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灿是亳州市博物馆的名誉馆长,被媒体誉为“亳州考古第一人”,近年,国内一些媒体先后发表《文史专家李灿激活亳州历史》、《从小学老师到“亳州考古第一人”》等文章,赞扬李灿先后考证发现:亳州曹操宗族墓、亳州曹操地下道、“中国古小麦”等考古历程和取得的考古成就。事实果真如此吗?由于李灿曾于1984年在当时的亳县政协编辑的《亳州文史资料(第一辑)》上发表自述文章《漫步文博三十年》,回忆自己解放后参加文博工作并和亳州文博事业共成长的经历,李灿是亳州文博的亲历者,他的文章真实可靠。对照李灿自述文章和媒体对李灿考古成就的报道,我们发现媒体报道的李灿部分考古成就存在失实:
一“考证发现曹操宗族墓群”。在李灿自述文章中:“他是1952年在县城东南70里的城父区教书,课余时间到野外访古探幽,因曾多次向省博物馆筹备组反映城父的文物情况,被省博物馆筹备组聘为通讯员。1955年冬从城父调县剧团工作,1956年秋到亳县文化馆工作,在参加省文化局举办的文物考古学习班,回来后,成为专职文物工作者。而在同期1956年11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就公布了全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亳县有十三处,其中就有曹操宗族墓群的曹四孤堆、曹家孤堆、刘园孤堆、薛家孤堆、姜家孤堆。难道这些曹操宗族墓都是业余文物爱好者,没有经过考古发掘专业学习的李灿论证发现的?而在当时的亳县,上有阜阳地区文教局、文化馆,县有文教科(局)、文化馆,他们作为主管亳州文物的部门和单位,就没有丝毫的发现?
二“论证发现了曹操地下运兵道”。在李灿自述文章中“古地下道”已早在1958—1959年在全县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即被亳县人民委员会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李灿只是文物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何谈是他个人发现论证的。况且现有民国文献证实:早在1931年前,国民党亳县政府就对亳州地下道进行过考察,确定有20里。
三“发现‘中国古小麦’”。这件事被多个媒体报道,称:“李灿的发现打破国外学术界对小麦来自西域的断言”。事实上是怎样的哪?在李灿自述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1954年我协同省博物馆筹备组的胡悦谦同志在青凤岭、钓鱼台两处遗址上进行试掘。在钓鱼台遗址发现了商晚期的碳化小麦。小麦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农作物的种类和起源都有重要意义”。而在媒体发表的记述“李灿考古成就”的文章里,却对另外的考古专家胡悦谦只字未提。相关媒体报刊对胡悦谦是这样介绍的:“胡悦谦,安徽颖上人,民国38年(1949年)毕业于国立安徽大学历史系,同年8月在皖北行政公署文教处参加工作,1951年任皖北革命文物事物收集委员会秘书,1953年任华东文物工作队安徽组组长,后担任安徽博物馆副馆长、安徽博物馆学会会长”。试想当时只是文物爱好者,未有经过任何文物考古发掘学习的李灿,怎么可能一个人发掘“中国古小麦”哪?
李灿较早从事亳州的文博考古工作,在工作中也做出过突出贡献。但这并不代表要把解放后的亳州的重要考古成就都算在他一人头上。因为实践证实:亳州文博考古事业60年的辉煌发展历程,离不开为此付出辛勤努力和汗水的各级领导、热情支持文博事业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文博战线的干部职工,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一个“专家”的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取得较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