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什么是“结构性贫困”?云南勐腊县河边村,一个只有57户人家的瑶族山村,曾经可作为这个概念的典型案例,人均收入4000元、人均负债5000元,村民们不怕辛苦,却无力挣脱贫困。中国农业的最高学府为此由教授团队驻村四年,调研、规划、实施脱贫路径,目前该村村民收入倍增,很多农户的收入达到了6万到7万元。自然条件优越、原居民不离村;剥离有风险农作物种植、培育长效经济作物;发展民宿当主人而非员工;授予现代生活理念、既扶智又扶志……这样的脱贫路径或可复制。
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热带雨林里的村庄。勐腊县是云南最南端的县,往南走翻越大山就是老挝,往西跨过澜沧江就是缅甸。河边村是个小小的瑶族山村,一如边陲其它山乡,都很美,雨林茂盛、象群出没。很美的河边村,在2015年前,一直默默无闻深度贫困着,野象每年要来糟践村民辛苦种下的甘蔗。
时间终于开始流动。刚刚过去的夏天,河水清澈,常有游客慕名而来,住在改造后的瑶族特色民居里,尝尝村里的冬瓜猪和雨林鸡蛋,孩子们则痴迷于前所未见的陌生植物与昆虫。还有嵌入式瑶族民居、餐饮与住宿服务规范……这些概念、行动与规则,终于让山村与外界有了连接,风从山外吹来,山水从此不同。
今日河边村。受访者供图
山里不止有诗意,还有贫穷
自然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橡胶园、甘蔗地、中药材、野菜、散养的禽畜……
对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些词汇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引起他们诗意的情怀,但对河边村的村民们来说,只有诗意远远不够。
河边村34岁的盘萨涅,家里有一间小客房,自2019年入夏以来,每个月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她做饭很好吃,和女儿合影时,总是羞涩地笑着,眼睛很亮。虽然听不见也说不出话,可她总是尽力去理解客人的诉求,闺女也会帮忙。
盘萨涅和小女儿在自己的客房里合影。受访者供图
3年前,聋哑人盘萨涅眼里的光芒曾经熄灭过。丈夫和儿子先后去世了,只留下她和小女儿。她们面对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是一个家庭失去劳动力之后的困境——橡胶没人割,地也种不动,盘萨涅一个人种点儿玉米,养两三头猪,玉米是猪的饲料,猪是她们的经济来源。中国农业大学的驻村博士研究生吴一凡经常和她一起哑语聊天,最了解她的困境。
盘萨涅是村里最穷苦的人吗?不是,大家都很穷。
这个57户的瑶族小村庄里,没有一家人有像样的房子,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没窗户,阳光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时,屋子里才会有一点儿微弱的光。想上厕所,外面找个草深点儿的地方就解决了。没有厨房,肉和蔬菜很少,只有米饭加腌菜。
在村里完成博士论文的高明在论文里写了村里的情况。村民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可人均负债却达5000元。疾病是村民最大的敌人,而山区落后的医疗条件又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甘蔗是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甘蔗地都在自然保护区内,每年甘蔗成熟时,保护区里的亚洲野象就来“猎获”。
“亚洲野象爱吃甘蔗,它们记性很好,每到成熟的时候,就回来‘巡视’,它们吃掉的、踩踏的,超过三分之二”,长期在河边村扶贫的博士生陈邦炼说。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小云助贫中心”,在当地招聘了张萍、发新和衡瑞霞三名员工,再加上他的助手和学生们组成了团队。而当他们到达河边村时,见到的是异常凋敝的场景,“连一个富人都没有的村子”,这是李小云常说的话。
一个“结构性贫困”的山村该如何自救?
“河边村的贫困,是结构性贫困”,李小云说。
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别处懒,不是自然条件更差,甚至也不是因为年轻人的出走而导致空心化。恰恰相反,村里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初中毕业就算是“高学历”,而长期使用瑶族语言的他们,又不会说普通话,很难外出打工,村民几乎全都留在村里。
河边村过去的村景。受访者供图
刚刚进驻河边村的时候,李小云和他的学生们曾经做过一次贫困诊断,“一个扁平的村子,大家收入差不多,负债也差不多”,李小云他们认为,河边村是一个正在“贫困陷阱”里挣扎的村子,“必须给它一个足以带来大规模收入的产业,否则他们很难从贫困陷阱里出来”,李小云说。
收入难以提升,负债居高不下,教育水平的低下,又让河边村的下一代们,继续陷入贫困。
“整个村子,57户人,不可能全都通过政府救济来保障生活质量,给他们一个足够提升收入的产业是关键”,这是李小云调研之后的想法。
河边村位于西双版纳自然资源圈中,既是山区,又处在热带雨林中,冬暖夏凉,风光优美,同时还是易地搬迁扶贫政策的落地点。
把村民的茅草屋改造成瑶族特色的民居,在民居中嵌入客房,既能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也能接待客人增加收入。在完成了村道硬化之后,李小云和团队有了第一个项目——“瑶族妈妈客房”。
头一批毛巾全洗坏了
几十年来住在低矮阴暗茅草屋里的村民们,想象不出高大、明媚的瑶族式建筑是什么样的,甚至李小云自己设计出效果图,在投影仪上放给村民看时,村民们也不相信。
一直到第一批瑶族房屋建成并开始经营后,才有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进来。
客人来了,问题也来了。
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生活的村民,很难为客人提供基本服务。从洗毛巾、叠毛巾、选择菜品、做饭,全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团队们手把手地教。
“有时候真的会抓狂”,陈邦炼说,“比如洗毛巾,新装的自来水管道,水龙头打开后,先流出的是黄水,要等一会儿才会变成清水,但他们不觉得黄水有什么问题,就用那个水洗毛巾,结果第一批白色的毛巾,全都洗成黄的了”。
学生们觉得不可想象,但村民却觉得城里来的学生们太挑剔,因为即便洗黄的毛巾,也比他们以前用的要干净。
新婚之后的博士生袁军军快一年没有离开村子,他一边写论文一边帮着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接待客人……几乎所有的事务,都需要团队们一点点教会村民,对于一直远离现代生活的村民们来说,学会这些并不容易。
尝尝“冬瓜猪”与“天然雨林鸡蛋”
云南多美食,但并不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过去的山民们,生活方式更接近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在能打猎的时候,打回来猎物,只有烧烤一种方法,调料也只有盐和辣椒。后来不能打猎了,村民们会养点儿猪、鸡等,种少量蔬菜,补充维生素和植物蛋白主要靠野菜。
村民在河边野餐。受访者供图
民居改造之后,有了客房,也有了餐厅,做什么菜就成了问题。村民们仍旧保持着原来的习惯,从集市上买回肉来,放辣椒和盐炒成一盘,如果有蔬菜或野菜,就另炒一盘,荤素分明。这样的菜,对于常年吃腌菜米饭的村民来说已经觉得很丰盛了,城里人却根本吃不下去。
民居开起来了,助贫团队中的宋海燕老师,就忙着为乡亲写菜谱,团队还定期请外面的老师教做菜,村民每学会一道,就自己先试吃,这样的工作持续了近一年,十几道菜品才逐渐成熟,“不会今天太咸、明天又太淡了”。
不过,村民们也有让学生们惊奇的本领,“一进山,就发现他们真的厉害,随身只带一把刀、一小袋辣椒和盐,就能在山里过得很好,他们在河里捞鱼,采点儿野菜、野果,就是一顿饭,而我们完全帮不上忙”。
村里散养出的“冬瓜猪”和“天然雨林鸡蛋”也是那时候开发出的概念,村里人吃了一辈子,没觉得有啥稀奇,可城里人吃完觉得——真香,鸡蛋最后甚至通过电商卖到了北京上海。
学做饭、学记账、学服务,失去丈夫和儿子的盘萨涅,是村里人学习最认真的那个,小女儿去上学,家里时常只有她一个人,生活都极其简单,她仍旧买了冰箱、电视,不舍得自己用,而是给客房里的客人用。盘萨涅的客房是小间,但收拾得很干净,助贫团队和合作社制定的客房的标准,她永远第一个照做,要添什么东西,她咬着牙也要投入。
“电脑老师”来自伦敦经济学院
河边村很少有出外打工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周志学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12月,在深圳打工的周志学听说村里要进行改造,于是回村帮家里盖房子,这一回来,就再没走,而是选择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
合作社是董强副教授和宋海燕老师每天跑县里乡里帮助村民成立的,这样他们可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李小云教授说:“你不要觉得这个合作社好建,注册时没法注册成旅游合作社,而且涉及特殊行业许可,要不是县里的‘扶贫书记’崔书记还真搞不成,他来村里的次数太多了,解决了很多的具体问题。”
合作社管理要用电脑,一开始,这很难做到,因为即便最简单的办公软件,也没人会。
周志学初中毕业,在村里算“高学历”,在城里打工时,去网吧玩过游戏。但对电脑的认识也仅限于此,不会用任何办公软件,甚至打字都费劲。
王安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志愿者,他和其他学生开始教村民用电脑,从最简单的Word、Excel等常用软件教起。
哪怕是很简单的东西,村民初学起来也很困难,如调整字体之类的基础操作,今天教了明后天就忘,“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标志一点就可以了,但就是记不住”。
最终,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学会了电脑,周志学还成了合作社的经理,另外一位高中毕业的李进也回到村里,作为村里最高学历的人,他被安排做财务工作,李小云的学生们教会他怎么开发票、怎么做账目。
这是一个活着的村庄
从每一栋瑶族建筑的草图,到客房装修,再到客房经营,事无巨细,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操心,他们自己画图,自己从市场上买建材,自己网购装饰品……
“这个村子,几乎就是雕花一样雕出来的”,李小云说。张萍和宋海燕负责客房,李发新负责工程,董强负责资金,在村里各负其责,所有事情都是手把手教村民。
李小云老师发动村民,成立工作队,一起工作。受访者供图
从2015年到2017年,3年中,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每年有八九个月在村里,2018年,村里的客房稳定运营之后,才有所减少,但也超过半年。
“我们不是去指导他们脱贫的,而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居住、一起劳动,一起想办法脱贫”,他说。
和许多乡村发展旅游业不同,李小云他们并没有引进任何外部的经营者,尽管有不少企业对河边村感兴趣,希望参与开发,但李小云和他的团队都拒绝了。
“那种把农民迁到一边,在村里开发产业的方式,不是我们希望的,这个村子,是村民们的故土,是他们的家,虽然我们干预了很多,帮助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去破坏他们原本的自然生活环境,下一代以及下几代人,都要生活在这里的,这是一个活着的村庄”,宋海燕说。
李小云把他的河边村的扶贫总结为一句话,“政府主导、农民为中心、社会和大学参与”。
农民是助贫的中心,让农民成为产业的主人,正是李小云他们建立合作社的初衷,不管是村里建成的会议中心,还是村民的餐厅、客房,真正的主人都是农民,管理者也是农民。而李小云他们做的,是培养他们现代的观念,教会他们如何经营和管理自己的产业。
李小云还做了经营模式的规划,“会议中心、专家公寓归集体,客房收入90%归村民,10%是合作社的管理费用”。
“河边村不是一个空心村,人都基本上留在村里,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农民自己有致富能力,可以把收益留在自己手里的产业模式”,李小云说,“我们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状态,但进了房间,生活又是现代化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鲜活的村庄,老人、成年人、孩子都在这里,也有猪、有鸡,在村里能听到鸡鸣声,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气息”。
野象太喜欢甘蔗 那就种点别的
从2017年4月开始运营,盘萨涅家的客房,每年可以为她带来1万多元的收入,同时她还种点儿玉米,养点儿猪和鸡,房前屋后,也会种点水果蔬菜。
这也是李小云希望看到的,客房是河边村产业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他不希望成为唯一的一环,“如果没客人怎么办?”
李小云理想中的产业模式,是一个包容的、多元的、可以互相支撑的业态,“比如种植热带作物、中药材、养猪、养鸡、养蜂等,这些产业的产品本身就可以给村里的餐厅、客房提供更丰富的商品,对村民来说,收入是可以叠加的,同时也能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董强副教授开始引入中药材和养蜂,2019年又开始种植花椒。
在新的业态逐渐形成时,传统作物的比重则逐渐减少,比如甘蔗,在野象的侵袭下很难带来盈利,而生态补偿只有700元每亩,所以逐渐被放弃了。“甘蔗是需要大规模种植的,一般都是村里统一种,只有一两家种的话,收购商嫌少不来,销售就是大问题,而且野象侵扰的问题也很难解决”,陈邦炼说。
蔬菜、热带水果、中药材成为了新的选择,河边村原本种植砂仁,这种药材几乎不需要怎么管理,种下去,很多年都能连续采收。村民黄志成今年则改种了黄精,长势不错,目前价格还不错,唯一担心的是今年雨多,可能影响收成。
村民们“毕业”了,真能自己立足吗?
从2018年开始,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就开始逐渐减少对河边村产业的参与,他们希望村里人真正能主导起自己的产业。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背后的英雄太多了,村子不是我们建的,是村民自己”,李小云说。
村民举牌接待外国客人。受访者供图
2019年1月,李小云召集了一次村民大会,决定把客房产业正式移交给村民。他觉得,在经过4年的产业建立和运营之后,村民们也可以“毕业”了。
比村民更早毕业的,是李小云的学生。在河边村,已经毕业了好几个博士和硕士,今年还要毕业3个博士,他们都是李小云的学生,跟着李小云长期驻扎在河边村,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成长。
采访李小云时,他刚从湖北恩施回京,宋海燕老师也跟着,毕了业的高明也跟着。恩施有一个新的助贫项目,按照河边村的模式,在当地扶助村民脱贫。
在北京采访李小云教授。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河边村的模式,不一定可全面复制,毕竟河边村有发展旅游业的天然基础,而且人员也不缺乏,绝大多数都在村里,没有出去打工”,但是这一模式在很多类似的地方可以参考。实际上,就在昆明,已经有六个村开始进行类似的规划,李小云依然会参与其中。
“这些年,我建房子的水平算是登堂入室了”,李小云给记者展示了一张他手绘的恩施项目会议室草图,在河边村,他也这样,并全程跟进建造,除了具体施工,没有李小云不做的。客房的经营也是如此,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了设计和运营。
现在,村民们“毕业”了,头一年的成绩如何?9月5日,河边村40多户客房经营者,收到了新一月的客房费,村里合作社经理周志学和财务李进会为每家计算收入,确认后发到他们手里。开餐厅的、养蜂的村民,也有了他们各自的收获。5家餐厅收入稳定,5户养蜂人的蜂蜜,则是客人们青睐的商品。
合作社自2019年年初成立以来,总收入已经达到80万,建成47家客房,客房收入户均达到9000元,已建成5家餐厅,餐厅平均每户毛收入达到3.2万元。
2019年的9月,河边村的村民们,用它们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丰收的季节。他们的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李小云觉得这需要时间来验证,“他们学会经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时候再回头去看,或许会有更多的感悟”。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