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存在着种种琐碎、晦暗的细节,它们都可能是将我们困住的理由,但突围的可能性永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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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原生家庭”一词被引述得越来越频繁,成为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的关键词。比如去年受到热议的电影《狗十三》所反映的成长之痛是中国式原生家庭之罪;比如几年前北漂演员徐婷之死曾引发公众对原生家庭的声讨;而近日,一部名为《都挺好》的电视剧(原名《回家》)因关注由原生家庭带来的成长创伤再次触发这一话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原生家庭”?
当然,“原生家庭”这一理论也存在很多争议,并被指为“伪心理学”。但其热度并未因争议而消减,反而越发被反复讨论。所有的根源似乎都可以在此找到依据,尤其是对于那些挫败的年轻人来说,“原生家庭决定论”似乎为大家无处安放的集体情绪提供了一个开闸泄洪的出口。这是个很有深意的现象:在家庭规模和形态不断改变的历史中,“原生家庭”一词从未如此受到过社会因果律的青睐。
只是将一切成年后的现象都用“原生家庭”来解释还是有些过于简单,就像将一切自杀行为都归因于“抑郁症”一样。生活中存在着种种琐碎、晦暗的细节,它们都可能是将我们困住的理由,但突围的可能性永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最近,女性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中译本重版,这部曾在2009年获得普利策奖并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小说是一幅家庭生活境况的缩影,其中的许多内容对当下依然挣扎在家庭漩涡中的我们或许有所启示。
▲由小说改编的HBO迷你剧《奥丽芙·基特里奇》(2014)选取小说的几条主线,用短短四集便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婚姻关系、生活的寂寥、人心的挣扎展现得细致入微。图为该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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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洞穴:逃离
家像个潮湿不见光的洞穴。这是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中的一句话。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美国作家,1956年出生于缅因州波特兰市,出版有《奥丽芙·基特里奇》《我叫露西·巴顿》《又见奥丽芙》等。2009年,《奥丽芙·基特里奇》获普利策小说奖。
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对“家”的感受也是如此,并且更加黏腻、更加幽暗,没有出口。那时候,我还未曾体验一边工作赚钱一边闷坐在出租屋里忍受孤独的北漂生活,还未曾经历与朝夕相处到相互怨恨的家人的长久分离。那时候,我只有一种体验,就是压抑。我曾在很多个时刻产生逃离的冲动,甚至想象自己如果是一个孤儿会在哪个城市行乞,但我最终还是出于某种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一次又一次地认了怂,尽量去做一个“听话懂事、努力上进”的孩子。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我才终于部分实现了曾经的愿望。
只是我愈来愈意识到:不回家,并不能因此逃脱被困的感觉。事实上,那种感觉依然深植在你的内心甚至你的行为中。如同小说里的主人公——小镇中学教师奥丽芙一样,“在我身体深处有样东西,有时会像乌贼头一样膨胀,把墨汁喷遍我的全身。”外出求学之后,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过去的家庭生活对我的影响。在早年的一篇文章里,加缪曾经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他童年的家庭生活中恢复过来。当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如此写道:“希望与绝望都同样毫无根据,整个生命可以用一幅影像来概括。它就是太阳,或者暗物质,其他所有一切都被拉向它。”对于加缪而言,这幅影像就是母亲。
所以,阅读《奥丽芙·基特里奇》的过程使我战栗,因为它的整个背景,都是这幅生命的影像:奥丽芙的暴躁性格源自家庭的基因,她的父亲因为躁郁吞枪自杀而死。奥丽芙的丈夫亨利童年时曾两次目睹过母亲的精神崩溃,母亲对他总是大呼小叫,由此带来的无声恐惧长久地在内心深处折磨着他;他的注意力游移不定,无非是力求人人都能满意。奥丽芙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因为母亲的专横暴躁,从小沉默寡言,后来得了抑郁症,结过两次婚。奥丽芙的学生凯文曾在孩童时目睹母亲因躁郁症而自杀,血肉四溅于厨房,他后来当了精神医生,但自己也患上精神疾病。酒吧弹唱女安琪因为小时候目睹母亲受到的伤害无法正常去爱,终生未嫁。女孩妮娜年纪轻轻患上厌食症,而这背后有着复杂深远的家庭根源。七十五岁的鲍勃至死笼罩在童年的阴影里,因为有个总是对他大发雷霆的母亲。年幼时被母亲抛弃的女孩瑞贝卡长大后沦为小偷,与不同的男人混迹,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想:这不可能是我的人生。
这影像过于灰败了,以至于当初推荐我读这本小说的朋友说她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会致郁。在这个由小说构建起来的美国东北海滨小镇里,关于家庭与婚姻、存在与孤独的困境都有所揭示,生活看似波澜不惊、不动声色,实则暗潮汹涌、危机四伏,其中裹挟着欲望与痛苦、求而不得的爱与无从诉说的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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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伤害:围城
相比于经历父母自杀或者虐待这样的童年重创来说,更多人的童年阴影来自于一些琐碎日常的细微伤害。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会因这些细节陷入生活的围城中。尤其是孩子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封闭的狭小空间中,他们对于世界的所有想象都来自父母,父母的性格、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可能造成他们一生的阴影。有些孩子会通过后天的努力疗愈,有些却永远无法走出。
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脆弱、甚至自暴自弃?在电影《时时刻刻》里,诗人理查德的命运揭示了某些原因。很小的时候,理查德便能感知周遭环境氛围的细微变化,他能感应到母亲劳拉的种种不平心绪,甚至能感应到劳拉的自杀企图,而劳拉无意识中的许多行为也使他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对母亲越来越依恋。但劳拉最后还是抛弃他离开了家,这给了他致命一击。理查德成年后陷入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危机中,最终选择了自杀。
▲看到母亲劳拉回来,理查德终于有了笑容,但阴霾笼罩了他的一生。来源:《时时刻刻》剧照。
关于婚姻与家庭、童年与伤害,也是伯格曼常常关注的电影题材。在《秋日奏鸣曲》中,伯格曼探讨了母爱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影片里,以自我为中心的钢琴家母亲夏洛特忙于追求音乐事业,没能在孩子童年时给予女儿伊娃和高度残疾的女儿海琳娜足够的爱护,伊娃因此对母亲心怀怨恨,海琳娜的病情也始终无法缓解。后来,夏洛特因事业下滑重返家庭,却又因为只想补偿自己的内心愧疚,忽略孩子的心理需要,再次伤害了两个女儿。
因为需要和被需要的错位,母亲和孩子囚禁了彼此。当女儿伊娃给母亲展示自己的钢琴练习成果时,夏洛特的回应只是讽刺和批判,完全没有考虑到女儿的内心正在热切渴望着母亲的认可。当瘫倒在地上的海琳娜在阴影中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妈妈,快来”时,夏洛特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乞求大女儿的原谅与拥抱,完全忽视了小女儿。
▲伊娃见到母亲时拘束的举止、小心翼翼的目光。来源:《秋日奏鸣曲》剧照。
劳拉爱她的孩子吗?应该是爱的。夏洛特爱她的孩子吗?应该也是爱的。但她们的爱里可能多多少少包含了一些自私。奥丽芙爱她的孩子吗?肯定也是爱的。小说中如此写到奥丽芙对儿子克里斯托弗的爱:
奥丽芙开始坐不住了。她觉得不只是嗓子眼里,而是浑身上下都被一块东西堵住了——一种持续的疼痛,忍下的眼泪仿佛多到能注满透过前窗所见的海湾。克里斯托弗的影像如洪水般朝她涌来。蹒跚学步的他曾伸手去摸窗台上的天竺葵,而她打了他的手——可她是爱他的!上帝作证,她爱他。二年级时,为了在树林里焚毁拼写测试的卷子,他差点烧死自己。但他其实也知道,她爱他。谁爱自己,有多爱,人们知道得一清二楚——奥丽芙相信这一点。可为什么他竟然不肯让自己的父母去看他?他们做错了什么?
奥丽芙深爱着儿子,却成为了儿子童年最大的阴影,她无法理解这一切。她只是不明白,她可以忍受得了父亲的躁郁,儿子却忍受不了她的无常情绪。她不明白,有时候,以爱的名义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比那些陌生人的暴力伤害来得更为彻底。伊娃一生无法真正去爱人,奥丽芙的儿子离婚又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也离婚两次,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爱与伤害的畸形关系。
爱会伤人。我犹然记得多年前坐在电视前看药家鑫的采访时惊起的一身冷汗和一脸泪水。在大家都对药家鑫的行为怒不可遏、口诛笔伐时,我却忍不住同情他。因为他的命运使我看到了我的亲人的影子。当他小时候被父母关在阴暗封闭的地下室里强迫练琴的时候,当他因为没有完成父母规定的标准而受到责罚时,当他饿着肚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几乎无法达到的目标时,他的整个人生都被那个黑暗狭小的世界扭曲了。谁要为此负责任呢?他的父母吗?但也许,他的父母的父母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话,长期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家庭、阶层和社会百态时最常引用的句子。图为同名改编剧《安娜·卡列尼娜》(1997)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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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决定论”,似乎成了开闸泄洪的出口
2008年,豆瓣曾建立过一个名为“父母皆祸害”的小组,虽然小组的名字因取自畅销书《自杀俱乐部》中少女杰丝的一句台词而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但在父母那一辈人听起来仍有些“大逆不道”。小组成员们在创建宣言里强调:
“反对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积极手段,为的是个人向社会化进一步发展,达到自身素质的完善。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这一点需要技巧,我们共同探讨。”
在互联网时代的助推下,小组很快成为一个拥有十余万成员的网络联盟,聚集了一群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受到挫折、苦苦寻求出路的年轻人。这是中国年轻人与家庭的代际矛盾第一次以如此撕裂的状况展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也是年轻人在网络上争取话语权的一次集体斗争。只是十年后,小组被雪藏,当初那些叛逆的年轻人也早已四散。
但某些反思和情绪还是保留了下来。如今,激进的集体表达被一种潜流的愠怒所接替,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各种网络平台上使用“原生家庭”这个词汇。比如去年年底,积压多年的电影《狗十三》上映后引起广泛热议,主人公李玩的经历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而所有关于电影的讨论几乎都被引向了同一个话题:原生家庭。
所谓原生家庭,通常指我们出生成长的家庭。十几年前,心理畅销书作家武志红写过一本特别流行的书《为何家会伤人》,书中的理论经常被简化为“原生家庭决定论”,即“每个成年人与别人相处的方式,都是由童年时与父母的关系模式决定的”。这一概念与心理学的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精神分析学派,例如弗洛伊德认为,成人的人格缺陷往往来自于童年不愉快的经历,而德国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卡伦·霍妮则归纳了父母的几大“基本罪恶”。
在《奥丽芙·基特里奇》中,想要自杀的凯文说:他上医学院,是想像母亲一样做一名儿科医生,但精神病学吸引了他,尽管他深知,人们之所以选择去当精神科医生,无一不是因为自己混乱不堪的童年。他们一直在弗洛伊德、霍妮和赖希的著作里寻找答案,以理解自己为什么是一个停留在肛欲期,陷在自恋与自我心中的畸形人,但同时又极力否认这一动机。
▲长大后想要自杀的凯文与小时候目睹母亲自杀的凯文。来源:《奥丽芙·基特里奇》剧照。
当然,“原生家庭”这一理论也存在很多争议,并被指为“伪心理学”。但其热度并未因争议而消减,反而越发被反复讨论。所有的根源似乎都可以在此找到依据,尤其是对于那些挫败的年轻人来说,“原生家庭决定论”似乎为大家无处安放的集体情绪提供了一个开闸泄洪的出口。这是个很有深意的现象:在家庭规模和形态不断改变的历史中,“原生家庭”一词从未如此受到过社会因果律的青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电视剧中,凯文在精神幻觉中将奥丽芙看成大象,他感到恐惧。小说原文是另一种情境:“他感觉到她身体的庞大,一个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仿佛身旁坐了一只天真可爱、意图加入人类王国的大象,前腿在膝盖处向后弯折,说话时躯干几乎一动不动。”图片来源:《奥丽芙·基特里奇》剧照。
《奥丽芙·基特里奇》所描写的,并非古典小说中呈现的那种大家族困境,而是小家庭的困境,这也许与时代有关。时代改变了家庭的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结构与斗争方式。在巴金写《家》的那个年代,大家庭虽在没落却依然普遍存在,觉慧等年轻人对家庭的反抗方式是逃离。而今天,当独生子女成为父母的整个世界时,逃离便不是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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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家:理解与突围的可能
“许多人无家可傍,尽管他们仍有家可归。”
当小说中的凯文去见心理医生时,那位年迈的医生摸着白胡须平静地对凯文说。
很多有过童年阴影的人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并不认同,而即使当他们长大后建立了新的家庭,他们内心的某个地方却依然无法填补。因为,物理上的归所并不同时指向精神上的归属。要想重新找到家的感觉,就必须与过去求得某种和解。这并不容易。
小说中,克里斯托弗始终没有和奥丽芙和解,他认为奥丽芙是毁灭整个家的罪魁祸首,认为母亲从没有爱过家里的任何一个人。而奥丽芙觉得,儿子将他的抑郁症归咎于自己的“偏执狂倾向”,等于指责自己是“精神分裂”,这深深地伤害了她。克里斯托弗从来都不会说“妈妈,我想你了。”而即使奥丽芙想说“孩子,见到你真好”,她也什么都不会说。他们都困在沉默与痛苦中,彼此不肯让步。
▲奥丽芙、童年的克里斯托弗、亨利。来源:《奥丽芙·基特里奇》剧照。
但是最终,孤独和衰老使奥丽芙主动让步了。丈夫亨利中风继而去世后,儿子也和她再无联系,她孤独一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两年、五年、七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感觉自己正在被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年间,她曾数度感到某种强烈的孤独,以致去补牙时,当牙医用柔软的手指轻轻转动她的下巴,她像是感到了某种绵绵的温情,几乎痛彻心扉,泪水涌上眼眶。她想:等我的狗死了,我就自杀。
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着重加了一段奥丽芙“自杀”的场景。当奥丽芙的狗老死后,她带上手枪,走向森林,播放着录音机里自己喜欢的音乐,准备自杀。但当她装好子弹,准备扣动扳机时,几个小孩子却突然闯入,跟她说这是他们的领地。她冷静地收起手枪,跟孩子们说马上离开。而等孩子们走后,奥丽芙失声痛哭,放弃了自杀。
▲奥丽芙放弃自杀后痛哭。来源:《奥丽芙·基特里奇》剧照。
奥丽芙其实很脆弱,她只是想得到爱却不知如何去表达爱。现实世界中,奥丽芙式的人有很多:暴躁、直接、刻薄、我行我素,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别人的缺点,甚至有时显得不近人情、缺乏理智。与她们的相处是辛苦的,尤其是那些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奥丽芙。但这并不意味着奥丽芙们不善良。在小说里,奥丽芙拯救过企图自杀的凯文,安慰过凯文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为患有厌食症的女孩妮娜流过眼泪,为当地组织过募捐,并且爱着每一朵花。她不够完美,但足够真实。
某次去森林散步的时候,奥丽芙偶然发现了一个和自己同病相怜的男人杰克,以前她瞧不起他。而今,同样面临丧偶的孤单和变老的折磨,同样被孩子所恨而远离,同样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她觉得自己被需要。她和杰克都意识到,孩子的恨意使他们痛苦万分,他们虽然不理解,但明白那是他们的错:
“你痛苦吗?我女儿对我的恨意令我痛苦万分。但我明白,那是我的错。”“那同样令我痛苦万分。几乎要了我的命。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但那一定也是我的错。我记得的事,和他记得的不一样。他在一位名叫亚瑟的精神科医生那儿接受治疗,而我觉得,这一切是亚瑟造成的。”她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点击“发送”,随即又写了一封:“附:但一定也还是我的错。亨利说,我从来不曾为任何事道过歉,也许他是对的。”她点击“发送”。然后又写了一封:“再附:他确实是对的。”
▲奥丽芙与杰克。来源:《奥丽芙·基特里奇》剧照。
或许,当克里斯托弗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并慢慢变老时,他也终于会有些理解他的母亲、和奥丽芙和解吧。小说没有继续写下去,却留下了许多可能性,致郁也在悄然间变成了治愈。或许,关于奥丽芙本身的刻画就已经足够为所有受过伤或者正在受伤的孩子们提供启示了,我们的母亲/父亲是如此令人难以亲近,却也是如此令人同情。
事实上,随着年岁渐长,随着对孤独的更多复杂体验,我已经渐渐在心里与母亲和解了。我渐渐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母亲,从社会的角度、从心理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虽然表面上看来,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波动,我还是那个“懂事听话、努力上进”的孩子,但我愿意回家了。这个改变我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实现。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谈多少理论都没有用,它关乎体验与感受,关乎人与人的理解,关乎对于人生的态度。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的情感。就像小说中,奥丽芙躺在杰克的怀里,“她闭上眼,一阵阵感恩之情涌遍她疲惫的自我——还有悔恨。她脑中浮现出阳光普照的房间、向阳的墙壁、屋外的月桂树。这个世界,令她目眩缭乱。这个世界让她挫败,但她还不愿离开。”时间让她的情感变得柔软了。所谓同情之理解,也是和解的一种结局。
文/沉木 编辑 安也 校对 薛京宁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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