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校后，弗洛伊德不得不面临，令人焦虑的择业问题
菠萝远行2019-03-03 09:07
离开学校后，弗洛伊德不得不面临令人焦虑的择业问题。当时他尚未做出任何决定，父亲在这件事上也给予他绝对自由。少年时代那些成为将军或内阁部长的梦想在现实面前荡然无存。作为一名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可以选择的领域只有工业、商业、法律和医学。从事工业活动的想法很快就被这位智力型的男孩抛弃了，尽管他偶尔也会遗憾没能选择更安稳的生活。他似乎也曾怀着投身社会工作的目的，短暂考虑过法学专业——算是对早年政治抱负的一种回应，但心灵深处的动力驱使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奇特的事实是，弗洛伊德人生中唯一一次失败的考试科目是法医学。他觉得医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吸引力。晚年时期，他没有隐瞒自己从未对医学感到精通的事实，他似乎也从不觉得自己是正规的医学人士。
我记得早在1910年他就曾叹息着表示，从医疗工作中退休后他希望致力于解决有关文化和历史的相关问题——一些关于人类是如何如其所是的重大的终极问题。然而今天，世界已经在众多领域恰如其分地接纳了他，也包括认为他是一名伟大的医生！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但父亲坚持认为我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职业。但不论是时还是以后，实际上我对医生的职业从未有过特殊偏爱。我的好奇心和动力是有关人类的，而非关于自然世界的；我也尚未意识到观察的重要性，没能从观察中获得好奇心的满足。正如我后来认识到的那样，小时候对《圣经》故事的耳熟能详对于我后来的兴趣方向产生了较为持久的影响。在学校里，我和一位学长的友谊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学长后来成了一位知名政客，而这使我逐渐萌生了想要学习法律并参与社会活动的愿望。
与此同时，我还被风靡一时的达尔文理论吸引，因其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得以突飞猛进；另外就是在毕业离校前的一场备受欢迎的讲座上，卡尔·布吕尔教授高声朗读了歌德的《论自然》的一段美文，听罢我决定学医。经过了41年的医疗工作，我的自知之明告诉我，我从未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医生。我被迫偏离最初的目的成为一名医生；而我生命的胜利则在于，经历了漫长而迂回的旅程后，我回到了最初的道路上。我没发现自己早年有什么救苦救难的强烈渴望，我天性中的施虐倾向不是很突出，因而也无需发展它的这种衍生物。我连“医生游戏”都没玩过；我显然选择了其他途径来满足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在年轻时，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之谜，我怀有十分强烈的愿望想要了解，甚至希望可以为它的答案贡献力量。实现这一目标最有希望的方法似乎就是进入医学院。即便如此，我还尝试了一些其他学科——动物学和化学——最后宣告失败。
直到最后，在那位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布吕克教授的影响下，我最终决定学习生理学，但是在当时它还过于狭隘地局限于组织学相关知识。那时我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医学课程考试，但是我对医学仍然毫无兴趣，直到后来一位我很是敬重的老师告诫我，鉴于我个人的经济条件，将来从事理论研究是不太可能的。于是我修完了神经系统组织学和神经病理学的课程，之后又受到一些新鲜事物的影响和敦促，转而关注神经症。然而我也很少认为由于我缺乏真正的医学气质，就给我的病人带来什么伤害。如果医生的治疗兴趣过于集中在对情感的强调，这于病人来说反而是无益的。尽可能精准和冷静地完成任务才是对病人最有好处的。这些神圣的好奇心主要是关于人类的存在和起源之谜，甚或延伸到有关整个宇宙的本质问题；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感兴趣的显然是前者。同样，好奇心寻求两种可能的途径之一来满足自身，即通过哲学思辨或科学调查。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事实上选择了哪条道路，维特尔斯对此有一番精明的看法。他认为弗洛伊德属于那种过于倾向于抽象思辨的人，以至于自己都害怕过分受到抽象的控制，由此他可能觉得有必要掌握一些更为坚实的科学资料来应对这种状况。这种观点也曾被弗洛伊德证实过，当时我问他读过多少哲学著作，他的回答是：“非常少。作为一个年轻人，思辨对我来说相当有吸引力，但是我对它保持冷静的质疑。”歌德那篇狂热的散文描绘了一幅浪漫的图景，称大自然这位美丽而富饶的母亲给予她最喜爱的孩子以探索她秘密的特权。对于年轻弗洛伊德来说，歌德笔下这个意象的魅力已经远远超过与一名曼彻斯特亲戚结婚的平淡前景。他的人生理想站在物质生活的反面。不论贫穷富有，他最终都选择了理想的事业，而不是世俗的安逸。
但是，关于人类活动背后的不同意志、动机、目标等许多答案并非显而易见的问题才正是他的兴趣所在，这些是他脑袋中长久以来就存在着的命题，很久以后他通过解决斯芬克斯之谜精彩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或许这种假设也是合理的，即弗洛伊德对有关人性、人与人关系等问题的不安的追问，可以最早追溯到他早年家庭生活中那些棘手的问题；并且我们还可以援引他的格言来佐证这种假设，即一个人一生中的前两三年，对于其性格和人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人生关键时刻的重大改变始于对智力的首要地位的认可。他认识到权力的终极秘密并非蛮力，而是理解，这也是过去3个世纪科学成就的巨大见证。在这个真理适用于人类的行为之前，他认为有必要学习一些关于自然、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人体结构的知识。这条道路是达尔文指明的，达尔文的著作在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达到了巅峰地位。
在一次谈话中，我曾与他谈及希腊典范的平衡本质，在智力和身体层面均取得完美成就——“美”一词或许就是这两者的结合形式——弗洛伊德说：“是的，若能将二者结合当然更好。但出于种种原因，犹太人发展得较为片面，比起身体更重视头脑，如果我不得不在二者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恐怕也会将智力优先。”从蛮力到理解，根本上也是从身体到智力的转变，这是极其彻底而深远的。尽管受到广泛的挑战，弗洛伊德却很少沉浸于争论之中：他天性不喜与人争执。面对批评他很敏感，但他回应的方式仅仅是继续自己的研究，为自己的论点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他比较接近达尔文，而不同于当时其他大部分科学家。他没什么兴趣影响自己的同僚。他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也并不想迫使他们去接受。他不喜欢争辩，甚至不喜欢公开的科学研讨会，因为他深知这些会议的讨论对象基本都是有争议的问题。鉴于此，学者们在后来的精神分析大会上宣读论文后，就没有针对论文的后续讨论了。
弗洛伊德的头脑非常有序，他将冗杂的事实整合成一个系统化分组的能力是相当出众的；对于儿童瘫痪和梦境主题的文献的把控能力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另一方面他对准确度和精确定义又嗤之以鼻，认为那无非是乏味或是迂腐；他或许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数学家或是物理学家，甚至一名专业象棋爱好者。他的写作轻盈、流畅、自然，或许觉得修改太多也令人心烦。如果我说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有一些晦涩或歧义的地方其实稍加谨慎留心就不难避免，他的翻译们都会为我作证，而类似这种遗憾并不仅仅出现在他们的实验里。他自己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针对一个意义不甚明晰的词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词，他做了个鬼脸答道：“纯粹瞎写。于是我们又触及弗洛伊德性格中的另一个主要特点——他不喜欢受到阻碍或束缚。他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先自由地放在心上，看看它们会带他通往哪里，暂且不去考虑精确描述的问题；这些可以先留着，以后再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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