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谁这么牛？山大校长抛橄榄枝，齐大校长一再挽留
齐鲁壹点2019-02-15 17:41
朱东润是文学家兼历史学家，不仅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先后任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教学生涯达七十余年。这位江苏泰兴的南方学人，唯一一次在北方执教，就是在山东的泉城济南。
文|魏敬群
1946年秋，由于校内派系斗争，朱东润等12名教授被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解聘。金陵女子大学和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约他在南京教书，但是不能把每周工作集中在三天以内。朱东润虽然能照顾在南京的子女秀若和君道，却无法到无锡照顾次子君遂，因此没有接受。赵太侔当时也在南京，约他去山东大学，因了同样的理由，朱东润没有答应。
赵太侔在1932—1936年曾任山东大学校长，抗战时在重庆教育部任职。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奉令复校，赵太侔复任校长。赵深知人才乃立校之本，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依然把广揽名师的思路放在重中之重。他有一本小册子，专记中国知名学者、专家情况。复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图索骥，与其他高校争揽人才。或登门礼聘，以诚感人；或亲笔填写聘书，又附情辞动人的亲笔信，求贤若渴的赵太侔先后向游国恩、杨向奎、王统照、萧涤非、黄公渚、陆侃如、冯沅君、童第周、王恒守、朱树屏、杨宗翰、朱光潜、老舍等几十位学者发出邀请，除老舍出国、朱光潜生病不能应邀前往之外，其他大多数人都先后赴青执教。朱东润不受聘，赵太侔认为尚有商量余地。转过年来，他搬出北京大学老同学伍叔傥帮其说项。
伍叔傥
伍叔傥与朱东润曾有瓜葛。1942年8月，伍叔傥时任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是他将正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朱东润聘至中央大学任教，结成同事之谊。有了伍叔傥援手，赵太侔便觉气壮了许多，遂以中文系主任许之。朱东润虽觉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非己所长，“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还是事有可为的。”这时，湖南大学也欲聘其任中文系主任。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山东大学。赵太侔还和朱东润说起，战前山东大学的物理系主任王恒守也同去青岛。朱东润与王恒守认识，几年前他离开乐山武汉大学时，恰与到峨眉旅游的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王恒守同船去重庆。
朱东润先生与夫人邹莲舫、次子朱君遂合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方任教武汉大学
不久以后，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朱东润约李雁晴、徐中玉同去，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王恒守当时对朱东润说，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朱东润觉得这样也好，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事情都商量定了，行期也定了，可是一天晚上朱东润突然发高烧，眼看三两天内不能成行，他便派孩子给住在朱家桥的王恒守送信，告诉他自己一时无法动身。过些时候，王的回信来了，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恩，不可辜负，希望朱仍如期前往。朱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是做官，因此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至于王恒守，他既然是教务长，听到自己发高烧，理应来看望，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便条可以交账的。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系主任是很难做的。因此，朱东润把聘书、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决定不去了。
赵太侔倒很大度，没说什么，还把系主任的聘书寄回，作为纪念。以后，山东大学还给朱东润保留了中文系主任这个名义，但朱始终没有去。1947年夏天，赵太侔和朱东润在南京见面时，告诉他王恒守并没有当什么教务长。朱东润这才明白当中有些误会。
朱东润书信
1951年2月，时在无锡江南大学中文系执教的朱东润，前途未卜，面临抉择。他在文学出版社找到一份工作，便从江苏来到北京。这家出版社还在创办阶段，一切都处于白手起家的情况。
经过一度接洽，朱东润去看望乐山武汉大学的同事叶圣陶。叶圣陶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在他那里，恰巧邮局转来一封朱东润的家信，里面附有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事情有些两难，朱东润请叶圣陶代出主意。叶说：“当然还是到济南为是。”于是，朱东润没有在北京逗留，径往济南。
当时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是以历史系主任身份兼任的，就把本来要在中文系任教的朱东润留在了历史系。无论中文系主任田仲济怎样要他在中文系开课，张维华概不同意。因此，改换门庭的朱东润，在工作中总感觉到左支右绌。
对于这座北方城市，朱东润的印象是：“济南是一座山明水秀的都市，这时解放仅仅一年多，到处留着旧时代的残痕。城墙还留着，但是因为曾经战事，弹痕累累，正在拆卸中。大明湖到处是残枝落叶，三春天气给人一副萧瑟的印象。千佛山不太高，上下也很方便，可是房屋太破烂了，断砖零瓦，完全是战后风光。只有趵突泉还是那么活跃，那么清澈。城里大街小巷，到处泉声淙淙，使人感到清新明快。”
关于朱东润讲课之情形，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安作璋是当时的学生，他在《我与齐鲁大学》一文中回忆说：“朱(东润)先生讲两汉研究、传记研究，他在讲传记研究这门课时，讲到得意处，往往引用其所著《张居正大传》为例证，说古论今，鞭辟入里，对我有很大启发。”朱东润不仅研究传记文学，撰有《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而且亲身创作实践，著有《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等具有影响的传记作品。
朱东润在和叶圣陶的通信中，说到自己写了有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叶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无妨。朱把文章寄到北京，叶没有征求朱的同意，便交给《光明日报》发表。不料，引起一场风波。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学者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予以讨伐。
面对这样的阵仗，朱东润觉得最好是闪开，不予应战，让这三位扑一个空。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郭院长可以号召大批人马出阵，自己始终是一个人。第二，郭院长和他的战友们可以全力作战；自己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要备课，要应付学生，不能专心应战。第三，郭院长有科学院作为后方，必要时还有北京图书馆的大宗资料，可组织支援；自己除了残缺不全、文史书籍很少的齐鲁大学图书馆以外，找不到后勤的力量。朱东润后来说：“被他骂倒的如傅庚生、萧涤非、冯至教授等也和我一样，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证明我在1951年的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引文均见《朱东润自传》)
一身傲骨的朱东润，“文革”中是复旦大学有名的“硬石头”，证明他的确不是一个怯弱的人。
晚年朱东润
到齐鲁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并不是偏重文学的朱东润的本愿。1951年秋，朱东润离开齐鲁大学，赴上海担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后来又到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临行的时候，校长杨德斋一再挽留。那时，齐鲁大学的解体已成定局，如果他不走，将随文学院的历史系、中文系一起并入山东大学。他又一次与山东大学失之交臂。
（壹点号 人文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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