转载及商务合作，请联系我们。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