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小传
孟紫强,临汾市尧都区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西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现名环境科学研究所)主任。主要从事环境毒理学与生态毒理学科研与教学以及地方病学、放射生物学、实验肿瘤学等研究。
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教书生涯,孟紫强用“丰富多彩”来形容,虽然已经80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学术研究、组织讲座并亲自授课。孟紫强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当老师,率先在山西大学为环境类专业本科生开设‘环境毒理学’课堂教学和实验课,使山西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开设‘环境毒理学’课程的高校。虽然退休多年,但是学无止境,我还要不断学习,继续教书育人。”
9月9日,山西大学退休教师孟紫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自己从乡下“穷孩子”到“学科带头人”的心路历程。
求学路漫漫初心永不变
我出生于山西临汾一个偏僻的农村,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的贫穷日子,根本谈不上读书、学文化。1946年秋,我7岁。父亲在上山打柴的路上捡到一本小学语文课本,小学老师知道后就让五六个同学到我家叫上我上学。由于那本书是当时最新的、难以买到的小学课本,所以老师就以此为教材,让大家抄写学习。老师因此免了我的学费,还给了我一些石笔、石板等学习用品,我就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上了学。
二年级时,由于战争,我失学了。直到1948年春天,我的家乡临汾获得解放,我家分得了土地,我才重新上了学。因此,是新中国给了我们这些贫穷孩子上学读书的机会。
1955年初中毕业时,国家需要人才,我响应号召,报考了运城农业学校。1958年毕业时,我积极要求去我省最艰苦的地方——雁北地区工作。我被分配到晋北地区土壤试验站从事土壤改良研究工作。工作两年后,单位要保送我去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上大学,我感到这对工作意义不大,所以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同事。
但是,这一年秋天,领导派我去河南参加水电部举办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会上多位教授的报告使我改变了观念。我认识到,要把科研工作做好,上大学深造很有必要。于是,1961年,我申请报考大学。领导非常支持,我顺利被山西大学生物系录取。
1966年5月底,我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可是成绩还没公布,“文革”就开始了。虽然当时“知识无用论”的论调满天飞,但我热爱科学的心从未改变。1974年我调入山西省地方病研究所从事环境医学研究,研究大骨节病。到1978年,我完成了专著《大骨节病》的书稿,并得以出版。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虽然已经39岁,但我很珍惜学习机会,复习了一个月就参加了全国研究生考试,顺利被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录取。
国家从农业科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三方面对我进行了培养,这为我之后在山西大学学科建设中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奋斗二十四年余学科建设五连升
1986年,我由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顺利调入山西大学刚刚成立的环境保护学系(现环境与资源学院)。
为了培养合格的环境类专业的学生,系领导希望开设“环境毒理学”课程。但是,由于讲授环境毒理学课程的老师需要有一定的医学基础,而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般不来非医学类学校工作,因此当时全国在环境类专业中还没有开设这个课程的学校,想进修也没有地方。
我自告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用半年时间编写完成讲义,并于1986年9月在山西大学环境类专业开设“环境毒理学”课。
1993年开始,学校以我主持的环境毒理学研究为主攻方向,申请环境生物学硕士点,那年我54岁。由于我们是地方院校,为了让专家了解我们,三伏天,我亲自去北京、天津给专家汇报。刚到北京时,旅馆同住的年轻人整夜开电扇,我被吹感冒了。第二天,我拖着病体,带着资料,奔波在城市里拜访专家。和专家见面不是拉关系、诉苦、送礼,就是说学术,说自己的专业特长。最终,我们申请的环境生物学硕士点顺利得到批复。
1995年,教育部批准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环境毒理学研究所,同对方合作研究6个月。这期间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SCI期刊发表环境毒理学研究论文三篇。
10月按时回国后,我们着手申请环境生物学博士点,仍然以我主持的环境毒理学研究为主攻方向。那一次,该专业在全国只有4个博士点指标,申请单位却有36个大学和科学院研究所,我们脱颖而出,获得批准。此后,我们的学科被评为省重点学科,发展进入快车道。
2002年,学校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现环境科学研究所),我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同时,我们博士点第一届5位博士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从而有条件申请“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后来,我们仍然以环境毒理学研究及其应用为主攻方向,联合环境工程、环境化学、环境生态学申请到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2010年,我们在开创的学科基础上,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建设又上一个台阶。
1986年开始环境毒理学的教学与科研,1994年获得硕士点,之后每隔4年我们的学科建设就上一个台阶,到2010年,已连续上了5个台阶。
退而不思休更上一层楼
2006年7月,我67岁,办理了退休手续。当时,我之前招收的15名硕士研究生和6位博士研究生还未毕业。有人劝我把学生交给别的老师带。可是,贸然更换老师,会影响年轻学子的前程,我只能选择继续。于是,在没有任何名分和绩效工资的情况下,指导他们至毕业并获得学位。
其实,对于一个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老师来说,退休不是休息,只是一次“转身”,是从一个战场转战另一个战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座右铭。
另一个问题是,我办理退休时,我校有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正处在关键时期,其中一项是我主持的;由我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即将开始;还有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尚未到期和结题。退休后,我依然继续主持、按期完成了这三个项目。
我的山西省最高科技奖——省自然科学理论一等奖(第一名)是在我退休之后获得的,那年是2008年。
2017年 8月 1日—5日,我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环境毒理学与生态毒理学教学研讨会”,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60多所学校的教师参加会议。三伏天,我连续3天向参加会议的老师讲解环境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这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和教学方法,与会者无一缺席。一位大学教授找到我说:“孟老师,我学生时期学的教材就是您编的,当了老师又教您编的教材,终于见到真人啦。”
可以说,作为山西省年纪最大的环境毒理学老师,只要有学生研究这两门课程,都或多或少和我有点“师生情分”。这次会议之后,很多学校开设了这两门课程,我很欣慰。
后来,我又组织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大学的多位教授、副教授制作环境毒理学慕课,将课程录制成视频放到网上,免费向学子们开放。去年底,慕课制作完毕后在教育部主办的中国大学MOOC网上正式上线,已有2500余人学习。这是山西大学第一门慕课,也是全国第一门环境毒理学慕课。
孟紫强说,从1986年到山西大学做一名教书匠,至今已经从事大学教学33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感到做一名教师是多么幸运和幸福。他将全力推动环境毒理学和生态毒理学教学在全国的发展,为环境健康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生活晨报记者贾振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