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引僚入蜀”，将贵州北部的土著居民迁徙一空
岛哥说贵州2019-04-10 06:46
所谓“引僚入蜀”。据《华阳国志》记载，“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寿卒，势立……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又《蜀鉴》引李膺《益州记》说：“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末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当作“丁”）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
徙入蜀的僚人，竟达10余万户，50～60万口之多。可以想见，今黔西北一带的僚人，几乎迁徙一空了。当时北迁入蜀的僚人，社会发展程度极不一致。有的在人蜀后“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即与当地其他民族的社会大体相似，被统治者编入所谓“编户齐民”之中，同样承担封建政府的租赋徭役，从而逐渐融合于当地其他民族之中。而迁徙入蜀的另一些僚人，“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社会生产比较落后。这种状况直到南北朝时期，仍无多大变化。
《魏书.僚传》就说：“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等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等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雄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相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而鼻饮。
死者竖棺而埋之……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毋，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日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蔫。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日铜樊，既薄且轻，易于熟食”这段资料，相当扼要而又全面地记载这部分僚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经济生活，农耕尚不发达，渔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其社会组织虽已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地位世袭的王，并有象征其权力的鼓角，但尚无政权、法庭、军队等国家实体，一切均按习惯法办事。在精神生活方面，是非均以个人利害为标准，体现阶级社会下人伦道德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的尊卑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迷信鬼神的风气特别浓厚。这些，尽管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与迁入的巴蜀地区的封建经济、文化存在相当差距。
但接受先进经济、文化影响，迅速赶上先进民族，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入蜀的僚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终于摆脱了落后状态，逐步融合到了当地汉族之中。到隋唐以后，今在今川、黔交界的一些山区还保留有少数僚人的遗留。
那么，历史上迁入四川盆地的僚人是今天的什么民族呢。从文献记载来看该族群有盘瓠崇拜、使用铜鼓、俗畏鬼神的习俗。察现在的川黔交界地区。只有苗族、彝族两者。彝族是六祖分迁后填补僚人空间进入川南，属于僚人入蜀的后来者，而且没有使用铜鼓之习俗。而该地的苗族大多为明清时期从贵州黔中逃难过去的，进入川南定居不过三四百年历史。据《华阳志·蜀志》云：“秦徙万家于蜀。”“僰道县……本有僰人，故秦纪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
从史书中的记载和居住空间上来说，历史上的濮、葛僚、僚、都掌蛮、僰都是这一带土著居民的名称。或许就是同一民族的不同称呼。不过这个族群早在明代就已消失， 从明洪武到嘉靖不到两百年间，明王朝11次对僰人进行伐戮。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廷第12次对僰人进剿，也是最后一次进剿。这个古老的族群在川南从此不见于史料记载。只留下悬棺和众多岩画供后人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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