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译制片、翻译作品中,带有独特气质的“翻译腔”在国内广泛传播。“哦,我的天!”、“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老伙计!”,更是耳熟能详的存在。不过随着中国走向国际化舞台的当下,这些具有浓厚时代感的“翻译腔”是否还需要保留?同时翻译究竟是需要原汁原味,还是根据语境和语种国家进行适当的加工和创造呢?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曾提出:“译者应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读者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原作中的差异能够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
对于“翻译腔”的存在,它在早期的译制片中随处可见,对于外语背景下的常用词和常用语等,几乎在影视作品中几乎都进行保留和直译。翻译腔是二次编码的产物,需要从文本转换和声音演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不管是内容翻译还是配音表现,都需要经历“陌生化”的过程。关于翻译腔的种类可以从配音风格上进行划分,将欧美电影的中文配音版称为“译制腔”,此外还有“韩剧腔”“日剧腔”“台湾腔”“东北腔”等等。
翻译腔最早出现在1948年1月8日,上海大戏院公映由20多个华侨译配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难忘》。1948年9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翻版组,开创了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先河。1949年5月,反映前苏联近卫军战士马索特洛夫英勇事迹的影片《普通一兵》译制完成,标志着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出现。
如今来看,国内译制片深深影响几代人,以至于现在依旧广为流传,离不开其鲜明的配音腔调。然而将国外影片译制为国内观众所能接受的国语版本,绝不是声音那么简单,不仅需要在台词配音上与原片演员口型一致,更要契合台词语境和情节发生的背景等。在《普通一兵》的译制中,译制导演袁乃晨开创性地运用翻译影片“对口型”的译配方法。
而且上世纪的电影受限于技术设备,无法精准清晰的采集图像,导致许多电影中的演员和配音都自带“夸张”属性,这也是为什么老电影中总有很多特写镜头,以及演员较为夸张的表演方式。译制片的配音演员在具体配音在,为保持画面和语音的一致性,就会或多或少的带有夸张的语调和语气,或者说尽量模仿电影原有的语调和语气。
此外,在早期的配音工作中,国内的译制团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配音演员来自各地,口音问题始终无法消除。袁乃晨提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让演员通过“咬字”的形式来解决,即强调重音,看着台本严格配音。因此早期配音就变得像“有感情的快速朗诵”,以至于这种配音腔在各大译制片厂中流传,形成了如今官方译制片的独特翻译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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