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阿权。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一方面是“俯仰史册”,以史料为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了宋元“讲史”话本的成果,有丰厚的民间文学的创作积累。利用史书提供的史料和讲史的成果,罗贯中灌注入鲜明的时代精神,进行再创造,写成了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性作品。
《三国演义》早期的版本都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这说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主要的依据是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为《三国演义》的制作提供了基本史料。南朝宋范晔著的《后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如《董卓传》《刘表传》《吕布传》的史料比《三国志》丰富,《孔融传》《称衡传》《左慈传》为《三国志》所无,因此,也为罗贯中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三国志》《后汉书》都是纪传体,而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它将汉末到西晋统一间的大事逐年排比,使三国历史更加条理分明,轮廓清晰,这种编年体史书对《三国演义》成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资治通鉴》叙三国史事,据曹魏年号编年,客观上承认了曹魏的正统地位。
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改用蜀汉编年,承认蜀汉为正统。由于南宋到元明间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朱熹的特殊地位,此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书中“尊刘贬曹”的倾向对《三国演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三国志传》的多种版本均以“按鉴”相标榜,这里所谓的“按鉴”就是按朱熹的《通鉴纲目》而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除此之外,《三国演义》还采用了《搜神记》这部古代志怪小说集中管格教赵颜献酒脯于南斗、北斗以求延年等神话,从古小说集《语林》《世说新语》中吸取了《曹操诈称梦中杀人》《曹娥碑辞》《邓艾‘凤兮凤兮’之对》《望梅止渴》《曹植七步作诗》等故事,加以生发开掘,大大丰富了《三国演义》的内容。
三国故事在隋代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大业拾遗记》,即《隋遗录》,又名《南部烟花录》,旧题唐颜师古撰,恐为宋人伪托之作。其中《水饰图经》条云:“炀帝别救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已喧腾众口。
在北宋末年,“讲史”和“小说”成为说话四家数中最有势力的两家,说三国故事在北宋十分兴旺。苏轼《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深巷中小儿薄劣,其家厌苦,辄与钱,合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塑整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明当时说三国故事不仅艺术效果好,而且“拥刘反曹”的倾向已很鲜明。目前保留下来说“三分”的“讲史”话本有两种,一种是近年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发现的《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它在扉页上又标明“甲午新刊”,是元世祖前至元三十一年建安刻本;另一种是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一1323)的建安虞氏刻本《三国志平话》,这两本书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三分事略》更为简略罢了。
《三国志平话》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全书开端叙司马仲相断刘邦、吕后屈斩韩信、英布、彭越一案,接叙黄巾起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以后故事轮廓与《三国演义》大体相同,到结束时,又写刘禅外甥刘渊逃往匈奴,后来举兵自称后汉,灭掉晋朝,为刘禅报仇。《三国志平话》中大量虚构情节,为《三国演义》所吸收。例如《桃园三结义》《三战吕布》。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的金院本中有《赤壁崖兵》《刺董卓》《襄阳会》等剧目。南戏戏文中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貂蝉女》等剧目。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记载,可知元杂剧中有大约六十种三国戏,现存有《关大王单刀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二十一种。这些剧本或取材于史书或取材于《三国志平话》,但经戏曲作家的再创作,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故事情节更为生动,无疑对《三国演义》的创作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从现存的二十一种元代三国戏来考察,大多以蜀汉人物为中心,体现了鲜明的歌颂蜀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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