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战争中的青居城
见闻实录2019-01-24 17:11
罗洪彬（1990-），男，四川宜宾人，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在读博士，主要研究巴蜀古城堡考古。
王杰（1993-），女，河南洛阳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巴蜀考古。
摘要
青居城是宋蒙战争时期的重要军事城堡，是宋蒙双方多次争夺的战略要地。淳祐九年（1249），余玠命甘闰筑青居城，作为北伐兴元的后勤基地。宝祐六年（1258），蒙军占领青居城，此地又成为蒙古东川军事指挥中心。
宋军曾组织四次大规模的反攻军事行动，以期夺回青居城。宋蒙军队在青居城及其附近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并互有胜负。青居城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宋蒙战争四川战场的军事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亚于钓鱼城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
青居城；宋蒙战争；余玠；东川帅府
正文
青居城位于今四川省高坪区青居镇东侧、嘉陵江右岸，是南宋在嘉陵江中游修建的重要城堡。在宋军山城体系中，青居城为“八柱”[1]之中坚，控扼水陆要道，扞蔽合渝，地位独特；在蒙军“取蜀灭宋”战略中，青居城位列“四帅府”[2]之首，东川军事悉出于此，对宋蒙战争四川战场的军事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青居城具有不亚于钓鱼城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遗憾的是，青居城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虽有少量研究成果出现，但主要集中于建城概况及遗址遗存介绍等方面。[3]关于青居城的营建、宋蒙双方对青居城的争夺，特别是蒙古占领下的青居城及其在东川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还鲜有专题研究。因此，宋蒙战争中的青居城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一 南宋营建青居城
1
营建背景
南宋宝庆三年（1227）和绍定四年（1231），蒙军两次袭破并蹂躏关外五州，致使南宋蜀口防线崩溃，蒙军得以在蜀地大肆劫掠。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突破大散关，强行“假道”南宋灭金，偏师沿嘉陵江南下，利、阆二州相继沦陷，顺庆府亦危在旦夕。时承奉郎胡元琰摄郡事，他“收散卒、定居民、谕叛将，以全阖郡”[4]，使顺庆全城免遭蹂躏。次年七月，宋理宗特地下诏褒奖胡元琰全城之功，奖其转官三资。
端平二年(1235)春，窝阔台兵分三路侵宋，其中西路军由皇子阔端、都元帅达海绀卜等统率，主攻四川。是年十一月，阔端军至石门，招降巩昌汪氏，次年八月，令其所部为先锋，大举攻蜀。十月，蒙军大破四川门户阳平关，而后长驱入蜀，四向攻掠。“一月之间，宋之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属府州军监关隘县砦俱陷没。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所属顺庆府而已”[5]。
此时蒙军志在抄掠物资，破坏生产，暂无略地之意。同时，阔端得知京湖战场蒙军统帅曲出阵亡，其后方基地京兆府又遭到南宋金州都统和彦威的突袭，因此只在利州以北地区留下少量军队，便引主力北撤。正因如此，地处川东的夔州一路及早有准备的顺庆等府州才侥幸免祸。
在此危急形势下，南宋朝廷开始重建四川防务，淳祐二年(1242)，宋理宗命余玠出任四川宣谕使，寻授四川安抚制置使，全权措置蜀地防务。在随后数年之内，余玠利用蒙古内乱之机，广纳良策，汲取四川军民结寨筑堡实践经验，陆续在川内大江沿岸险峰之上，扩建和新修了数十座山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5]卷四一
六至淳祐四年（1244），四川军事布防已初见成效，余玠凭借山城寨堡与蒙军展开了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淳祐五年至淳祐十一年之间（1245-1251），余玠又增筑了一批山城，进一步完善了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并积极为收复失地做准备。青居城即修建于此时，其目的在于控扼嘉陵江漕运，转运粮草军马，配合巴州地区平梁、小宁、得汉三城，反攻兴元
2
营建过程
青居城始建于淳祐九年(1249)，并非余玠首批修建的山城。究其缘由，或有两点：首先，余玠就任之初，蜀地州府均数遭劫掠，城防残破，不得不因山筑城，以为治所。而顺庆府受蒙军袭扰相对较少，甚至在绍定四年（1231）的“辛卯之变”及端平三年（1236）的“丙申之变”中也未受到太大冲击，因此暂无修城之必要。
其次，淳祐初年，余玠在嘉陵江沿线的布防重点在利州与顺庆之间，目的在于围堵蒙军沿嘉陵江南下之路。其上任之初已在顺庆上游布置了苦竹、大获、运山等多座固垒，因此宏观上顺庆府暂无建山城之必要。
此外，余玠所建首批山城，皆依山控水、地势险要，山顶宽平、可攻可守。青居山虽然山势陡峭，又三面环江，但“北江殊回远，不可为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马上，无大艰崎。”[7]在微观地形上也并不太符合余玠初期的选址标准。
但是，随着山城防御体系的初步构建和初见成效，余玠开始着力准备收复失地。利州失陷后，宋军失去对蜀道的控制，从而越发依赖嘉陵江水道。但嘉陵江沿线诸城中除钓鱼城外，苦竹、鹅顶、大获、运山等虽占据形势，但与嘉陵江之间都有一定距离，无法有效控制嘉陵江水道。
而青居山雄踞嘉陵江岸，曲流环绕，地处嘉陵水道及小川北道交汇之处，西通成都，东连夔峡，下蔽合渝，上援阆巴，正好符合余玠后期的战略布局和筑城理念[8]。
淳祐九年（1249年），余玠命甘闰筑青居城。甘闰其人未见专载，青居山大佛洞《重修东岩记》中称其为“金城甘大将军”[9]，金城即甘肃兰州。嘉熙四年（1240年），甘闰曾奉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之命于合州筑钓鱼山寨，即钓鱼城之前身。
宝祐二年（1254），甘闰又奉余晦之命在今盐亭县紫金山筑城[10]。可见其是一名极富筑城经验的军事将领。选择由甘闰负责筑城事务，反映了余玠对营建青居城的重视。甘闰到任之后，履地择险，大兴版筑。依据青居山三峰并立、北陡南缓的地形特征，甘闰在筑城之时有所侧重。
城北临江险地依靠绝壁防守，城南缓坡地带则依山势广筑城墙，并接于东岩以为外障。从调查情况来看，青居城主要的城防设施分布在城南，且可能存在多重城墙及瓮城。青居山三座山峰被城墙连为一体，形成了完备而坚固的城防工事。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青居城可能并非局限于青居山范围内。参考神臂城、钓鱼城等同期城堡，曲流环绕的牛肚坝等区域可能是其水寨或外围据点，至少是重要的生产区域。1997年夏，青居镇牛肚坝上九村七组农民苟秀琼扩建晒坝时，曾于约2米深的地层中挖出铁锅一口，锅内还有北宋大观通宝铜钱一枚。
经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姚政教授考证，此铁锅或为南宋军用炊具，与青居城关系密切，当为南宋败亡时埋于地下[11]。此说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居城绝非孤立于青居山范围内的一座孤堡，而应该有着广阔的外围纵深地域。当然，其具体辐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工作来确定。
3
南宋对青居城的经营
青居城建成之后，南宋对其经营可谓苦心孤诣。余玠在任期间，将顺庆府治、南充县治及沔州都统司驻军迁入青居城内，使之成为集军事、行政、民生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山地城堡。在行政上，府县同治；军事上，为戎司驻地，屯驻三千大军，在兵力配备上仅次于制司驻地重庆城、利戎司驻地云顶城和兴戎司驻地钓鱼城。
府县治所及戎司大军的迁入，提升了青居城在山城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和级别，使之成为四川地区著名的“八柱”之一。淳祐十一年（1251），余玠提兵北伐兴元，青居城正是其重要的后勤基地。
从淳祐九年（1249）筑城开始，甘闰受命驻守青居城。淳祐十二年（1252），甘闰还在东岩大佛洞兴工修寺，妆彩造像[12]。时值余玠北伐失利，或许甘闰已预料到蒙军南下之时不远，于是在修城备战之余，也希望通过“广竖福田”的功德活动，寻求神佛庇护，从精神层面增强军民守城抗敌之信心。
宝祐元年（1253），南宋朝廷对四川军政帅首进行了调整，余晦接替余玠出任四川制帅。次年，余晦将甘闰调往盐亭筑紫金城，在此之前，甘闰很可能一直驻守在青居城，先后经营此城长达6年之久。
南宋朝廷选用何人接替甘闰镇守青居未见史载，情况不明。但不可否认，宋朝君臣始终非常重视青居城的守御。除了选任守将外，还体现在对青居城军器进行及时补充和更新。
1977年，高坪文管所在青居城附近采集到一柄宋代铁刀，刀脊上刻有“宝祐乙卯四川制置副使蒲大监内创造”的铭文[13]。宝祐乙卯即宝祐三年（1255）。宝祐二年（1254）闰六月，宋理宗命蒲择之“为军器监丞，暂充四川制置权司职事”。[14]宝祐四年（1256）三月，又诏令蒲择之“权兵部侍郎、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15]
因此，铭文中的“四川制置副使蒲”为蒲择之无疑。从时间上看，此铁刀为蒲择之出任军器监丞次年监造的兵器。其出现在青居城附近，可为南宋朝廷和四川制司重视青居城军器补给和更新提供新的确证。
宝祐六年（1258），青居主将为段元鉴。段氏亦不见专载，但据相关史料，宝祐初年他曾任隆庆知府。宝祐二年（1254），段元鉴率军苦战收复被蒙军占领的安西、苦竹、隆庆诸堡，并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城寨的防御工事，使蒙古军不得不从剑州境内撤退。
苦竹隘遗址现存的东南门就是段元鉴收复此隘后主持修建的，城门券心石上仍保存有段元鉴宝祐乙卯（1255）七月镌刻的题记一则[16]。至迟到宝祐五年（1257）四月，隆庆府及苦竹隘守将已为杨礼[17]，而此时段元鉴或已调守青居。
宝祐六年（1258），段元鉴奉四川制帅蒲择之的命令率军配合安抚刘整据守遂州江箭滩，阻击蒙古大将纽璘，此时他率领的军队当是青居城守军。虽然此战宋军败阵，但段元鉴仍不失为一员猛将。此后，他一直镇守青居城，直至宝祐六年（1258）十二月被刘渊所杀。
以善筑者筑之，以善战者守之，正是南宋朝廷重视青居城的表现。
二 蒙军占领青居与东川帅府建立
1
蒙军占领青居
南宋苦心经营青居，希望将其建设为嘉陵江中游的中坚城堡，但从实际产生的效果来看，青居城在建成之后，却并没有实现南宋的预期目的。
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蒙哥即蒙古大汗之位，随即令其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次年七月，蒙哥汗命忽必烈出征大理。八月，忽必烈军至临洮，“命总帅汪德臣以城利州闻，欲为取蜀之计”。[18]利州为蜀之咽喉，本是南宋在蜀北的军事战略要地。宋宝祐元年（1253），汪德臣奉忽必烈之命正式修治利州，屯田戍守，牢牢控制了蜀北门户，使之反过来成为了蒙古大军进攻四川地区的桥头堡。
宝祐六年(1258)，蒙哥亲征南宋，先后招降云顶城，攻克苦竹隘和鹅顶堡。是年十一月，蒙古大军进攻大获山，守将杨大渊以城降。同月，蒙哥汗派遣骁骑略青居山，但段元鉴据城固守，蒙军未有所获。
十二月，蒙哥汗令杨大渊招降运山城守将张大悦，大军沿嘉陵江南下围至青居城，“裨将刘渊等杀都统段元鉴降”，[19]青居城落入蒙古之手。自淳祐九年（1249）始建至宝祐六年（1258）陷落，青居城在宋军手里只存在了九年即被蒙军占领，成为了“防蒙八柱”中守御时间最短的城堡。
宝祐六年（1258）十二月，蒙哥占领青居城之后，曾驻跸青居山（又称重贵山）。随即遣使招谕各地未附州县，于是隆州守县及大良城等相继投降。同月，蒙哥命宋人晋国宝招谕合州守将王坚，王坚不但拒不接受，还于次年擒杀了晋国宝，此举使蒙哥大为恼怒。
开庆元年（1259）正月，杨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20]二月，蒙哥“命大将浑海都以兵两万守六盘，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又命都元帅纽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蔺市”，[21]以青居为基地，亲率大军进攻钓鱼城。由此可见，此时的青居城已成为蒙哥进攻钓鱼城的后方基地
2
东川帅府建立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军大将汪德臣战死于钓鱼城下，皇侄寿王乃以德臣长子汪惟正权袭父爵，佩其金虎符，为巩昌便宜都总帅，统率巩昌诸军戍守青居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遂真授焉”，对此任命重新予以确认[22]。
同时诏谕“西川、潼川、隆庆、顺庆等府各处山寨归附官吏，皆给宣命、金符有差。”[23]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之争。中统元年(1260)，阿里不哥命大将阿蓝答儿提兵南下，与驻守六盘的浑海都部会合，图谋占据秦蜀之地[24]。
忽必烈分汉地为十道，并京兆、四川为一道，命廉希宪为宣抚使，遣使安谕六盘。浑海都杀使者罗台，起兵造反，并“遣人谕其党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使各以兵来援”[25]。
据《汪惟正神道碑》记载，浑海都以六盘兵叛并欲北归，此时关中已无兵备，廉希宪只得命令秦、巩诸军进击六盘而追袭之，一时间甘、凉嚣然。而此时乞台不花守青居城，有兵数千，又心怀异志，实为战局之巨大变数。
正如后来廉希宪派人与戍守青居的汪惟正联络时所说：六盘、青居实相表里， 废一旦，诸军称乱，蹂汉中，出散关，秦力不支，以重朝廷西顾忧，公将奈何？[26]
值此危局，廉希宪先命驻守成都的刘黑马诛密里火者，又遣使联络青居主将汪惟正，陈以利害，“惟正即命力士缚乞台不花，杀之。”[27]才使秦、蜀地区得以初步安定下来。此役，汪惟正居功甚伟，忽必烈为嘉奖其功劳，“诏东川军事悉听处分”[28]。
在后来平定火都之乱和土鲁叛乱时，汪惟正及其率领的青居兵也是绝对主力，屡获奇功。因此，汪惟正与青居守军在帮助忽必烈赢得并巩固统治权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置征南都元帅府于青居山之龙笻坝，令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与汪惟正同戍青居，措置东川军事，标志着元朝东川帅府的建立。青居城由此成为元军进攻南宋的重要军事指挥中心之一。除东川帅府外，大获城降将杨大渊、运山城降将张大悦、大良城降将蒲元圭三人，各于驻地行帅府事，与青居合称“蜀四帅府”。
四帅府中，“清居南迫合，独受敌锋，为三帅扞蔽。”实乃宋、元两军对垒之前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其守将职衔较高，地位为四帅府之首。汪惟正与其叔父汪忠臣在青居“开屯田，练军实，遥候斥，诇强邻，入必摧壤其军，不令弃去。”直面宋军不时溯嘉陵江来袭的大部压力。
可以说，其他三大帅府后来得以“岁拔敌栅垒，掠敌府库，刘其人民”，甚至一度“逞志于忠、涪、夔、黔、万、施、云安之间”，[29]皆得益于青居城独“当其坚重”之功。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取得蒙古内战的最终胜利，重新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攻伐南宋上来。是年十一月，忽必烈将东西两川都元帅府一分为二，以原征南都元帅钦察为阆、蓬、广安、顺庆、夔府等路都元帅，又以杨大渊为东川都元帅，令与钦察同署事，戍守青居城。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置东川路统军司于青居城。
至元十年（1273），罢四川行省，改设东西川行枢密院，“以巩昌二十四处便宜总帅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东川阆、蓬、广安、顺庆、夔府、利州等路统军使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东川副统军王仲仁同佥行枢密院事”，[30]而东川行台设于顺庆，故又称东川府。
自中统元年（1260）东川帅府建立，到至元十五年（1278）徙顺庆府于旧治，青居城长期是蒙古在川东的大本营。作为“四帅府”之首的青居城，主要负责对南宋四川战场最高军政指挥中枢——重庆城和钓鱼城展开军事进攻，同时积极配合其他帅府攻袭南宋重要城寨。
如中统二年（1261）冬，移戍青居城的东川都元帅杨大渊调兵“于渠江滨建虎啸城，以逼宋大良城”[31]。中统四年（1263），青居将领赵匣剌守虎啸城，大败夏贵。后又率军攻钓鱼城及大良城，屡败宋军。[32]至元三年（1266）冬，青居帅汪惟正“遣其将李木波等由间道袭开州”，配合阆帅杨文安进攻开达地区。
至元十一年（1274），青居山蒙古万户怯烈乃、也里只等率军配合杨文安进攻达州，“直趣云安军，至马湖江与宋兵遇，大破之，遂拔云安、罗拱、高阳城堡”[33]。
如此实例，不胜枚举。随着战事的发展，蒙军还吸收宋军筑城经验，采取“攻势筑城”之法，以青居城为基地，在嘉陵江、渠江流域修筑了大量城寨，其中渠江流域的虎啸城、东安城、章广寨、三台寨及涪江沿岸的武胜堡等重要城寨皆为青居将领所筑，对宋军山城防御体系构成了极大威胁。
而东川帅府的一大批军事将帅，如钦察、汪惟正、合剌、汪良臣、汪忠臣、李忽兰吉、张庭瑞、怯烈乃、也只里、赵匣剌、赵阿哥潘等，皆为骁勇善战之辈，为蒙军取蜀灭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宋蒙对青居的争夺
事实上，宋蒙双方对青居城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咸淳年间，宋度宗在召见沿江安抚使朱禩孙时，尚且问询“云顶、清居如何”，而朱禩孙也认为“今惟清居最紧要，须是清居寇去，然后渠、广无忧，夔路方可捍蔽。”[34]元东川帅府建立后，青居城一跃成为忽必烈平定四川的军事指挥部，反成宋军大患。
鉴于其地位之重，蒙古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宋军反攻青居。如早在蒙哥占领青居城后，即令蒙古新军万户镇抚郑温（也可拔都）“分军守逻青居、钓鱼等山”[35]；至元四年（1267），驻守青居的汪良臣为防合州宋军的袭击，奏请于青居“南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胜军、母德章两城”，[36]作为青居城的屏蔽，“控扼江南，以当钓鱼之冲”[37]。
事实上，在青居城陷落于蒙古军之后，宋军也确实组织了多次反攻，以期夺回此城，以缓解钓鱼、重庆等城及夔路诸州的军事压力，从而跳出蒙古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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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万寿反攻青居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时，戍守青居城的巩昌汪氏曾多次受命平叛。中统二年（1261），火里叛，也是青居帅汪良臣率军讨平。此时忽必烈的军事重点在于平叛，因而暂时放缓了对南宋的征伐，而青居主将又一度受命平叛，这就给宋军反攻青居城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时机。
此外，中统二年（1261）夏，南宋神臂城守将刘整以泸州十五郡降元，继钓鱼城失掉青居城屏蔽之后，四川军政指挥中心重庆城也失掉了长江防线上游的屏障，直接曝露于元军铁骑之前。面此危局，宋军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攻为守。
于是，四川制置使俞兴、四川宣抚使吕文德等先后出兵讨伐刘整，以期夺回泸州。而宋将昝万寿则率战船两百余艘，溯嘉陵江而上，从水路反攻青居城，与巩昌汪良臣在青居城外嘉陵江上展开了激烈的水军大战。据《元史·汪良臣传》记载：良臣伏甲数十艘其后，身先逆战，万寿败走，伏发，几获之。[38]
此战双方投入的具体兵力无从得知，但从双方参战的战船数量来看，此战规模不小。这是青居城失陷以后，宋军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攻行动，意在夺回青居，以缓解宋军在嘉陵江下游的军事压力。只可惜此次争夺并未达到宋军的预期效果，反以宋军大败，统帅昝万寿几被擒获而告终。
元军取得此战胜利之后，“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察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令行省铨定职名给之。”[39]表明忽必烈对此战结果甚为满意，同时也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青居城的重视。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以往在论述宋蒙军事力量对比时，往往强调蒙军的优势在于具备超强机动性的陆路骑兵，而宋军则胜在拥有蒙古所没有的庞大水军。但随着对金，特别是对南宋战事的发展，蒙古也逐渐掌握了一支重要的水军力量。在与南宋水军的不断交锋中，这支水军力量逐渐成长，并最终抵消了南宋水军的优势，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发展至鼎盛，成为元朝灭亡南宋极为重要的军事力量。[40]
从军政级别上讲，青居城是元军在川东的军事指挥中心，地位高于其余三帅府，其军政设置应更为完善，很有可能设置有水军基地。从地理位置来讲，青居城与大良城遥相呼应，分别控扼嘉陵江、渠江水道，南迫合、渝，是“四帅府”中距离合州、重庆最近的两座城堡。于此二城设立水军，居高而临下，其势如破竹，元军不可能弃此天然优势而不用。从军需后勤上看，进攻四川的蒙元军队长期依赖漕运物资，而嘉陵江漕运，更是蒙元取蜀之关键[41]。
为了保障嘉陵江漕运通畅，蒙元在嘉陵江沿线要地设置诸漕运司，其中顺庆漕运司即设置于青居城[42]。此外，昝万寿率领强大水军反攻青居却大败而回，亦可证明元军在青居城附近部署着一支规模较大，且具备丰富作战经验的强大水军。其目的在于护卫青居、保障漕运及用兵合、渝。
2
刘雄飞反攻青居
忽必烈获得蒙古内战胜利之后，开始加紧征伐南宋，并于中统三年（1262）至中统四年（1263）先后派军进攻嘉定、巴州、渠州、重庆等地。而自昝万寿兵败青居之后，宋军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也接连发动了多次对元军控制区域的反攻。
如中统三年（1262），吕文德收复泸州[43]；中统四年（1263）五月，“宋安抚高达、温和，进逼成都”[44]。同年（1263），南宋四川制置使的刘雄飞亲率大军进攻青居城。刘雄飞其人，《宋史》无传，曾于宋景定二年（1261）五月知夔州，任夔路安抚使；十一月，迁“和州防御使、枢密副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
景定四年（1263），为“枢密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财赋、夔路转运使。”[45]可见，刘雄飞率军争夺青居之时，已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元史》中关于此战的记载主要有两条，《元史·赵匣剌传》载：
（中统）四年……宋刘雄飞以兵犯青居山旧府，匣剌与战于都尉坝，败之，斩首二十余级。[46]
而《元史·赵阿哥潘传》载：
宋制置使刘雄飞进攻青居山，阿哥潘击之，宵溃，四川大震。[47]
中统四年（1263），元军在青居城的最高统帅仍为钦察及汪惟正。赵匣剌与赵阿哥潘皆为东川帅府骁将，共同参与了与刘雄飞的大战，并最终取得胜利。此战双方投入具体兵力不详，但早在中统四年（1263）正月，忽必烈先“敕李平阳以所部西川出征军士戍青居山”，紧接着又“敕总帅汪忠臣、都元帅帖的及刘整等益兵付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48]
也就是说，此时东川帅府已集结五部军马，严阵以待，刘雄飞既敢反攻青居，其所率宋军规模也必然不小。此外，是年初，戍守青居的汪忠臣、史权还抓获宋军间谍六人，并“械系至京师”[49]。可见宋军在此次反攻青居之前已做了长久的准备工作，甚至派出间谍打探军情，足见其对此次反攻之战的重视。
而度以常理，刘雄飞既为四川军政帅首，亲率大军反击青居城，其兵力也不可能太少。此战以宋军“宵溃”而终，四川大震，影响颇深。
需要注意的是，《元史·赵匣剌传》中明确提到此次宋元交战的地点在都尉坝，而非青居山。都尉坝在今南充市嘉陵区，南距青居城约10千米的嘉陵江西岸。刘雄飞自重庆而来，欲攻都尉坝必须绕过青居城。
如此大费周章，证明此处或为元朝东川帅府除青居山城之外的又一重要基地，甚至可能就是东川帅府的水军基地。当然，此说仅为推测，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确定。
3
赵安夜袭青居
蒙军在对宋军城寨进行军事征伐的同时，也常对宋军守将进行政治招降。南宋德祐元年（1275）正月，宋达州守将鲜汝忠率部投降，开、达陷落。六月，宋嘉定宣抚使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紫云诸城降元，“已而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其后，元军“合兵围重庆，作浮梁三江中，断援兵”[50]，自秋至冬达数月之久，重庆城援绝粮尽，深陷困局。
张珏多次派遣死士进入重庆城内，许诺救援，并为之规划守城御敌之策。德祐二年（1276）正月，为解重庆危局，张珏“遣其将赵安袭青居，执安抚刘才、参议马嵩归。”[51]姚燧《便宜副都总帅汪公神道碑》对此战也有简要记载：“又贞肃（汪惟正）去清居，敌夜大至，火民居，缚刘帅去。”[52]此处的“刘帅”与前文所载“安抚刘才”当是同一人。赵安此次选择夜袭青居城，应是汲取了昝万寿、刘雄飞正面进攻受挫的教训。
元朝青居守将措不及防，赵安领军攻入城内，放火烧毁民居，擒拿守将之后趁乱撤离。值得一提的是，从张珏的战略意图来看，此次派军夜袭青居主要是为了吸引元军注意力，以减轻重庆压力，而并非占领青居城。而且，从当时整个四川战场军事格局来看，元东川帅府的前沿阵地已沿嘉陵江向南扩展到距离钓鱼城更近的武胜堡一带，宋军占领青居城的意义已不如当初。
另外，此时宋军也不具备长期占领青居城的实力和必要。但是，面对宋军的偷袭，正在围困重庆的东川统军使合剌却不得不分兵回守青居，这就使得困守重庆的宋军压力大减。从这一层面来看，此次反攻青居是成功的。
除反攻青居外，同年二月，张珏又派部将张万用巨舰装载精兵，断内水桥而进入重庆城；四月，会合重庆守军出击凤顶等寨堡；六月，以泸州刘霖、先坤朋为内应，遣赵安、王立等攻破神臂城，执叛将梅应春杀之，光复泸州。
至此，围攻重庆的元军逐渐退去，转而围困泸州。张珏此次反攻青居与泸州，实为“围魏救赵”之举，战略意图上有别于昝万寿和刘雄飞组织的反攻。从最终战果来看，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也基本达到了其预期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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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收复青居
以往在谈到王立之时，多言及其举城北降之事，认为他是叛宋之臣，降元之将。但也有人肯定王立全活一城百姓之功德，认为其“所全实大哉”。[53]王立降元的是非功过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其守合前后的御敌之功是不容抹杀的。王立本为张珏麾下猛将，曾多次受命主动攻击元军控制下的城寨。宋咸淳二年（1266）十二月，张珏命王立与史炤以死士五十斧夜袭并收复了大良城。此战重新疏通了渠江水道，为夏贵反攻开州创造了条件。德祐二年（1276）六月，王立又与赵安等将率兵攻神臂城，擒杀叛将梅应春，光复泸州，解除了重庆危局。此二战足见王立之勇谋。 关于王立反攻青居之事未见正史记载，元无名氏所撰《钓鱼城记》有关于此战的简要记录： ……安抚张珏以功升渝州制置使，继以王立为安抚。立至任，益严守备，兵民相为腹心。声息稍缓，即调兵讨捕邻邑之降北者，取果州之青居城，复潼、遂州境土，攻铁炉城堡，承命旌赏，擢授迁秩矣。[54] 由上文可知，王立继为钓鱼城主将后，“益严守备，兵民相为腹心”，调兵讨捕附近州县降元之人，并四处出击，攻取了青居城，收复了潼川、遂州等地。可见其帅守钓鱼城初期，抗元是非常积极的，并且收复了部分失地，更使宋军复取青居城的夙愿得以实现。
王立成功复取青居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此时元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已沿嘉陵江推进至距离钓鱼城更近的武胜军一带，青居城军事大本营的作用有所削减，防务亦有松懈，给王立复取青居造成了可乘之机。事实上赵安成功夜袭青居一事也能说明青居城的兵力已大不如前。 其次，德祐二年（1276）正月，赵安成功夜袭青居，可为王立反攻青居提供情报参考和经验借鉴。以时局观之，王立此时夺回青居，实于大局无益。不久之后，南宋朝廷投降元朝，夔路诸州包括制司驻地的重庆城也终告陷落，钓鱼城成为一座孤城。大势所趋之下，王立经过综合考虑，亦不得不举城降元。但是从此战也可以看出，王立在战局极为不利的情况之下，仍然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挽救危局，并且一度收复失地，足见其抗敌守土之坚决。
总之，青居城在被蒙军占领之后，成为了宋军的巨大威胁。自此后，蒙军在东川的几乎所有军事行动，皆由坐镇青居的东川帅府统筹指挥，给宋军占领下的重庆城、钓鱼城及夔州路诸城寨造成了极大压力。为此，宋军先后组织四次较大规模的反攻军事行动。
这四次反攻行动大的战略目标是相同的，但是受所处战争形势变化的影响，前期与后期实际上又有所差异。前两次主要为了重新夺回青居城，使之继续作为宋军的前沿堡垒，属于宋军的主动军事进攻计划。而后两次反攻，实为“围魏救赵”之策，旨在转嫁钓鱼、重庆诸城的军事压力，因此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结语
青居城在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中坚作用，但却在蒙军“取蜀灭宋”的战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蒙军以青居城为基础实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对南宋四川军事防御布局造成了重大威胁，深刻地影响了宋蒙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往研究宋蒙战争，特别在探讨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之时，往往站在南宋的立场上，以反击民族侵略的视角来看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正是因为这种立场，使得以钓鱼城为代表的“抗蒙”山城受到极大关注，其历史地位也得以无限拔高。而以青居城为代表的降元城寨，历来所受的关注极少，因此研究进展缓慢，其历史价值也难以凸显。实际上，从当时整个四川战场的战争格局来看，宋蒙双方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指挥和调度中心。南宋的砥柱是钓鱼城与重庆城，而与之对应的蒙军大本营正是青居城。
因此，可以说青居城之于蒙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钓鱼城对于宋军的重要性。以考古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来看，青居城与钓鱼城都是研究宋蒙战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宋元以降，青居城受到过多次重修利用，但也遭受了多次破坏。城内古代建筑无一幸免，城防遗迹也多有损毁。因此，目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很多疑问亟待解决。如南宋青居城城防系统外延至何处？元朝东川帅府是否建有水军基地，位于何地？青居城内部功能分区究竟如何等问题，还有待今后考古发掘的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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